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

冯至

    ①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途，而《雪朝》中的六位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②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谈些文学上问题，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③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④由虚心产生出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⑤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也就是回到北平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⑥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⑦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10月4日，江平搬离养老院，回到位于北京南四环温泉公寓的住所。公寓里的一切保持原貌：几盆绿植长势喜人，墙壁上挂着他最钟意的一幅照片——某次演讲时，他双手分开，向上延展，整个姿态仿佛在呐喊着什么。

    尽量减少外出时间，让自己习惯于老年生活——他即将迎来85岁生日，“老去”的困境无法逃脱，只能接受。让他矛盾的是，某些重大时刻，他又忍不住在公众场合出现，思考、发声、呐喊。

    纵观江平的一生，法治二字始终贯穿。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尤其是从起草民法典到《物权法》出台，长达近30年。面对争议，江平选择与一众法学家集体高调回应。2007年3月16日，“五年八审”的《物权法》终于高票通过。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江平总结，当时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或者说，法律本身也被当作一种工具，容易受领导意志和行政力量干预。

    江平是那一代人中声誉最隆的法学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无限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从某种意义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当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的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姜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看待案例，他却能把制度融进案例，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的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江平常说，包括他在内的这一代法律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架“人梯”，在接受过现代法律教育，拥有法治理念后，被投放到教育岗位，为硕士生、博士生，花费七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搭建一架学习法律的梯子。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唤醒未来中国的法律人。直到现在，法大每一个学生都会在毕业的时候穿上一件文化衫，上面印着江平在30年前手书的一句话：只向真理低头。

     63岁那年，江平卸任一切公职，继续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和在公共法律事件上表达意见来发挥影响力。到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后，江平激烈抨击收容遣送制度。重庆李庄案第二阶段，已经81岁的江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加入李庄案法律顾问团，为捍卫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合法权益鼓与呼。

    总有人问这位跌宕一生的老人，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他总是笑眯眯的：“这个社会总是朝向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发展，这是我始终相信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总是乐观的。”在江平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缓缓落幕。“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承上启下，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学生。”他愿意一点一点地看着国家改变，“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更好一些”。

（选自《人物》，有删改）

链接材料：

①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②在北京西山劳动反省时，一次抬重物过铁轨，由于心力交瘁，他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直拖出去十来米远，性命保住了，但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江平写下的诗中有我们难以体会的心境：“残肢逆遇何足悲，伤情失意安得摧。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

① 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

（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

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

（摘自“中华新闻网”）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屠呦呦在1970年代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是源于当时战争的需要。越南战争期间。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并会同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

    按照当时的部署，“523”项目分了几个研究组，其中临床研究组赴疟疾疫区，观察先期研发出的疟疾预防药的效果；中医药组一方面查阅文献，一方面深入民间，寻找治疗疟疾的秘方和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时还在疫区就地试用观察；还有化学合成药组，与药厂合作，进行合成、筛选新药的工作。

    1970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根据她2009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记载，当时他们共筛选了两百多种中药，并终于在1971年10月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后来又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

    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了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的《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在《化学学报》发表的《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又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

    人们一度认为，抗疟药物的结构中必须有含氮元素的环才能有效，但青蒿素却完全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长期困扰医学界的对喹啉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在非洲，由屠呦呦主持研发的新一代抗疟药双氢青蒿素（商品名“科泰新”），广泛用于抗疟治疗，被誉为“神药”。有人甚至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叫“科泰新”。

    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她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还曾经因为在条件较差的实验室工作，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都积极主动地完成。

    当年的科研人员们的献身精神，在屠呦呦和她团队人员身上等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她们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回忆起当年的行为，屠呦呦说。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取材自林晓娜同名报道）

沈从文，他在痛苦中开花

    4月1日清晨，醒得太早。随手翻开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书信集，其中有些是他生前没想到会发表的自呓般的文字。自1949年1月到8月，正是沈从文被人认为“精神失常”的一段岁月。他在妻子张兆和的信上乱圈点，内容大致为：我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没人知晓；生活已经失去意义。

    那时他因郭沫若的一句“反动文人”的定论而否定自我，直觉自己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精神压力巨大的他应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邀住在他们清华园的家里，以疗养身心。许多真挚的朋友巴望他早日康复，他反复自语：没人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

    在呓语里，他说：“翠翠，你在一点零四的房间里酣睡，还在想着我吗？我死了也想着我吗？”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那个小说中“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人，也是沈从文自己啊。原来，他一直未能忘怀少年的情怀——他在自传里，写下了一段孽缘：一个女孩趁着他的爱情正燃烧时，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而他将曾在自传中落笔的美好感情，嵌入了小说《边城》中。

    许多年后，他还挂念着她。而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也排在翠翠的后面。我终于理解了他对张兆和的爱恋，有许多无法言述的情愫。其中有许多映照着对翠翠的憧憬：美丽、忠诚、纯真、微黑。而张兆和还多了翠翠所没有的大家闺秀的才气。沈张二人的恋爱，未必为对方完全懂得，却可恒久。因为他对自己的懂，因了她的纯粹高洁。

    幸好，他有她。那个虽然不太懂得他，却一直用自己温暖坚定的爱心去支持和抚慰他的妻子。后来他曾在家自杀，也幸亏担心着他的她匆匆从干校返回，及时发现而救了他一命。

    从此以后，沈从文开始了另一条命。他的痛苦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他丢掉了那支光彩夺目的文学之笔，开始托生为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我仔细读过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注】与其他关于“瓶瓶罐罐”的文章，功力胜于如今的文物专家不知多少倍。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不论什么文物入了他的眼，所有的来龙去脉都清晰起来。许多人都震惊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渊博深厚的古文及古文物功底。他只是微微一笑，甚至对于“故宫解说员”的工作，也做得尽心尽责。在文物面前，讷于言的他，随时可口若悬河。

    他埋葬了文学世界里的沈从文，成就了文物专家沈从文。无法言说、无处排解的痛苦，开成了一朵朵奇葩。看到那些一丝不苟的文字，与之前的文学之笔截然不同，但也同样圆润、朴素、悠远，印着他个人的标记。只是，我依然会有流泪的冲动。有些人的有些转身，即便与世无争，即便毫无声响，即便当事人一直微笑，也让旁人难以释怀。

    在北京一个小巷里的一间斗室，沈从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文物研究。他美丽忠诚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有时，上顿的饭菜凉了，他还在不辞劳苦地涂抹写画。张兆和只能倚门无奈地一笑，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了什么要如此自苦。她只能安慰自己，毕竟他已经“正常”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沈从文，天分过人，外表温和，内心倔犟。当年郁达夫好心劝慰这个在小旅馆流着鼻血写文章、几近饿死的文学青年放弃文学之路时，年轻的沈从文带着湖南人的“一根筋”和走投无路的无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鲁迅在报纸上痛斥他的时候，他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仍不改文风；当郭沫若代表一种新环境全盘否定他的时候，他差点放弃了生命，但重新站起来时，更加骄傲——谁都知道，郭本人对于文物有着相当的造诣。后来，时为社科院领导者的郭沫若也不得不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撰写了序言。沈从文自始至终，没有说过郭的一句不是，哪怕1949年时自己都快被这个强势的人逼疯了。

    一个人面对挫折和痛苦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和成就。

    张兆和在沈从文逝后，轻声说道：斯人可贵。

【注】《中间古代服饰研究》：这部书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