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生活的小县城，居民小区就只摆了两个绿色的大垃圾桶，并没有标明哪个是装干垃圾的，哪个是装湿垃圾的。小区许多居民在倒垃圾时，根本不把纸张、餐盒等干垃圾和作为湿垃圾的厨余、果皮等分隔开，而是直接将装满干湿垃圾的袋子统统扔进垃圾桶。由清洁工统一收集拉往各个集中收运点，再由专门的垃圾转运车运往垃圾填埋场处理。清洁公司对住户没有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小区好多住户家里只有一个垃圾篓，出门倒垃圾时，直接提上套在垃圾篓里的塑料袋。垃圾在出门之前就没有分好类。即便一些素质较高的住户自觉把垃圾进行分类，清洁工也是一股脑儿扔进垃圾车。街边放置的垃圾分类桶，清洁工除了把能到废品收购站卖钱的可回收垃圾另行收集外，其它垃圾都统一拉往集中收运点。

    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之所以难推进，表面上看是垃圾分类方式单一造成的，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垃圾处理体系不完善。一方面，建设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并维持正常运转需要较大投入；另一方面，如实行垃圾分类收集、转运，需大幅度提高生活垃圾日常处理成本。在没有“硬要求”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小城镇多采取填埋的简单方式处理生活垃圾。

（摘编自《生活垃圾分类，到底卡在哪》，《人民日报》2018年5月30日）

材料二：

    从一些垃圾分类推广相对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将其纳入法治轨道，是影响该项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对于垃圾分类，一些地方作出规定，居民一旦出现垃圾处理不分类的情况，就很可能面临一纸罚单。与之配套的是，一些地方还对生活垃圾分类予以事无巨细的详尽指导，使之内化为居民基本的生活习惯。但是，目前我国有关垃圾分类的规章制度主要为激励性质，在督促个人履行环保责任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性、惩罚性规定。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方案》还强调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引领也需要因地制宜、相互配合。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不仅仅是“要我做”，更要巧用规则设计来实现“方便做”。

（摘编自张璁《靠法治手段推进垃圾分类》，《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材料三：

    政府不仅要担负起自身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促进民众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应该来一场垃圾分类的全民教育，培养民众垃圾分类的意识。

    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首先应该让民众学会辨别垃圾。应按照国家制定的垃圾分类标准，向民众宣传普及各类垃圾知识，让民众在家中就可以对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最终方便回收。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应该让民众认识并享受到垃圾分类的好处。垃圾分类对于环保有着重要意义，所以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对于环保的好处。广东东莞某社区将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分开回收，厨余垃圾经过处理之后成为有机肥，社区就每个月向居民派发一次有机肥，供大家在栽花种草时使用；有更多需要的居民可以直接向社区提出，随时领取。由于在处理垃圾的同

    时也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个社区的居民更有动力参与垃圾分类。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应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实践中。不仅仅是让民众成为垃

    圾分类的执行者，也要吸引民众成为垃圾分类的传播者。比如可以邀请民众参观垃圾回收厂，邀请民众对垃圾分类建言献策……让民众培养主人翁意识，真正把垃圾分类当成自己的事。

（摘编自张一琪《来一场垃圾分类的全民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27日）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

    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如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包括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雾霾等污染因素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和资源、躲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三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春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表

材料三：

    建设好慢游基地，让游客尽享“慢游”乐趣。最佳慢游旅游区呈现“众星捧月”的空间格局。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旅游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明亮的“月亮”，如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城、百里杜鹃等等，但是这些“月亮”缺少“众星”产品的陪伴，游客当天看完，当天离开，而无法实现对周围辐射型的消费。贵州是国家公园省，山地度假、乡村度假、气候度假资源优势突出，处处有美景，既有诸多区域的“小月亮”，也不缺少捧月的“星群”资源。因此，加强“伴月星群”的打造是建设慢游产品的基础工程。要树立大旅游区概念，依托核心度假基地，综合利用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把景点串成景区，打造品牌慢游旅游度假区。

实施“众星捧月”工程的关键之一是对“月亮”和“星群”的识别与筛选。作为区域慢游度假基地的“月亮”应该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大型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它应具备以下特征：拥有舒适的自然环境、舒适的住宿、丰富的夜间产品、康益的人文环境。基于度假需求的慢游产品。“星群”应具备以下特征：依托慢游度假中心，拥有发达的辐射型短线游，时间上能满足求“深度”和“休闲”的需要。

    （摘编自《打造贵州“快旅慢游”产品体系》）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南。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人挤人、人挨人、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照理说，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些车辆进行限流？如何限流才会确保更好的旅游体验，不至于堵在囧途？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摘编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

    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摘自杨伟《201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于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域，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材料一：2020年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强调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星心相映”标识醒目，雄壮国歌高亢嚓亮。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回顾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改革历程，发出了“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

（摘编自雷钟哲《奏响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强音》）

材料二：从1.97亿元到26927.09亿元，GDP增长13000多倍；从最高楼仅有3层，到超过100米以上摩天大楼近1000栋；从创办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到登记商事主体近320万户，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从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到先进制造业占比超过71%……40年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深圳书写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罕有的奇迹，在这里改革创新大潮不断喷涌。

先进、智能已成为深圳制造的鲜明标签，在超过1万亿元体量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71.9%和66.6%；在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比超过70%。

40年间，深圳已崛起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经济总量全国第三的现代化大都市。而在40年前，与香港山水相连的深圳还只是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在地图上难觅其踪。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在人类史册上镌刻下中国共产党一场历史性的伟大觉醒。

这并不是一场注定胜利、志在必得的轻松远征，而是“杀出一条血路”的破釜沉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事求是，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突围，是一条在无路中走出的新路、好路。深圳走出的道路，成为“中国道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新华社记者张超文《从改革开放“探路者”到新时代“示范区”》）

材料三：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摘编自2020年6月2日中共中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然为世界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正像是给世界经.济发展的航船加注“压舱石”、增添“稳定器”、装上“发动机”。

近年来，中国出台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还举办了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盛会。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环境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优，展现大国开放融通的广阔胸怀。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深度前所未有；今天的中国，更深度地嵌入全球供应链；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各国青睐的“世界市场”。

《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合著者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对于全球而言，之所以中国经验非常重要，是因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身处工业化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拥有很大比重的重工业，第三产业占比仅为54%。在这样一种范式下，一个国家经济的绿色转型其实是面对着巨大挑战的。这个挑战属于中国，同样属于很多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进入到碳达峰碳中和时；其服务业可能占到84%，增长在1. 5%至2%之间。“这种范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会用一种绿色转型的模型给世界做出贡献，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积极的贡献。”

事实证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科技、生态全方位发展。

(摘编自刘迪《听!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回响》

材料二：

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的古代世界，各个地区虽然在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上各不相同，但都有探究“世界”探寻“全球”的愿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对已知世界的记录与深寻，几乎涉及古代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时代的波里比阿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和当时所知的世界，不但记录了罗马世界，而且对罗马边界以外的世界感兴趣，他认为“在这之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零星的，因为每一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针对世界上发生的那个地方的。但从那时起，历史就像一个整体，因为在意大利、利比亚、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结果。”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涵盖了从已知最早时代到他自己时代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其中的《大宛列传》是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记载。虽然这些历史记述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能超越地方偏见和狭隘认识，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

1500年以前，世界各地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彼此虽有各种有形无形的联系，但并没有世界范围的压倒性的殖民与霸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来的是西欧的扩张时代。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加速“西欧世界”成为“西方世界”：产生了跨洲或跨区域的活动；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跨洲的权力流动日益加强并形成权力网络；全球性的货物、资本、人员、观念、思想的流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也不能例外。钱穆先生那种中国文化可以按照自身节奏发展下去的观念：“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毕竟是夫子自道式的乌托邦。 中国文化改变世界，也在被世界改变。

人们对于全球化有多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全球化体现了远近地区的相互联系，使社会活动和权力网络的范围大大扩展；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在这种强化的关系中，本地事件被远方事件影响；有人认为全球化一词既表示世界的压缩，也表示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更大存在。但无论如何界定，全球化的核心都是人与物之间超越时空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且具有超越领土、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特性。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延展和时间上的延伸，是全世界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变得越来越紧密并相互依赖的过程。“二战”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通信网络、商业交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使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密度加大.程度加深。如文化的全球化，即被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人口的流动、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大众旅游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的结果，这些都有着取代或补充更多本地文化的效果。如此现实之下，我们能回避全球意识的培养吗?能回避全球史教育吗?能回避全球化的历史吗?

全球化影响范围之广，涵盖领域之多，嵌入生活之深，使得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史教育。

全球史教育，既是历史教育，也是文化教育，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认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中国与世界的新视野、新路径。早在16世纪，即决心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 1466 - 1536 年)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表示，要塑造一位良君，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的教育，因为广泛的人文教育有利于培养对人类事务的敏感性和理解。可见，理解世界就是理解自身，创造自身就是创造世界。

(摘编自陈恒《在世界的多样性中理解科学与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