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

    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给人们带来的最新启示在于：在人性结构当中，“情”到底会扮演何种角色？

    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但“仁”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孔子那里起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将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外在的礼乐，而孔子则释礼归仁。但孔子更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所以，从“巫”到“礼”再到“仁”，更不用说“乐”本身，皆含深情。

    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而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便是“性相近也”，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的“成己之学”，心理动力就在于“欲仁”，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

    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

(摘自201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作者刘悦笛)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①不久之前的报纸披露，某些名流倡议部分恢复繁体汉字。人们可以从繁体的汉字之中读出古人造字的匠心，例如“爱”之中包含了“心”，“親人”必须相见，如此等等。繁体汉字的阅读和书写犹如拜谒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有机会再次向祖先表示由衷的敬意。

    ②当然，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反驳的声音迅速传来。繁体汉字笔划繁杂，孩童的识字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甚至有可能畏难不前。一些人举出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先生们，请默写“簫、齊、鸞、齡、靈、叢、釁”这么几个字，感觉如何？

    ③如果允许插嘴凑趣，我愿意追加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使用篆书书写。篆书不仅更为接近古代的象形文字，形象直观；而且，篆书的历史更为久远。繁体汉字来自祖先的创造，篆书来自祖先的祖先。不能抱怨这种要求的刁蛮无理，根据相同的逻辑，篆书与繁体汉字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

    ④相信我——提出篆书书写的意图并非制造某种夸张的调侃，而是再现文字史的概貌。篆书构成了文字史的第一个鼎盛期。众所周知，繁体汉字的流通大约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事实上，文字史内部另一个更大的转折是篆书退出日常的书写领域——时间大约是汉魏之际。我想指出的是，从篆书开始，或明或暗的汉字简化运动几乎始终活跃于文字史之中。总之，篆书、隶书、楷书以及相继而来的行书和草书无不包含了简化的意图。

    ⑤我不想纠缠每一个字的简化方案，也不想谈论隶书之后诸种字体性质各异的简化特征，我真正兴趣的问题是：那些名流为什么未能察觉文字史内部如此明显的演变倾向——为什么未能察觉，恢复繁体汉字恰恰与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

    ⑥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从四大发明到长城或者大运河，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绚烂的唐诗宋词，历史曾经将一笔又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转交给后人。这些财富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许多人常常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笔——古人的创造精神。

    ⑦偶尔能听到一种舆论：我们这个民族温柔敦厚，拘谨含蓄，很少显示出蓬勃的创新冲动。这种观点显然不对——一个没有创新冲动的民族怎么可能留下那么多文化遗产？但是，多数人愿意承认另一个特征：我们这个民族崇尚古人，尊重传统，敢于自我作古、独树一帜的人并不太多。对于某些人说来，古人的辉煌业绩时常悄悄地转化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牢笼。这时，一个问题愈来愈尖锐：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⑧我想更多地提到“古人的创造精神”。相对于依循古制，创新远为艰巨。创新不是单纯地依靠灵感、聪明和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还包含了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创新意味着在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新的举措。为什么篆书消亡于汉魏之际？历史条件的改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诱因。公务文字交流数量的急剧增加，书写工具的改变，这一切无不迫切地召唤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新型字体。这时，文字创新及时地赢得了一个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汉字简化存在相近的理由：文字交流的规模前所未有，书写工具的日新月异，大众的识字如何更为容易，孩童如何启蒙教育——这时，汉字的简化成为一项疏通瓶颈的文化工程。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说来，一个小小的不适已经足够瓦解创新的冲动。

    ⑨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至少可以从文字史的演变察觉，古人曾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积极互动。如果想到的仅仅是恢复繁体汉字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汉字的来龙去脉，没有意识到隐藏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背后不懈的创造精神，那么，这种做法业已迹近于买椟还珠了。

    ⑩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李鸿章的形容：现代社会的降临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种剧烈的震荡纷至沓来。这时，古人的现成经验显然不够用了。期求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的古人完整地解答当前遭遇的问题，只能证明我们的平庸和懈怠。古人的业绩属于过去，古人给予我们的最大馈赠毋宁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时代。

    ⑪无论是争辩汉字的繁简还是别的主题，“古人的创造精神”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

（有删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亿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民间剪纸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生活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并反映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作者们在创造民间剪纸时，虽然没有任何政治功利因素，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融入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从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剪纸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造型形式的传承，还有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等，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运用民间美术中的造型手法，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以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自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的元素，紧紧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它的意象符号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人生的欢乐，追求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各种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各种民俗活动之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