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论从一开始就明确区分图像与文字的功能，以及各自的优长劣短。在此，书画同源的观念，其含意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文字与图像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两种互补、互进的手段。张彦远曾有绘画“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断言，即旨在强调：在探索世界的意义上，书画同功，而非单指书画用笔同体。从《说文解字》到《古画品录》，经由《历代名画记》直至《文史通义》，对书画智性功能的判别一脉相承。由此可说“书画异名而体同也”。

    辞有陈鲜异同，思无古今中外。从英国艺术史家哈斯克尔教授的《图像与历史》可知，图像与历史的观念在希腊萌芽，在18世纪进入哲学和史学思考，至19世纪开花、结果而促成西方新史学革命，孕育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相比之下，中国画论的研究尚处于版本校勘、画论辑录的状态，由于割裂上下文，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诸如“六法”的标点，或如“气韵”“形”“神”等术语的概念辨析上，一旦忽略决定其意义的上下文思想，就很难理解历代画论的品评之旨和品第系统。正是在这个智性框架中，中国画论呈现出又一个值得深究的特色：它试图建立绘画的美学品质和类型价值等级品评模式，将个别画家的风格和类型与之对应评价。

    中国品评观念在世界艺术史上独一无二。它既评价艺术品质又做出技巧、类型和风格区分，并以此为尺度发展出一系列启发视觉关注的术语。18世纪欧洲艺术批评中曾出现按素描、色彩、构图等优劣打分，给画家定等级的尝试，但因缺乏包容性和视觉效果指向性而未流行。中国画论的品评系统虽然与文论、诗论等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综合起来研究，但其自身所形成的体系特点是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糅为一体，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创作论思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按照如今的定义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划界，它就是一部综合性论著。

    当今世界艺术史出现了专业细分、学术破碎化倾向，而且普遍忽略创作机制的研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画论，发掘其活性基因，无疑有助于纠正当前艺术史学风。中国画论术语体系高度概括，而在当时相应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其意蕴不言而喻，可这种特质在另外的语境中难以显明，而且有固化为套语的危险，如“气韵”“写意”等术语被不加区分地套用到中国绘画的本质上，就会成为陈腐的概念，失去原初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观念出发，在世界艺术史的大视野下，就应以西方研究美术理论家瓦萨里的力度，深入而系统地探索中国古代画论，摒弃教条概念，重新发掘，重新激活其中隐含的活性基因，将之转化为新的创造，复兴中国艺术创作和学术的生命力。艺术和学术永远是天下之公器，其作用之大小取决于品质之高低；只要是最好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的复兴有望于此。

（摘编自曹意强《发掘中国画论活性基因》）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

    民间歌谣在汉代受到相当的重视，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同时也兼以朝廷礼仪、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这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打击，至汉初早已被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的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构承担。

    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尚书》之《夏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宣传教令，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采集百姓讴谣的故事，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昭君怨》等。从中国诗歌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中的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据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庄子》承继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道家著作。现存世33篇，分为内七篇、外十五篇和杂十一篇。其文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思想奇特，意出尘外，文笔多变，气势壮阔，妙趣横生，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勾勒了逍遥飘逸的人生境界。

    庄子尤为强调精神的自由，因此《庄子》开篇便是《逍遥游》。他生逢乱世，生活穷困潦倒，却洒脱地鄙弃权势名利，坚拒楚相之职，竭力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在他看来，顺从天道，自然而为，不为物累，方能旷达处世，泰然逍遥。所以《庄子·道遥游》里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便无须依赖外物。然而，世人总有“机心”，心为俗物所羁绊，便难以达到真正的逍遥自由。如《庄子·养生主》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庄子看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穷的知识和利益，也是一种“机心”，这恰恰是为利益所累。如何能“不物于物”，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心斋”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修行方式，即去除求名斗智的心念，消除由生理激起的贪欲，使心境达于空明之境。具体怎样才能返璞归真，庄子又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即当做到不为人工而毁灭天然，不为世故而毁灭性命，不为贪得而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去。

    《庄子》强调逍遥游，并非看破红尘，他同样珍视和强调积厚、诚信、忠诚等美好品质，只是尤为强调以自修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自由。正如《庄子·让王》中所强调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回首《庄子》，其所强调的不执着自我，不执念于一时、一事，不耿耿于荣辱得失的开阔境界和旷达胸怀，所强调的审己体察、丰富自身心灵的修行方式，以及抛开成见，消除争论，尊重差异，以不齐为大齐的人生智慧，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保持平和的心态、成就胸怀浩荡达观豁达的人生有指引作用，而且对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的开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和启示。

（摘编自孙欣《旷达逍遥，天人合一》，有删改）

士燮论

苏轼

    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却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则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人民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身而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选自《新编东坡海外集》有删改）

【注释】①士燮：即范文子，名燮，士为其官职。

文本一：

蒙古包

李娟

我家的狗跟着我妈一起，在葵花地边吃了小半年的素。丑丑最爱油麦菜，赛虎最爱胡萝卜。它俩共同所爱是鸡食，整天和鸡抢得鸡飞狗跳。真正是“鸡飞狗跳”！但鸡食有什么好吃的呢？无非是麦糠皮加玉米碴，再加点水和一和。

荒野生活，不但伙食从简，其它一切都只得将就。然而说起来，在这片葵花地上的所有农户里，我家还算是最不将就的。

当初决定种地时，想到此处离阿克哈拉村还有一百多公里，来回不便，又不放心托人照管，我妈便把整个家都搬进了荒野中。包括鸡和兔子，包括大狗丑丑和小狗赛虎。想到地边有水渠，出发时她还特意添置了十只鸭子两只鹅。结果失算了，那条渠八百年才通一次水。于是我们的鸭子和鹅整个夏天灰头土脸，毫无尊严。

她在葵花地边的空地上支起了蒙古包。丑丑睡帐外，赛虎睡帐内。一有动静，丑丑在外面狂吠震吓，赛虎在室内凶猛助威。那阵式，好像我家养了二十条狗。

若真有什么状况，丑丑绝对直冲上去拼命，赛虎躲门后继续助威。直到丑丑摆平了状况，赛虎才跑出去恶狠狠地看一眼。

所谓状况，一是发现了鹅喉羚，二是突然有人造访。

来人只会是附近种地的农人，前来商议今年用水的时间段。或讨论授粉时节集体雇佣蜜蜂事宜。或发现了新的病虫害，来递个消息，注意预防。

或是来借工具。附近所有的农户里，就我家各种工具最齐全，要盆有盆，要罐有罐，要锯子有锯子，要斧头有斧头。几乎可应付一切意外情况。

别人家呢，一卷铺盖一只锅。随时准备撤。

于是到访我们蒙古包的人，说正事之前总会啧啧称叹一番：“再打一圈围墙，你们这日子可以过到2020年。”

对了，还有人前来买鸡。我妈不卖。说：“就这几只鸡，卖了就没有了。”

对方奇怪地说：“那你养它干嘛？”

这个问题好难。我妈吱唔不能答。

总之，以上种种来客，一个星期顶多只有一拨。

这片耕地约一万多亩，被十几户人家分片承包。大家守着各自的土地，彼此间散居很远。住处大都在地底下——在地上挖个坑，盖个顶，是所谓“地窝子”。于是，在葵花还没有出芽的时节里，站在我家蒙古包前张望，天空如盖，大地四面舒展，空无一物。我家的蒙古包是这大地上唯一坚定的隆起。

随着葵花一天天抽枝发叶，日渐旺壮，我们的蒙古包便在绿色作物的海洋中随波荡漾。直到葵花长得越发浓茂喧嚣，花盘金光四射，我们的蒙古包才深深沉入海底。

其实我家头一年种地也住的是地窝子。我妈嫌它不方便，今年便斥巨资两千块钱买了这顶蒙古包。唉，我家地种得最少，灾遭得最惨，日子还过得最体面。

鸡窝紧挨着蒙古包，是我家第二体面的建筑——一只半人多高的蒙有铁丝网的木头笼子。兔舍次之，它们的笼子仅木条钉成，不过同样又大又宽敞。鸭和鹅没有笼，我妈用破烂家什围了一小块空地，它们就直接卧在地上过夜。它们穿着羽绒衣，不怕冷。

每天清晨，鲜艳的朝阳从地平线拱起，公鸡站在鸡笼顶上，庄严地打鸣。迷路的兔子便循着鸡鸣声从荒野深处往家赶。很快，鸭子们心有所感，也跟着大呼小叫嘎嘎不止。家的气息越来越清晰，兔子的脚步便越来越急切。被吵醒的我妈打着哈欠跨出家门，看到兔子们安静地卧在笼里，一个也不少，眼睛更红了。

兔子为什么会迷路呢？我妈说，因为它个儿矮，走着走着，回头就看不到家了。

若是赛虎的话，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便前肢离地站起来看，高瞻远瞩。而且还能站很久。我渴望有一天它能学会直立行走。

丑丑不会站。不过也不用站，它是条威猛高大的哈萨克牧羊犬，本来就具有身高优势。远方地平线上一点点小动静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鸡虽然也矮，但人家从来不迷路，荒野中闲庭信步，悠哉游哉。太阳西斜，光线微微有点变化，便准时回家。我觉得鸡认路才不靠什么标志，也不靠记性，人家靠的是灵感。我从来没见哪只鸡回家之前先东张西望一番。

鸭子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走丢。整天大惊小怪的，走到哪儿嚷嚷到哪儿，你呼我应，声势浩大。

黄昏时分，大家差不多都回家了。我妈结束了地里的活，开始忙家里的活。她端起鸡食盆走出蒙古包，鸡们欢呼着哄抢上前，在她脚下挤作一团。她放稳了鸡食盆，扣上沉重的锥形铁条罩（鲁迅所谓“狗气煞”^①），一边自言自语：“养鸡干什么？哼，老子不干什么，老子就为了看着高兴！”

于是鸡们便努力下蛋，以报不杀之恩。蛋煮熟了给狗们打牙祭。狗们干起保安工作来更加尽职尽责。

（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文本二：

李娟笔下的世界建立在她独特的边疆生活体验之上，那些广阔的空间、原始的生态、古老的传统，充满了生机与诗意。如果在写作中将“远方”的生活加以异域情调化的处理，或是寄诸对原始山水、风物之画面的描绘，很容易满足读者浪漫化想象，但也可能助长读者对“远方”的猎奇与消费。但李娟的文字是亲切的，即便书写着从未被描绘、被述说的地方和生活，她始终以不加掩饰的真诚，记录着自然律动与生活点滴。在讲述“远方”的时候，李娟既是一个观察记录哈萨克文化的汉族人，也是一个融入游牧生活的居住者。她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者”，也用行旅的经历去探究“自我”。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民族志叙事的伦理考量，构成了李娟作品独特的张力。

（摘编自王岫庐《“真实性”的重构：从李娟的非虚构写作及其英译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