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以意逆志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诗歌欣赏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

    古典诗歌中所蕴藏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语言文辞表达出来的，然而这些语辞是历史的产物，于今天相隔较远，所以欣赏古典诗歌，我们首先要通过对诗句、文辞的准确解读，窥见作品的意旨、作者的情感。

    在解读字词诗句的过程中，我们要“识字”，正确理解字义、词义，更要注意对古典诗歌中常用词语的特定含义的理解。这些语汇，大多是前人留下的语言材料。由于历史的积淀，往往具有特定的内涵，形成了某一特定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情基调。如果我们在阅读时望文生义，可能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如王之涣的《凉州词》是一首尽人皆知的边塞诗，而明代杨慎就认为它是说皇恩不及边塞，是一首讽刺作品。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注意到诗中“孤城”“杨柳”“玉门关”等重要意象的特定含义。在汉唐诗歌中，“孤城”往往与戍边士卒的乡思有关；“杨柳”一词既有折柳送别的意思，又指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曲，均有惜别之意；而“玉门关”亦和征夫离情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些意象，梳理出作品的意脉，自然会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边关戍卒的思乡之情。

    另外，我们的主观感受、生活体验，对欣赏古典诗歌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随时留意，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解诗，就能从作品中领会生活情趣。如，杜牧《山行》一诗，不少欣赏着认为“白云深处有人家”“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句最妙，说是从中看到了作者心情之悠闲。但是，如果我们有过“山行”的经验，就会知道此诗首先写了路途之“远”、气候之“寒”、天色之“晚”，诗人显然行色匆匆，绝不只是漫步山间，悠闲看景，但诗人在第三句却置天晚、秋寒、山元、径斜于不顾，“停车”赏看枫林，这就凸现了霜染枫叶之美、诗人爱赏之深。这“停”与“行”的矛盾，恐非有山行经验者不能深悟。

    如果我们善于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欣赏过程中，有时还会超出诗人创作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了新的寓意。所以，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生活的情况，在全新的意义上借用古典诗篇、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材料一：

    通信技术从1G到4G的代际升级，主要体现在通讯速度、传输速率的提升，而通讯速度、传输速率也是制定通讯标准时最主要的参考评价标准。高代际往往伴随着高速率、大带宽、低延迟和高可靠性。5G时代的到来，则主要是这些具体技术指标的实现。

    业内把2019年称为全球5G元年，同样中国的5G发展也进入了冲刺阶段。随着5G技术的成熟，许多新兴的行业，如智能安防、无人驾驶、智能城市、智能家居等都将得到极大发展。5G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将引领更多的新兴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未来电子信息技术的诸多创新将主要依赖5G通讯技术。随着5G标准和频谱生态环境的统一发展，各国加快了5G的商业化进程，在5G技术的发展道路上竞相卡位，竞争激烈。

    中国5G发展已进入全球5G研发第一营，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在为5G提供关键的中频频谱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华为联手安立公司在业内率先完成5G射频一致性测试；由于无线基础设施的显著优势，中国的无线运营商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数百次大规模5G测试：华为率先完成中国联通多款异厂家5G手机互通测试，华为率先完成中国联通5G独立组网核心网第一阶段内场测试，华为公司携手中国联通完成首个基于5G终端芯片巴龙5000的业务应用验证。

      （摘编自李丹《5G的发展现状分析》）

    材料二：

    2019和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台各项预测数据（出货量以百万计）

      （IDC公司全球移动电话跟踪2019年2月20日）

    材料三：

    随着时代进步，人工智能技术能使生活更具品位，实现“诗意化栖居”。

    通过万物互联，智能设计已经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特别是智能家居设计，不单单通过网络等科技将家庭产品连接，实现各种功能的良好交互，还注重产品之间、产品与环境之间视觉审美上的和谐统一，进而提升生活品质，实现产品功能与形态完美契合。

    单品优化也是智能家居的重要发展方向。单品优化即通过技术升级与大数据反馈，优化单品功能；同时顺应时代审美，优化单品形态。像电饭煲设计，不但可以实现水、米自动精准配比等智能化操作，让“无人炊”成为可能，也使其外观造型更加简洁时尚，更具科技感。当然，智能家居未来设计范畴不仅仅关乎家庭生活，还将发展出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产品、内容和服务。

    人工智能设计也可以激活传统制造领域，使其焕发新活力———既可实现复杂造型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也可通过智能设计进一步丰富其审美价值。如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参数化建模的花瓶———贝塞尔玻璃花瓶，设计师根据人工智能设计出花瓶表面数千个高低不一的起伏。值得强调的是，该设计不是简单地以机器加工替代人工，而是通过人工智能对自然的模拟，为机器加工的产品注入手工艺的灵魂和温度，增加了设计技术伦理的思考。

    5G时代，智能设计将进一步演变为智慧生活设计，与全球研发、制造、模块商等资源融为一体。目前，海尔智慧家庭实验室不仅聚焦实现家电、家居产品的互联互通，而且致力于构建全球最大的“家庭云”，形成一个便捷、个性、安全的“家生态”。这类5G领域的智能设计场景试点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从智能到智慧，是人工智能从功能设置到系统思维，从唤醒执行到感悟创造的进化，审美境界的提升贯穿其中。可以预期，传递科技进步之美的智能设计，将以更超前的理念开启生活新方式，不断重塑人与艺术、艺术与世界的关系。

  （摘编自沈榆《以智能设计协助“诗意化栖居”》）

云端上的哨所

裘山山

早上8点20，我们离开亚东团部，去东嘎拉哨所。东嘎拉是亚东所属的五个山口之一，海拔4300米，其余四个，有著名的乃维拉和则里拉。

无论海拔多高，这些山口都有我们的哨所常年守卫。他们在雪山之上、云端之上，保卫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士兵们的艰苦和不易，非一般人能够体会。尤其到了冬季，大雪封山，一堵就是半年，那种蚀骨的寂寞，让人发疯的安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承受。虽然士兵们一年一换，但那一年，已经等同于千锤百炼了。

我去看他们，心里怀着歉意。这样的歉意，是由衷的。

最初我们沿着一条河走，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离河上山了。山中郁郁葱葱。一个回头湾之后，我看着我们身后的路如蛇一般缠绕在山腰。到一个交叉路口，带队的崔大校给我们介绍说，往那边上去是则里拉。

一百多年前的冬天，即1904年的12月，冰天雪地中，英国侵略军就是从则里拉山口偷越过境，进入亚东峡谷的，然后又从亚东深入到帕里，再进攻到江孜，十分猖獗地用洋枪大炮包围了整个江孜城，江孜人民和藏军奋起抗击……这便是著名的江孜抗英保卫战。这一战役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大约一百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

现在，我们的哨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像盾牌一样挺立在山口；像城墙那样矗立在蓝天下。有了他们的存在。一百年前的血腥入侵绝不会再重现了。我在心里，向他们，向那些盾牌和城墙，致以遥远而真诚的敬意。

我们继续上山。郁郁葱葱的树木忽然没有了，因为我们已升至了雪线以上。路边只有一些低矮的荆棘灌木。铺着雪、盖着雪、裹着雪，寒冷和寒冷纠缠在一起，凝结成一个肃杀的世界。路很窄，只能勉强过一个车。再往上，连灌木丛也没有了，只有雪，白茫茫的一片。

二十七公里后，我们的车终于停在了没路的地方，全体下车，爬雪山。真的是爬雪山。

雪很白，阳光耀眼。我们要从海拔4116米的地方，上到4300米的地方，直线距离600米，可是就这600米，把我给累得大喘气不止，心狂跳，前所未有地狂跳。

因为太累，我怕自己掉在后面，就努力往前走。这是我的诀窍，越在前面越不容易掉队。

回头看后面的人，尤其看邱将军和崔大校，他们两个都状态欠佳，一个原本身体不好，一个感冒了，但他们两个都很稳地一步步地走上来，坚决不要随行的参谋搀扶。

雪不但白，还平滑整洁，没有一点儿人的痕迹。

忽然，我看见了杜鹃。一丛丛的匍匐在雪地里，尚未开散。叶子墨绿到黑，在雪地里坚强地支棱着每一根枝条，花骨朵紧紧裹着，好像裹着一个承诺：不见初夏的阳光绝不开放。我蹲下来给它们照相。须知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已看到了老、中、青、幼四个阶段的杜鹃，等于看到了杜鹃的一生。

远远地，我看见一队轻快的绿色身影从山顶下来。崔大校说：“他们接你们来了。”同行的导演阿岩，连忙举起她的摄像机，去拍下山的战士。绿色的身影走近了，前面两三个，大概是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他们敬礼，我还礼，然后握手。最后两个小兵走到我跟前时，我发现他们看上去完全还是孩子，可那张稚气的脸庞已经变了颜色。我忍不住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一一拥抱了他们。

跟战士们一起下来迎接我们的，还有几只可爱的狗狗。它们使劲儿摇着尾巴，说着它们的欢迎词。

四十分钟后，终于到达山顶了。

四周全是白雪皑皑的大山。连绵着，起伏着，袒露着，却没能让我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我眼里，它们依然雄伟，依然高大挺拔。此时是上午9点，阳光正年轻。我大口呼吸着缺少氧气却无比新鲜的空气，让自己狂跳的心渐渐平复。

我们走进战士们的宿舍，很简陋，墙上有斑斑水迹，地面也湿漉漉的。战士说，房顶总漏水。洗脸盆沿着墙角放在地下，毛巾叠成香皂那么大一块儿，摆在牙缸上，没地方晾晒。我问：“冬天是不是很冷？”他们说是的，最冷时零下20摄氏度。

在排长的宿舍，我看见了他们的书柜。两个五层高的柜子，摆满了书，但几乎所有的书都旧得起了边儿，掉了皮儿，肿得像馒头。幸好我们带了一些新书上来。

我们又去了厨房，两个战士正在做饭，很简陋。

走出来，我看见屋檐下摆着一个很大的铁捅。他们说是接屋檐水的。“接来干吗？喝吗？”我又问。他们说：“是的。用药片洁净一下，作饮用水。”

我感到吃惊。但细细想：不喝屋檐上雪化的水，在这个高山顶上，还能喝什么水？

走出哨所，心里特别不好受。

崔大校他们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把带来的书赠送给哨所。全体战士集合站好，我们将书一一送给他们。

送书的时候，我看见阿岩和战士们一一拥抱。我相信那一刻她的心里溢满了柔情。我相信那些年轻的士兵能真切地感觉到她的柔情。遗憾的是我们这么匆忙就要走。我们能为他们做得太少、太少了。我们就在山上待了两三个小时。

合影留念后，我们下山。战士们纷纷来送，狗狗也跟着送。一只叫黄皮的狗，一直送到山脚。看着我们走远了，头还在那儿一点一点的，目光有些忧伤，好像在说，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而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