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代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代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增强。六朝作家对鬼神怪异往往信以为真，因此在小说中采取“实录法记载鬼神之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曾经公开声称写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唐人对鬼神之事普遍表示怀疑。他们在小说中记载神鬼怪异，并非把它们当成真人真事，而是假托鬼物，以增强小说情节的曲折性。《任氏传》作者沈既济自称“志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说”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他们明知鬼神是怪异离奇的，却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描写，这些做法体现了唐人小说创作的自觉性。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情节的处理上，唐代小说创作基本上做到了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唐代小说作家并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小说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古典诗文自《诗经》开始，便建立了“寄托的传统。古典小说在其发生、发展的起初阶段，这种”寄托的特点不太明显，到了唐代小说才充分体现出来，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经指出唐人小说“鬼物假托的特点，《李娃传》《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等唐代小说作品都清晰地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抒写个人情怀，反映时代背景。这些小说构筑人仙相恋、梦入蚁穴、弱女报仇等等离奇怪异的情节，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唐代小说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史传作品“实录的方法要求做到事件真实、用词凝练、语气平缓，这样必然限制了作品艺术的发挥；唐代小说创作突破了“实录的束缚，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唐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着大量的感情色彩，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如《霍小玉传》成功塑造小玉美丽而痴情的形象，《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柳氏传》中的柳氏等女性形象也像霍小玉一样多情、善良，感人至深。

    唐人小说作家还注重细节描写和场面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作品的细节描写，如《任氏传》刻画狐女所特有的细节，体现了任氏作为狐女的羞怯与谨慎。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多的，而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合理的艺术想象，一味追求情节的传奇性，很容易陷入荒诞。场面描写也是唐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运用夸张、白描等艺术手法，烘托小说氛围，如《柳毅传》中钱塘君出场一节，有声音，有色彩，还有动作，构成一幅气势磅礴的场面，有力地衬托出钱塘君威猛的形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曾经将“唐人以前与“宋人以后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可见，在情节的虚实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作品的艺术性也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

（编自《光明日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对吗？》）

    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②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③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④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⑤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方寸之间中国印

卢浪沙

    ①“印”，别称玺、节、宝、章、记、信、押、戳、图章、关防和篆刻等。中国的“印文化”，发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且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印”，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②中国印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实物见于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等，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拍，这是一种在陶坯上抑印纹饰和标识的器具，这一文化征象或早于文字。因天赋的权信功能，“印”很快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翼子”和“奇字”玺等实物看，当时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古籍对“印”的诠释为：“印，信也”、“执政所持信也”和“王者信也”等。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上文字虽无实物可据，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后人所编，却间接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③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儒、释、道和帝王文化四大体系，那么帝王文化影响最大，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秦王朝统一后，“玺印”也“正式”被选定为帝王文化的物化精髓和表征，成为极权制度的管理工具。

    ④秦王朝虽二世而亡，然其所奠定的玺印体制，已成为中国官僚政体与社稷存废的象征。御玺的转递也成为皇权禅让的标志。

    ⑤随着纸的发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字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竹木简牍逐渐被纸所取代，用印方式及规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至隋唐完成了印史上的一次大转变，官员任命逐渐和职官印相分离，官署公章替代了职官印，印章使用方式亦以钤朱取代封泥。

    ⑥六朝时印章始与书画结缘，并很快成其构成的点睛元素。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即多有记述。而唐太宗李世民自书“贞观”印，唐玄宗李隆基自书“开元”印等，更开鉴赏用印之时尚。官僚和文人雅士纷纷仿效，文人斋室、书简往来、年号、别号、世籍门族以及抒情寄意和祈福辟邪等闲章形态和功用逐渐兴盛。北宋时收藏、研究古玺印和金石文字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诸多的印谱专著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王顺伯的《汉晋印章图谱》等。明清以降，众多的文人书画家，以叶蜡石等软质材料取代金、银、铜、玉等硬质材料，且直接参与刻制，扩大了印章的文化内涵和个性风貌，涌现出诸多的篆刻大师和流派。中国“印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领域，文人篆刻逐渐成为印章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体系——印学（亦称篆刻学）。

    ⑦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品质，渐成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物件。因其便于携带，可随时把玩自怡，而日见受宠。看似小道的篆刻，学极深邃，既兼书法、绘画和雕刻诸技艺，且蕴含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字学等信息，渗透着篆刻家对社会与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

    ①美术承载了中华美育大德至善的社会理想。自古及今，美术都是中华美育的重要承担者和传播者，蕴涵了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美德结合的价值观念。

    ②谈到中国传统美育，人们常会追溯到《礼记·乐记》之“乐与政通”和《诗大序》之“美教化，移风俗”的乐教、诗教思想。在这些思想中，美育具有近德、辅政的功能，并通过诗文、图画等形式共同实现。因此，从上古三代至秦汉魏晋，美术与“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道德教化紧密相连。

    ③近代，虽然“美术”概念与相关学科建设均紧随历史进程不断更新，但以美辅德的美育核心观念依然未变。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上世纪50年代，张葱玉在《古代绘画的厄运与幸运》一文中指出：“人民和一切艺术工作者乃有可能接近并认识祖国艺术的伟大传统，从这些艺术品中得到营养和教育，从而发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这些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大家学者都认为美术能够滋养人心，进而辅翼德化、补益家国正道。

    ④另外，从古代以壁画、雕塑中的形象和故事来劝善止恶，到近代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以护生等题材绘画引人向善，从诸种实例中都可以发觉：家国大德润濡了个体的至善，个体向善又融汇成国家和民族的大德。这其中，美术的功效不容忽视。以记录时代精神、蕴涵正能量的美术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德与至善，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美育实践之所需。这种凝注道德关怀、家国意识之阳刚大气的艺术风范，既是中华美育传统赋予美术创作的天性，也是抵御和匡正时下某些形式浮华而本质虚空、一味推崇浅簿娱乐而忽视高远追求的艺术创作之利器。

    ⑤美术应担负起中华美育知行并重的实践使命。《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文化素来讲求知行并重，中华美育导源于此，这一特征随之浸润其身。

    ⑥全面、系统地研究美育理论是推进美育工作的必要基础，而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美育实践探索及相关经验总结也是望中所期。以美术为立足点，观察当前的美育实践，有如下几点有待思索的问题。

    ⑦在融媒体时代，需要找寻契合现代节奏和年轻人接受习惯的美育途径。比如，尝试更新经典美术作品传播手段，使其与大众审美习惯、思维方式对接，滋育年轻人亲近经典的旨趣和能力。把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传播给大众，才能在融入当代气息的同时承古开新，承嗣中华传统艺术渊雅精微之美。

    ⑧我国公众，包括整个青少年群体，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常态化亲近程度，还有深化、提升的空间。同时，目前还存在地区、城市之间美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面对这一现实困难，艺术类院校众师生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美育普及工作，部分院校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如成立美育实践基地、开展美术等艺术专业支教活动。

    ⑨努力构建一个崇美、知美、弘扬美、实践美的社会环境，让美育突破学院围墙，拓展到整个社会。近年来，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在硬件上为普及美育提供了一定支撑。但以美术全方位滋养民众身心，营造宽宏的美育空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⑩林风眠曾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艺术的第二种利器，是他的力！”这美与力，也是中华美育传统给予当代美术的一份殷殷希冀。以美术之美化育个体的醇雅人格，以美术之力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9-3-24期，有删改）

    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职业唱词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广。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周邦彦等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

    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

（节选自尚光一《唱词业催化下的“商品词”》，有删改）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大多数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

（摘编自《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还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

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很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没时间。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而工作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