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追求文学之“新”

宗仁发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的文学观无疑是和文学期刊这一文学载体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无须讳言，“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本能，作家创作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们文学编辑在选取作品时也往往“惟新是举”。从进入这个行当起，我就是被办一本好杂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对文学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着我对什么是好杂志、什么是好的文学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原创性是文学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为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源头的地位，倘若文学丧失了原创性，对于后续的文化链条的延伸就是灾难性的打击。文学的影视改编之所以一直活跃，正因为这里是原创力迸发的地方，投向文学的饥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学在以充沛的题材、新颖的技巧和丰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其他文艺样式。

    “新”还意味着文学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意味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学新人身上蕴藏着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发新人新作对文学期刊和编辑来说，却意味着一种风险和考验。对于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读者往往不会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发这样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学编辑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对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判断能力。那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回忆最初进入文坛时遭遇杂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给文学编辑的最好提醒。

    必须得承认，这种“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载体、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从文学生态的整体着眼，任何一种文学载体都有可能是某种文学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来经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经住时间的考验，保持文学的创造性、延续性和多样性，呵护文学的“可能”。选择和发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人民日报》2017年6月13日14版，有删减）

材料一：

    据统计，2014年至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共43起。其中，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年日本文部科学社对已经认定的校园欺凌事件的统计表明，近年来，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发生频率呈激增之势。

    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间接欺凌则指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将欺凌视频或受欺凌人的行为公布在网络上为特征的网络欺凌也成为一种主要方式。

    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一些帮派仅由在校学生构成，他们出于对社会帮派的好奇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自成一派；另一些帮派则极为复杂，不仅有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成人势力等。

材料二：

    某重点中学的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旁观者也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的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得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得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材料三：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广州市“青年地带”于2012年启动了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

农业文明时代，绿水青山是真实的自然景观，金山银山则是悬设的物质财富梦想，虽然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山水，但对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相关的联系。在这一历史阶段，绿水青山是人们栖息的家园，具有灵性色彩，仿佛就是人们生命的背景和底色，向人露出诗意的微笑，辛弃疾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在古代，人们触目所及，都是自然的美，与山水共情，把自我寄寓其中，但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古往今来，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虫灾、旱涝、瘟疫等也是史不绝书，“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送瘟神》中的这段著名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出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代，大自然从消极方面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灾害性的压迫与伤害。当人类的力量尚未达到足以抗衡大自然所带来的困境，自身生命时刻受到严重威胁时，美丽动人的“绿水青山”，不照样是“枉自多”吗？只要生产力尚处在低下状态，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匍匐着的命运就难以改观。

    工业文明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凭借科学技术的现代革命插上了翅膀，不但让物质财富魔鬼似的奔涌，而且导致人对大自然态度的深刻变化。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征服，使自然景观与财富梦想的界限被打破了，绿水青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在人们面前仿佛打开了无尽的宝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人们不惜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征服和占有，如此一来，自然界便不可遜免地褪去诗意的形象，沦为表现人的占有欲和征服力的主战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尽管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却体制性地忽略了自然承受能力的限度。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金山银山”的堆积，另一方面则是绿水青山的消遁，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金山银山”的背后是剩水残山，甚至是恶水穷山，毒水污山，最终不得不失去賴以栖息的家园，人类在强调自然是可以随意开采和占有的“金山银山”时，同自然界的关系便不再是和谐共生，而是相互异化。

    在当代，我们正面临着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折，当我们从工业文明带来的消极的、可怖的后果中猛然惊醒之时，保护自然、修复生态就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我们不但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还要实现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和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其本质在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其现实表现则是既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金山银山”的物质保障；又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

（选自光明日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2018年6月20日）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身体抱恙，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1950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1952年9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还有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有删改)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必须依靠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忆。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