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的“中国神探”

                                                                                     万玉凤

    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以国际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荣誉背后，是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个作息时间薛其坤保持了20年。

    在学生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和蔼，还经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对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薛老师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养成习惯，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说，不能让学生为了发文章、好找工作而来做实验，而是希望他们志在把某个科学问题搞清楚，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科研的基本技能，让他们学到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者的方法和路径。

    “练好‘童子功’，科研机会来了，你就能抓住它。”学生常翠祖就尝到了甜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凭借在薛其坤科研团队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帮助麻省理工重复实验并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要想真正进入科学殿堂，“童子功”只是第一步。薛其坤也是在国内做了5年基础研究，又在日本、美国留学，经历了近乎“魔鬼式”的科研训练之后，才渐入佳境。

    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0多年后，2013年3月，薛其坤带领的团队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这是中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效应，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薛其坤将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秘诀，归结为“团队攻关十高超的实验技术”，相比于积累了近20年的实验技术，他更看重团队攻关的力量。

    薛其坤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协同作战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实验物理领域，就像一台机器，只有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最大作用，才能运转良好。

    “这不仅要明晰大目标，还要确认每个人的攻关重点，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之基础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遭遇挫败。”薛其坤说。

    在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4年多里，除了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营造和谐的团队文化外，他还常常和团队成员一起“泡”在实验室，在生长和测量样品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怎么做高水平科研。

    可每次得奖，薛其坤却“往后缩”，把年轻人推上去，并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也只有薛其坤才能凝聚起这么多力量去做这项研究。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朱邦芬院士评价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总能找到顶级的合作伙伴，并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现在，我国在科研重大发现上，已经有了‘点’和‘线’的突破，下一步期待‘面’上的突破。”薛其坤认为，这离不开高校的人才培养。

    薛其坤说，我们曾经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像他这代人接受正规的系统科学训练已经很晚，所以需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弥补这个差距。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学生一代身上。

   “国家连续多年来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都大幅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传承下去，让研究少走弯路。”薛其坤说。

    他凭借自己对国际科研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在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划时，在交叉学科布局、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

但薛其坤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管做教授，还是做科研、管理科研，他都要求自己，“必须把功夫用到”。

回国十几年来，薛其坤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和周末，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人才培养也要循序渐进。”面对“钱学森之问”，薛其坤认为，解决的关键在时间，“中国科学大发展才搞了20多年，再有10年、20年，这个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了。”

                                          （摘编自2015年《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

 ①2012年10月12日晚10时35分，薛其坤院士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时刻。“我从实验室回家刚把车停好，就收到学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

 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终于在中国实验室里得以实现。为了这一刻，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薛其坤院士：微观世界里的魔术师》）

 ②回国十多年间，无论在中科院还是在清华，他都保持着“7 - ll”作息。清华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说：“我曾与其坤一起出差，晚上12点回到北京，他仍坚持要去实验室再看看。”（《“科研的快乐让我停不下来”》）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夜”，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雨后青山铁铸成

吴为山

    中国画坛一代宗师潘天寿先生，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战争频发、文化冲突中度过一生。

    适逾而立之年，潘天寿便对“书画同源”古训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并践行于创作中，形成极富个性张力的艺术风格。熊秉明先生将此风格称为“基于楷书的静态造型美学”。楷书可谓最具儒家气质的文化符号，其中刚毅之道德意味和执着之生命情态恰与儒家的人格精神同构。元代以降，主流绘画的审美品格一直属于道、禅一路，而潘天寿意在表达“道力苍茫”的美学特质，正应和了晚清以来中国画重拾儒家美学的文脉走向。儒家知识分子的自强、弘毅、历史感和使命担当，则成为他“强其骨”的精神支撑。

    纵观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其儒家风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潘天寿从不认为绘画是闲暇的遣兴之举，而将其视为可比肩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事业。在潘天寿看来，中国画能够保存民族精神、体现爱国情绪、彰显国家实力，甚至发挥“救赎”功能。其次，潘天寿始终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省意识。在上下求索的艺术征程中，潘天寿理性地审视着自己的探寻方向和方式，以对图式的极端性钻研考究，日益纯化绘画语言，使画面秩序丝丝入扣，图式与思想渐臻统一，在深刻的省思和勇猛的实验过程中形成独具一格的矜重超迈。最后，潘天寿笔下的花鸟草虫作为人格之投射，远远超出普通玩赏范畴的审美意蕴。他独辟蹊径，运用如椽之笔开启巨幅花鸟画创作的先河。可以想见，当画家面对擎天立地的画幅，屏息敛神，挥斥方遒，将不起眼的花鸟草虫放大到令人惊骇的地步，若非有雄视千古的大格局、海纳百川的大胸襟、俯仰天地的大观照、澄怀味象的大体悟、悲悯众生的大境界，绝不能为之也！

    他创造性地融合“奇美”与“壮美”两个审美范畴，既拓展了中国传统“阳刚之美”的内涵，也确立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新视觉形式。潘天寿作品中的“奇美”，虽源于八大山人、石涛等前贤大师，却没有他们的悲情愤懑，而是充满了“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的高华古意和“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浩然之气。古意，是对时间的纵深度与秩序性的表现，或言对宇宙感和历史感的传达。浩然之气，则是由创作主体存、养、充、扩而直通于天地之间的凛然生命力。两者涵映生辉，与“壮美”共同玉成了人格符号的价值取向。

    画品源于人品，技艺进于大“道”。潘天寿还从似断非断，似续非续，似曲非曲，似直非直的指画线条和斑驳烂漫、凝重浓郁的指画墨色中，窥见指画生拙的审美品格与自己朴崛的人生情调之间的深层对应。当艺术选择经由人生态度的萃沥，自然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哲性感悟。因此，潘天寿钟情于笔情指趣的相互参证，显然是其“运笔为常，运指为变”观点的外化，助他切身体会“常中求变以悟常，变中求常以悟变”的辩证关系，进而将中国传统指画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透过一幅幅雄肆苍古的指画作品，我们看到画家“使墨如使指，使指如使意”，在身体直接面对纸墨并与之扑搏的过程中意参造化，左右逢源，通过积、泼、冲、破，点、涂、勾、勒，把本真自我最大限度地融化于无蔽的世界，更加直观地用生命去体悟大“道”的深湛节奏。

    潘天寿的一生，凭悲悯之心参悟世相，借理性目光洞彻人间，恃非凡天赋铸就艺魂。面对来自西方、来自现代的冲击，他坚持发乎内心的真诚选择，坚信民族艺术的普遍意义，以对传统精华的自觉自给，对造化生活的拳拳之心，身体力行，守经达权，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创造出极富生命意志的心灵图式，用匹配时代的陈述方式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如今，当我们再次面对他那些极具创造性和启示性的作品，必将重见澄澈的内心世界，又闻深沉的文化心语，复感刚健的人生意识，再品高蹈的人格理想，使生命退场之后的精神力量穿越时空暌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我们回归精神家园指明方向！

（选自2017年5月7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潘天寿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选自人民网评）②潘先生始终置身于社会上的因循守旧和学院的西化倾向的双向涡流之中，感受中国画学传承与出新的重任。一方面，他研究历史后得出了对于外来文化结合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对中西混交的态度又逐步趋向审慎。他在对域外绘画流入中土分期考察之后指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进而尖锐地指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在那样一个时代，处在艺专的氛围中，这种识见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选自许江《立最高峰 唱大江东》）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

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①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功不可没。在莫言获奖之前，他已将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②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上学的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他就想：“我连英文都认不全，为啥还要学中文？”后来，葛浩文加入海军，并被派到美国海军驻台湾的司令部，成为一名通讯官。“最初我听说自己将被派往台北，等正式命令下来后却发现是派往台湾。我感觉受到了愚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是台湾的一个城市。”多年以后，葛浩文这样回忆道。

    ③此后，葛浩文先后被派驻日本和越南，然后又回到中国台湾。经受过越战洗礼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少轻狂，并拿起书本。“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进书去”。他发现自己有学汉语的天赋。“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他向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老兵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退伍后他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学习。

    ④回国后，葛浩文继续学习中文，他的博士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导师向他提起中国有一对作家伉俪萧军、萧红，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葛浩文就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而萧红则激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他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5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出版，掀起了一股萧红热。

    ⑤葛浩文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是张洁创作的《沉重的翅膀》，译本在美国卖得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此后，葛浩文“一发而不可收”，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通过他的笔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一部中国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葛浩文说。

    ⑥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他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⑦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逐渐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戴乃迭这样评价他：“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儿。”

    ⑧除了萧红之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迄今他已将其10多部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

    ⑨1988年，葛浩文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很震撼，写信给莫言，希望获得翻译版权。“当时莫言远没有现在有名，而我，也只是有个好听中国名字的学者。现在想起往事，我会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作家。”

    ⑩莫言的作品销路不错，翻译了其几部小说后，葛浩文和莫言在北京见了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去了很多国家，推荐莫言的新书。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推荐《酒国》时，几天之内，莫言几乎把客房书架上的中国小说都看了个遍。葛浩文和美国的出版商都对这个12岁就辍学，却写出大量美妙小说的作家惊叹不已。

    对于自己，葛浩文显得十分低调。“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

一个寂寞的黄梅人

    读过那么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后来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谈风格》，汪氏直言其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前只是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作品深受南朝《世说新语》的影响，现在突然出来废名这么个人来，我先是吃惊和好奇，接着便是满怀惭愧。原来废名是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文坛的旷世怪才，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我从书城买回一本废名的作品，才发现废名竟是我的湖北同乡，是黄梅人。

    读过废名的短篇小说《柚子》、《半年》、《枣》、《桃园》、《竹林的故事》、《菱荡》、《阿妹》，感觉文本确是怪怪的              ， 其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乡下的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鲜明主旨和思想深度。和汪曾祺的小说一样，废名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与汪氏不同的是，废名的散文又写得像小说。读到汪氏的《受戒》、《詹大胖子》中的汉语文字，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对母语的缱绻之爱，感觉语言被净化了，字里行间诗象疏朗清逸。废名的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莫名的情愫。当我们奔波在现当代作家的文本之中，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读到废名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个孕妇吃到了心仪的酸李，那种愉悦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废名写他熟虑的生活，写生活的欢乐和辛苦、寂寞和沉郁，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里，他灌满自然而然的诗绪。《柚子》里的柚子、《桃园》里的王老大和阿毛、《半年》中的新婚妻子芹等人物，个个写得形象鲜明，              ， 没有一丝粉饰。文中的人物哀乐，一草一萼，天然妥帖，真似走进了意蕴其中、韵流弦外之妙境。这种“天然”既不同于我们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碎片，也别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他文中的世界是从他心中自然流淌出的别有洞天的秘密，《菱荡》中的人物与天籁之间简直到了相呼应的境地，整个篇章就似天青色的树叶一样纯静天然。

    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故事逻辑在废名的小说中是缺席的，所以，我们读完他的一篇小说，视野的尽头都没有“故事”的影子。无怪乎当时的评论文章说他的小说：“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觉得是在讲‘故事’。”读他的《桥》时，读者还可以走进作品里，而读到《莫须有先生传》时，就明显感到文字的佶屈聱牙，表现形式和文中人物的思想是那么的                ， 生涩得难于前行，耐着性子读完一段，有些不知所云了。如此看来，废名确实是寂寞的，他的文本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欲把他的读者引入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困惑，但那奇特的字句之间生长的意境却是久久难忘。我因着阅读的惰性，逼近他的文本已感到太困难了，他的“                ”（鲁迅评语）难道真像是一座“孤绝的海岛”？

    停留在合肥，一种想去看看废名的愿望疯狂地催促着我。驱车几百公里，终于来到湖北黄梅他的孤独的坟墓前，没有绿荫匝地的诗意，没有喈喈的鸟叫，也没有晚风悠扬的浅吟或低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走进“林茂无鸟声”的虚空里，有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闲静和伤感。

    你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但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你的生命之水在汩汩地流淌。你为了学术上的分歧和朋友熊十力论争得扭打在一处，第二天，又和熊十力坐在昨天扭打的老地方继续辩论；你在北大跟你的学生上课，直指鲁迅作品之间的优劣……这些可贵的学风令现代人汗颜。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潜心儒释道研究，你的小说里充满着静寂的意境，这种特殊的小说美学特征是你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

    你把冯文炳这个真名废了，废了名字就叫“废名”，你的名字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你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将是我们永远崇敬的。你留下来的文字是鲜活的汉文化元素，是留给岁月的珍贵遗言。在历史的无限的河流里，你永远也不会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