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骑士

何满子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近年出现了一些宽容骑士。人数不多，却舌端花生，笔底波澜，颇能引人驻目停耳。如议论某人某事某现象，其公式大抵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要肯定其积极面，也不能忽视其消极面。因此主张对万事万物要大度能容，说起来娓娓动人。初视之，仿佛在主张老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例题；细辨之，则是在鼓吹均衡论，亦即“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其所开的药方则是：请君稍安毋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新秩序、新关系、新伦理都会自然形成，急什么！骑士们指点江山，笑傲众生，讽嘲他人为短视、狭隘、红卫兵心态。他们是站在云端里静观世变的哲士，不食人间烟火。

    世上的万事万物，当然也很难判定清一色的绝对的好坏利弊，此所以无可无不可的发源地生哲学也有其市场。对万事不加评价，连称好好的司马徽之类的人物也确实能招人喜欢，八面玲珑，今语称之曰到处摆得平。但是，常人要修炼到宽容骑士那样的道行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怀疑，骑士自身是否真能心理气和地宽容大度到底；当别人触犯了他们，对他们“宽容论”表示非议时，是否真能沉得住气。如果也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那就证明骑士们不客气对一切要有宽容气度，而他本人却并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维持其宽容的矜持；则即使不便说骑士的“宽容论”是虚伪的，至少也说明“宽容论”有点什么破绽。

    诚然，事物的是非利弊，其价值判断不宜绝对化，但人们凭常识、凭经验、凭理性的思考，是得以定出应有的标准来的。鸦片烟能镇痛安神，作麻醉剂入药，但它毕竟是毒品，上了瘾是要把人报废的。当然，鸦片烟的例子太极端，太彰明昭著，即使宽容骑士，也不会向禁鸦片烟一事说教。

    倘若弊害不那么明显，效验不那么迅疾的事物，例如近年来迅速膨胀的市场大众文化中的庸俗趣味之泛滥，有人如果提点意见，向社会提点警告，宽容骑士就要出来说教了：不要太停泊呀，要尊重不同君族的精神文化的追求呀。其公允宽大之态可掬，而且动辄还以莫非还想回到“文革”时期的文化沙漠相恐吓。似乎要多样化就得让人吞咽一切污泥浊水，容忍一切乌七八糟的垃圾，连人们皱个眉吭个气的权利也应被剥夺。骑士们是提倡宽容的，怎么对别人不合他们心意的言谈就没有宽容的雅量呢？

    又如，有一种脏话连篇、耍嘴皮子调侃人生、将严肃的问题化为一笑的所谓“玩个梦”的文化，有人要写，有人要印，有人要读，也只好由它。舞台上有个把小丑，算不得什么，也算是多样化吧。可是有人对这类无聊的嬉皮笑脸表示不满，也该算是多样化的声音之一种吧？宽容骑士却又出来干预了，说这种人生调侃有重大贡献，它摧毁了往昔虚假的神圣、崇高、英雄观念；却丝毫不提它在摧毁虚假的同时，把人生应有的庄严、神圣、崇高也连根摧毁了，它所呼唤的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着地打滚的人生。

    总而言之，骑士们所提倡的是一种泯灭是非、无爱无憎的窗帘。那么，社会文化、社会道德等等的是非利弊靠什么来解决呢？骑士们的回答是，人是无能为力的，正确的途径就是大家躺着，静候社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谜底就是市场规律“万能论”。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有一派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能使资本主义自动成长为社会主义。排除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作用，是一种扩大的拜物教。这种将一切都托付给市场经济来自我调节的高论，是否也和商品拜物教的教旨极其相像呢？

    从报纸上读到百年柯达破产的消息，令人唏嘘。柯达记录了美国和国际上几代中产阶级的人生，养育了摄影的艺术和产业，进而将摄影送上几乎取代文字的时代图像文化的高位。今天，人们将柯达破产的原因归于柯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的经营路线。

    我觉得，特定的即使、特定的发明必然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柯达将注定随着工业时代的勃兴而繁盛，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而衰微。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成为人类文明长链承上启下的一环。柯达的破产也带来一种技术文化的命运的信息。随着技术的汰换，那技术的文化必将转型。

    由此，我想到了油画。显然，油画不是科技文化，但它有技术的因素，有材料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图像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绘画的方式及其能量正受到疑问。今日欧美绘画的衰微就是例证，因此我们才反复提出“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对绘画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命运提出警示，并将思考持续地指向绘画的当代关怀。

    我画葵，是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说：“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让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意象。”显然，葵是一种诗化的意象。但葵的绘画却不是一种象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性的生命写照。这种写照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存在，它持续而真实地描绘着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轮廓，并以生动的形象，呼唤绘画古老的诗性命题，进而重建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式微之中的感受力。

    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总是询问我的老葵、我的葵园中有什么政治意图。我希望我们能够绕过“东方与西方”的传统话语，绕过冷战所构造和延续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空间。我以为在那些既有的话语中，某些误读总是严重地遮挡着现实的整体，某些习惯的定见总是掩蔽着生活本身，并且压抑着我们可能拥有的生动而广大的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无以量计的图像以各种方法迅疾产生并包围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获取众多的便利，另一方面， 又无奈地领受技术的宰制；一方面是图像的汪洋，另一方面仿像无处不在。众多的景观“装置”将我们切割成消费和被消费的碎片，我们越来越失去对事物整体的、深刻的感受能力。面对图像的汪洋大海，感受力原是唯一的渡筏。但随着主体的碎片化和浅表化，时代的感受力正在衰微。我们所谈论的绘画的衰微，正是源自于这种时代的感受力的衰微。因此，绘画的当代使命和振兴，就与时代感受力的拯救相关联。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讽喻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所意味的是与它所描绘的不同的某种东西”。这和昆提连所谓“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描述大致是吻合的。但叔本华不赞成在除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尤其是绘画等造型艺术中使用“讽喻”，因为“讽喻”使人离开“直观的表象而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的、非直观的、完全外在于艺术的东西上去。”对于诗歌，讽喻是“很可容许的”。诗歌使用的媒介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读者必须借助自己的想象才能使其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讽喻就可以发挥积极的功用。“在一首诗的结构中，可能有些概念和抽象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它们自身直接地全无直观看到的可能，这就要用一个隶属于这个概念的例子使它可以直观地看到。”讽喻就属于这种隶属于某一概念的例子。

    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中介绍叔本华的上述观点时，把“比兴”翻译为“讽喻”，他确信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意义的等值性，如二者都具有某种譬喻的性质，都呈现出某种“文本与意义的双重结构”。于是，西方的“讽喻”借助中国的“比兴”从客方语言进入主方语言，完成了两种语言之间符号意义的交换。

    在叔本华的美学里，“讽喻”惟一合理的功用是赋予某种抽象的观念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在讽喻的喻意和喻旨之间，一端是某一抽象和普遍的观念，另一端则是体现这种观念的个别的具体的形象。西方讽喻的“双重结构”主要是由这种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构成的，所以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就依据这种关系来区分象征和讽喻。他指出：象征的特征是“从实际事物的意义开始并向外部的观念和命题发展”，而讽喻则相反，它“从观念开始，然后努力去找到一个具体的意象来表现它”。

    王国维用“讽喻”的方式来理解“比兴”，认为在某一具体的意象背后必定寓含着某一普遍的观念和情感。在中国古代也有批评家企图把某种物象和它的意义固定下来，构成某种物象类型，但是这类书籍通常为诗人所不屑。在“比兴”中，物象与意义的关系既存在某种规范又是灵活多变的，如施补华便指出：“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三首诗都是借蝉托兴，但所托之意却是判然不同的。而要辨别同一物象背后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则只能通过对诗人特殊的历史语境和人生际遇的细心探求才能有所体察。王国维所理解的“比兴”，是一种“讽喻”式的比兴，这种“比兴”是一种强化诗歌形象性的艺术手法，但是这种理解却最终使王国维与中国诗歌中一些重要的传统和价值擦肩而过。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讽喻”并不能取代“比兴”。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有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来独往，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选自朱光潜《咬文嚼字》）

    贾岛《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几句诗并不好，只是他对作诗非常认真，一个字都不放过，要反复研究，这种精神还是可取的。对于用“敲”字还是用“推”字，韩愈认为“敲”字好。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诗人不是为写景而写景，景物有会于心，可以用来表达情意才写，所谓“即景会心”。究竟是“敲”字还是“推”字合于情意呢？假如诗人已经有了要表达的情意，那么两字中哪个字合于情意，当下就可决定，用不着反复推求。问题是诗人对所要表达的情意不明确，所以决定不了。就这首诗来看，敲的该是李凝幽居的门，这个僧可能是作者自指，因作者出家为僧，法名无本。那他在晚上去找李凝，应该敲门，才和幽居相应。从音节上说，敲字也较为响亮。

（选自周振甫《诗词例话》）

中国的叙述智慧

李洁非

    早熟而悠久的中国语言叙事艺术传统，在近代以来黯淡失色了。明显而确实的原因，实在由于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很快地反客为主。但是，即使西式小说在近百年中战胜了中国传统小说，那也不可以归结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关系。

    近代中国小说之近洋远古，动机不在纯艺术方面。本世纪初，传统的中国小说模式被宣布为腐旧浅薄乃至已经死亡之时，人们所说的实际上是，这种摸式缺乏新时代所要求的某种现实效用，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对于小说的需求。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无不作如是观。那么，近代中国所迫切要求于小说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是主义的价值。这，确是中国传统小说所难以提供的。

    中国小说的渊流，往远里说，一是作为先秦诸子论辩时所借助的一种修辞技巧而产生的故事文体，一是作为魏晋唐名士搜奇玩怪的书斋里览物和消遣方式；往近里说，是作为宋明市井文化兴起后，市人阶层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娱乐对象。因此，中国小说在一千余年之中，基本上不包含严肃目的与色彩。西方小说起于文艺复兴，中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于后工业文明，可以说，它的发展，每一步都伴随着社会演变的足迹，得益于此也服务于此；所以，它一开始即是为主义的文学。

    近代社会的现实际遇，使中国新锐的作家们觉得，不再可以只为着智力和娱兴去作小说，它必须表达点什么，他们寄希望于作品里所表达的东西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有助于现实间胜的解决。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小说毅然告别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西方认同。回瞩这百来年的历史，我们看到，近代小说充满了社会进取心和历史感，它坚决要对政治的、文化的、美学的……问题发言，而不是置身其外。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本质性突破，部分效果也证明是好的：一方面，确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构成了干预和推动，另一方面，潮涨潮落之间小说观念和宗旨也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秩序化关系向前演变。

    但绕主义之轴而转的小说运作模式，它的缺陷同样是很突出的，与所有“时尚性”的事物类似，一旦兴起所向披靡，一旦时过境迁又如过眼烟云。这种匆匆的脚步，难以走入深幽佳境。正因如此，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弄潮儿不可谓不多，领风骚者不可谓不多，然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作品，即可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却寥若星辰。

就中国小说传统而言，小说的衍化是不动声色的。每一个古典小说家，都默默地从前人作品中接受趣味、技巧和主题上的熏陶，古典小说恰恰是在这种沉闷单调的文本模拟之中稳定而卓有建树地从粗糙到成熟，又从成熟到情致。我们甚至说不出在各方面皆达到完美的《红楼梦》是如何从中国产生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千余年中，古典小说始终保持了美学上的、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共通性。它不像西方小说老用更新了的东西来破坏自己的传统。

    超越，固然是一种智慧，而持恒又何尝不是别种的智慧？或许可以预计，当典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问题系列”消失的那一天，中国作家会突然醒悟，以主义为轴心的超越模式不是他们天性里本来所有的东西，反之，在持恒中发展才是自己祖传的智慧。于是，小说将回到这种传统里去，作家将重新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情从事创作。

             （选自1993年第5期《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