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是仅仅为了让学生在学校中表现出色，而是为了帮助他们在走出校园后可以生活得更好，即培养学生形成伴随一生的能力。这是提出21世纪核心素养的根本所在。这些素养的形成，需要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学习并运用相关的知识、技能，而不仅仅是聚焦于单一的某个学科主题内容。这说明，在课程内容选取和设计时，既要有某一学科的视角，又要积累跨学科的经验，即需要开展有效的跨学科内容主题的学习。因此，结合真实生活情境、尝试选取并构建跨学科的内容主题进行课程设计，已逐渐成为各国普遍采纳的实践方式。

（摘编自刘晟、魏锐等《核心杀养如何落地——来自全球的教育实践案例及启示》）

材料二：

    STEM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根据专家研究，STEM课程重点是加强对学生四个方面的教育：一是科学素养，即运用科学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地球空间科学）理解自然界并参与影响自然界的过程；二是技术素养，也就是使用、管理、理解和评价技术的能力；三是工程素养，即对技术工程设计与开发过程的理解；四是数学素养，也就是学生发现、表达、解释和解决多种情境下的数学问题的能力。从实践来看，STEM教育并不是简单地将科学与工程组合起来，而是要把学生学习到的知识与机械运转过程结合，转变成一个探究世界相互联系的过程。STEM课堂常常是基于真实问题的探究性学习，强调学生在复杂情境中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摘编自王如军《美国“STEM教育”注重全面发展》）

材料三：我国校外STEM培训与艺术类培训比较

（资料来源于刘扬《STEM教育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材料四：

美国致力于提升STEM教育已近30年，然而美国STEM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正规与非正规学习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一方面美国学生每年的在校时间十分有限，仅占他们清醒时间的18.5%。通过单一的学校教育来促进学生的STEM学习，即便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均竭尽全力，其成效也不甚明显；再加上缺乏相关的STEM教学支持系统，更令教师感到力不从心，出现上述局面也就在所难免。构建融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与课外教育于一体，跨部门合作的STEM学习生态系统便被提上议事日程。STEM学习生态系统对于发挥不同环境的优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STEM学习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摘编自赵中建、龙玫《美国STEM学习生态系统的构建》）

    材料一：

    卫星导航系统可分有源（主动式）和无源（被动式）两种。我国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采用有源方式，即用户进行导航定位时要主动向卫星发送信号，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抗系统采用无源和有源相结合的方式。

    从2017年11月5日发射首批北斗三号（2颗）地球中圆轨道导航卫星起，我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北斗二号相比，除了服务区域由区域覆盖扩大到全球覆盖外，北斗三号在精度和可靠性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其单星设计寿命由以前的8年提高到10至12年，并首次提出“保证服务不间断”指标。

    另外，该卫星还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的在轨自主完好性监测功能，这一功能对民航、自动驾驶等生命安全领域用户来说，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其全新的导航信号体制和强大的在轨重构功能，也将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因为通过兼容互操作技术，可为用户能在终端上接收多个信号奠定基础，给用户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根据计划，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届时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到2020年前后，北斗三号系统面向全球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北斗”发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一体（包括太空、地面、水下、室内）、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

    （摘编自《解码北斗三号》，《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8日）

    材料二：

    我国第一代导航卫星北斗一号与第二代导航卫星北斗二号以及第三代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在工作原理上有明显不同之处。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是通过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方式来确定用户的位置。在平时，地面中心站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不断向用户询问是否需要定位的信号，而用户终端一般只处于光收听不发信息的状态。当需要定位时，用户终端分别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向中心站发送需要定位的申请信号。这时，地面中心站通过测量信号的往返时间来算出用户终端分别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由于卫星的位置是已知的，所以可以用这2个距离测量数据进一步推算出用户位置。最后，地面中心站将该定位信号经1颗卫星传给用户终端。其优点是所需卫星少，只要2颗卫星就行；具有导航定位、发短报文和精密授时等多种功能。但其定位精度不高，系统用户容量有限。

    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和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相结合的集成体制方式来为用户导航定位。所谓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就是用户被动测量来自至少4颗在卫星时钟控制下的导航卫星连续发送的无线电导航信号，并根据这些卫星信号的不同传输时间，来测定用户到这些卫星的不同距离，然后通过用户终端的数学运算得到用户的三维坐标与速度。

    （相关链接：《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定位的》）

    材料三：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两种服务方式，即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服务是在服务区中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10米，授时精度为50纳秒，测速精度0.2米/秒。授权服务是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其建设目标是为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我军民用户提供陆、海、空导航定位服务，促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功能的应用，为航天用户提供定位和轨道测定手段，满足武器制导的需要，满足导航定位信息交换的需要。

（《百度百科》）

材料一：

文学批评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也就是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家有更高的美学素质、人文修养和优秀的审美能力，并且敢于做一种价值判断，对那些艺术质量差、价值观有问题的文学作品，要敢于批评，敢于亮剑。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说：“价值问题置之不顾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和分析任何艺术作品。”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功能，就在于具有否定意义，也就是去伪存真，为比较优秀的作品留存余地，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优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裁断，敢于批评，他们走在公众前面，对公众的阅读发挥指导作用。

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公信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批评没有价值判断，或缺少价值判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有两个，一是批评家本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由于学养有限，趣味不高，视野狭隘，很少阅读国内外文学经典，所以，一看当下作品满眼都是经典，处处都是大师。更有甚者，价值错位，思想混乱，没有基本的审美趣味，无法承担起引领健康阅读的职责。二是批评家陷于人情伦理，甚至金钱伦理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他们明明知道作品很差，但由于人情的因素，或者有了金钱介入，就违心地唱赞歌。这类批评家，确实是需要反省的。一个批评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能够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并正确的评价。

对此，美国批评家威尔逊说，从历史的和生平的角度出发，在演绎文学作品时，不论探求多么全面彻底，我们都必须准备尝试评估，而且还必须能够识别优劣，分辨一流与二流。否则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者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评估”“识别优劣”，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最根本素质和起码的专业精神。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

（摘编自杨光祖《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材料二：

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批评的素养、观念、语言入手，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里程碑”“史诗性”“开创性等。有的“专业批评家”喜欢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不太读作品就理直气壮地发言。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他必须具有平等意识，才能有效地进入作品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使文学批评呈现岀不可替代的魅力。否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單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乜就成为空话。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要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淸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摘编自明飞龙王园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

材料一

视频行业的发展壮大，既是自身传播手段、交互方式的改进，也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视频+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资源时空局限，实现了教学方法的革新；“视频+医疗”促进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求医问诊的快捷通道；“视频+电商”重塑了购物消费链条，带动线上消费异军突起；“视频+办公”解决了企业痛点，视频会议、远程办公广泛应用……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视频充分发挥高效、实时、多功能的特点，在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视频具备更强的现实感和说服力，在信息传播、创新治理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数千万网友“围观”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凝聚了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科技博主、医护人员发布科普短视频，给受众个人防疫提供合理化建议；短视频平台联合各地领导干部、网络达人开展直播助农，打开土特产品销路……从宏观记录到微观叙事，从现场观感到深度解读，视频能够为观众提供充足的信息增量和情感增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弘扬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

——《发挥视频传播的社会价值》

材料二

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超过5.6亿，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超过3亿，短视频用户超8亿……

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各种低俗信息、虛假信息等挑战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时有出现……凡此种种，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

——《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

材料三

内容始终是第一要义。“美食作家王刚”、“手工耿”等的走红，再次证明短视频内容要产生广泛持久影响力，创作不仅要有意思，还要有意味，更要有意义。

不少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只追求“眼球经济”，求奇求险、低俗、花哨、空洞，秀段子的人多，讲好故事的人少，受众或是惊叫觉奇，或是哄笑一番，却意味索然，只是一“刷”而过。把有意思的内容展现出意味，关键要有想法有手艺。短视频虽然时长较短，但技术层面功夫不能丢。发挥视听艺术优势，不仅需要剪辑等技术，更需要叙事的技巧。用镜头“讲”好故事是门学问，方式路径并不唯一。叙事节奏无论舒缓还是紧凑，贴近生活、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有意味。通过有意思、有意味的内容带给人意义，是短视频讲好故事的更高标准。意思和意味吸引受众，意义引人进一步思考，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甚至有所升华。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寻找感动、获得启迪，才能赋予短视频深刻内涵。

——《短视频，把好故事讲好》

材料四

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经历了“影视视频时代”“网络视频时代”之后，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频社会化时代”。2020年被定义为中国视频社会化元年。

2020年抖音平台的视频内容元素识别分析发现，“人物”在视频内容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除了“宠物”和“二次元”这两个特殊题材之外，在其他所有视频中，人物的平均出场率均为最高。面向未来，“人物”将成为视频社会化的核心要素，是视频叙事中最主要的对象。

未来将通过5G+AI+4K模式，构建万物互融、无缝连接的智能科技生活，形成万物互融、以人为本的视频社会化新生态，为用户带来极致的智能生活体验。万物互融的视频社会化时代，万物皆可拍，万物皆可播。视频相关产业需要兼顾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才能在描画美好生活图景，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实现多方共赢。

——《中国视频社会化趋势报告》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

材料一：

火，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考古发掘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线索。在该洞穴埋藏最深也是最早的堆积层中，我们找不到积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现人类用火的证据。在这一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型猫科动物的完整骸骨，还有许多零散的骨头碎片，上面带有牙齿的咬痕，其中就包括直立人的骨骼残骸。往上走，到了较后期的堆积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积碳，积碳是因不完全燃烧而形成的沉积物，这是人类用火的证据。而在这一堆积层中，所发掘出的是直立人的完整骸骨，还有其他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和鸟类动物的零碎残骸，其中包括被啃咬过的大型猫科动物的骨头，为数还不少。由此观之，洞穴“所有权”的转移，以及谁吃、谁又被吃的角色变化，都生动地证明了火的威力。

火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又最伟大的“工具”，用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使用火可以重塑自然世界。然而， “工具”也许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字眼：不同于一把没有生命的刀具，火有自己的“生命”。即便时至今日，火至多是一种“部分驯化物”，经常不请自来，若不加以谨慎看管，它随时可能脱离控制。

人类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至四十万年之前。人类用火带来的巨大影响，·远非后面驯化植物或动物所能比及。人类手中的火是地貌景观的“设计师”，但为何这一观点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并未留下应有的记录呢？ 原因很可能是火的力量是在数十万年的历程中扩展开来的，而完成这一过程又是在“未开化”的阶段。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注意到自然界的野火能够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野火清除了旧有的植被，火熄灭后，会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种子、浆果等，最重要的是，野火熄灭后，新长出的草地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而这些食草动物正是人类的猎物。北美的原住民懂得用火去整饰地貌景观，招引麋鹿、海狸、野兔等，最后将这些猎物擒获。也就是说，他们首先精心创造出一片“栖息地”，引诱猎物前来，把猎物收入囊中，这也就代表着某种“丰收”，只不过对象是他们有意识吸引而至的。如此看来 ， 早期的人类不仅用火改变地貌景观，而且他们还懂得用火去捕捉猎物。在火被驯化后，人类为张罗一餐所要奔波的半径范围，也就大大缩小了。这就为人类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火可用于烹饪，将生食煮熟——这是使人口聚集起来的一种方式。用火去烹制生食，就等于将一部分消化过程放到体外进行。在火的作用下，食物中的淀粉会发生糊化，这时淀粉会变成糊状的溶液，食物将变得更为柔软和粘稠，也更易让人咀嚼和消化，人类从糊化后的食物中提取营养所需要消耗的热量也相应变得更少。同时，烹饪所引起的化学分解，可以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因此使得智人所需的食物更少。有了火，早期人类就可以收集并进食各种食物，其范围远非早前所及：有些植物长有棘刺、褶皱，或者厚厚的外皮，现在通过火的烹制，就可以将它们去皮、打开；那些坚硬的种子和纤维性的食物，消化它们需要惊人的热量，直接食用这些食物对人类而言得不偿失，现在经过火的作用，这些食物不仅变成了可口的美味，而且消耗的热量更少。

利用火给人类的基因和生理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若同灵长类的“表兄弟”进行比较，人类肠道的长度还不到它们的一半，牙齿更是小得多，这是因为在烹饪过程中，食物内部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这会使食物变得更为软烂，更易咀嚼和消化。因此我们在消化食物时消耗的热量也就少得多，这样就可以给大脑提供更多的热量。理查德·兰厄姆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大脑容量为什么这么大，其体积是一般哺乳动物的三倍之多。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人类大脑容量的激增，是与家户灶台同时出现的。

(摘编自詹姆斯·C.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材料二：

先祖何时跨过了从利用自然火到有控制地用火的这道门槛？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发生在直立人的早期(大约距今200万年) ，因为直立人与更早的能人乃至南方古猿相比，在体质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脑容量的显著增加，而这些改变只有在用火熟食后才会发生。“熟食假说”认为人类用火始于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早期。该假说认为用火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用火的初衷是烧烤生食，熟食使人类更易获得所需的营养。对大脑而言，食物经过高温烹饪，其中的蛋白质会发生水解，生成具有鲜味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不仅提高了食物的口感，还是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熟食大大减少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危害，这使得人类体质发生了明显改变，并因此进化成直立人。人类从此解放了双手，能够开始进行采摘、制造工具等复杂的活动。

这一假说是从人类进化过程中形体变化的角度进行的推断，尽管得到很多支持，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学者宣称在古人类遗址中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的用火证据，例如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肯尼亚的切苏旺加遗址、中国山西的西侯度遗址和云南元谋人遗址，这些古人类遗址距今都超过150万年，但这里发现的所谓古人类“用火证据”，因遗迹遗物分散、材料少、保存状况不佳而很少被学术界认可。例如，早期人类不会构建火塘，很少会留下结构性的火塘残余，同时，对于出现在地层中的零散的不完全燃烧沉积物，是人为用火还是自然野火的产物，也很难辨识。

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新发端的行为方式，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栖居方式，并使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向减少流动性、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而人类学会利用火被认为是对人类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变量与发展动因。

人类引来的燎原之火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区域内特定生存资源的密度增加，获取特定资源的可预见性增强。在此情形下，捕获小型猎物更加便利，觅食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少，觅食所要行走的路途大为减少，人群的流动性随之变小，这就预示着定居趋势的出现，进而人口规模扩大，社会日益复杂化，私有领地和财产的概念开始出现，这时文明的曙光若隐若现。

(摘编自高星《史前人类的生存之火》)

【注】人类的进化主要分五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