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中国传统家训的公益教化

陈延斌

    博施济众、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民间士绅、百姓都是这种观念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中国传统家训中就有极为丰富的公益教化的内容。

    首先，家训的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的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许汝霖的《德兴堂家订》告诉子孙要俭朴，婚丧祭祀要从简，用祝寿、祭祀等省下来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在这方面，被宋元明三代皇帝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在其家训《郑氏规范》中规定得更为具体：对族人要多加体恤、帮助，缺粮者每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子孙的乡邻死亡后，给棺材安葬。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强调要周济鳏寡孤独。《郑氏规范》要家人对“鳏寡孤独果无以自存者，时周给之”。韶山毛氏宗族的《家劝》，用歌诀的形式训诫族人“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笔墨纸砚送给同学，尤其是“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天不能即归，辄留饭。”既帮助别人又不伤对方的自尊，考虑得何其周到！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不仅应鼓励寡妇再嫁，而且要给予资助。

    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的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也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饭，几乎无不涉及。家训的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明代袁黄的《了凡训子书》将“兴建大利”作为积善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求子孙“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定得极为详细，譬如要子孙当尽力资助修桥补路，“以利行客”；自六月到八月，在交通要道设立茶水供应站，招待过往行人。

    积谷储粮以备荒年赈贫，或者灾荒年月减免租税帮助穷困佃户乡人，是许多家训都详细规定、多加训诲的内容。蒋伊的《蒋氏家训》言“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助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陈龙正的《家矩》告诫家人要讲究人道，且不可乘凶荒之年抬高粮价，牟取暴利。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倡议效仿朱熹创立的“社仓之制”，先由自己出钱捐谷二十石，在家乡建立社仓，除自家每年增之以外，还要动员附近富家捐粮以增加储备，以便凶年赈助乡里贫民。

    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以教家立范、“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训教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的伦理道德，对拓展儒家思想社会教化领域，保证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

深味与妙悟是研究诗歌艺术的特殊要求。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短小的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那言外的韵味，尤其需要细细咀嚼。所以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滋味”二字，并用以说诗。诗歌艺术是极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而要用语言道出它的精微，又决非易事，就连诗人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惑。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曰：“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术，如果拘于字句的表层意义，而不能品尝出声吻之间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泳的重要，在吟诵涵泳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得诗人之用心。诗歌的品味，既不能穿凿附会，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从语言开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于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品味到风格，就达到了对诗人的总体把握。

    妙悟二字出自《涅槃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悟觉、悟性。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把妙悟用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妙悟并不是甚么神秘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借用一下，并赋予它以特定的涵义。我们可以说妙悟是对诗歌的一种超常的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创作需要妙悟，诗歌的阅读、欣赏和诗歌艺术研究也需要妙悟。这和诗的特点有关。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心理，读者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心理期待和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有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小说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回忆录来读。抽取不同的书，我们的心境不同，心理期待也不同。诗和读者的关系是心灵间直接的呼唤与应和，无须借助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读者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诗人。我们登上庐山，情不自禁地吟诵“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此时自己仿佛成了李白。我们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时，信手引了陶渊明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仿佛这两句诗是从自己肺腑中自然流出的。当然，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那是小说家让他所创造的人物去叩打读者的心扉。而诗人却是亲自前来，并把自己的心直接贴在读者心上。所以当读者沉浸在诗里的时候，和诗人已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了。阅读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感受，都可能产生共鸣。而诗的特点规定了诗歌鉴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艺术的研究也是这样。妙悟虽可得之于天赋，但主要还是得之于后天的培养，是由于反复的实践而获得的敏捷性。在正确指导下多读多思，并练习写作，是很有好处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以叙事为基本文体特征，尤其是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但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目的则各自不同。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闲，如明嘉靖间洪楩所编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其编撰目的不言而喻。有的是为了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如秉持“情教”“适俗”“导愚”小说观的冯梦龙编撰“三言”，就意在“喻世”“警世”“醒世”；其他话本小说集像《型世言》《清夜钟》《醉醒石》等，长篇小说如《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仅从小说题目即可想见其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当然有的小说为了更好地实现劝化效果，往往寓教于乐，如杜纲《娱目醒心编》即属此类。有的小说则是小说家炫学逞才的产物，如号称“四大才学小说”的《蟫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叙事绝非单纯地为叙事而叙事，一般都有情志寄托，也即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谓“寓情”，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凡经典之作大多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对此，学术界往往因过分重视古代小说的故事性而忽视了抒情性这一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民族特色。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浓郁的抒情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情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一些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此时其主体抒发意识最为强烈，自然小说的抒情色彩也十分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注于宝玉这一形象之中，藉此抒发自己的悲剧人生感受，他师法的正是楚骚抒情传统。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声称自己要“远师楚人”，为此他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彻头彻尾、蕴含多重悲剧意蕴的大悲剧。难怪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称赞《红楼梦》为“《离骚》之亚”，刘鹗在其《老残游记自序》中也认为“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这都是对其浓郁抒情色彩的高度肯定。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

（选自南开大学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有删改。）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

李 娟

①我从乌鲁木齐回来，给家人买回两只小兔子。卖兔子的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兔子，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吃得又少，又乖巧。”所以，一只非得卖二十块钱不可。

②结果，买回家喂了不到两个月，每只兔子就长到了好几公斤。比一般的家兔还大，贼肥贼肥的，肥得跳都跳不动了，只好爬着走。真是没听说过爬着走的兔子。而且还特能吃，一天到晚三瓣嘴咔嚓咔嚓磨个不停，把我们家越吃越穷。给它什么就吃什么，毫不含糊。

③还有一次，我从乌鲁木齐回来，带回了两只“金丝熊”。我觉得“金丝熊”看起来要比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而且要更便宜一些，才五块钱一只，就买回去了。我妈一看，立刻骂了我一顿：“五块钱啊？！！这么贵！真是，家里还少了耗子吗？到处都跑的是，还花钱在外面买……”我再仔细一看，没错，的确是耗子，只是少了条长尾巴而已……

④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来，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的。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

⑤家里还需要二十到三十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杂货店里的货架上也空空落落的，香烟和电池一个月前就脱销了。

⑥可是我回家，所能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没尾巴的耗子。

⑦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没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⑧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

⑨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还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

⑩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啊？”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于是第二天晚上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她挂了电话，立刻买来驼毛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儿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缝了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三趟班车，坐了十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

⑪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

⑫我买过咸烧白。一碟一碟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她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

⑬——不是过去喜爱过的那种，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些过去的事物、过去的感觉，永不再有了。她九十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

⑭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它：“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⑮还有小耗子，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夏牧场，趴在铁笼子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晚上，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但还是怕它冷着，又包了一层毛衣。寒冷的夜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一点一点咬破。它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

⑯尽管咬破了衣服，晚上还是得再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妈妈点着它们的脑门大声训斥，警告说下次再这样的话就如何如何。外婆却急着带它们出去玩。她提着笼子，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到外面的草地上，在青草葱茏处艰难地弯下腰，放下笼子，打开笼门，哄它们出去。她努力地把手伸进笼子，把它们一只一只捉出来放到外面，让它们感觉到青草和无边的天地。阳光斜扫过草质，两只小耗子小心地触动身边的草叶，拱着泥土。

⑰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想：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我想了又想，包里还能再塞进去些什么东西呢？这时我又看到干⑱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

⑲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停在戈壁滩上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都空空荡荡。胖胖的维吾尔族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热茶，还给兔子找来一块白菜帮子。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更多试题及答案关注公众号

⑳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扑背坐着。又怕它会突然死去，便不时地伸手进去抚摸它。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一个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

㉑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了，我很想你。”

㉒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桃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为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有删改)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 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的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应该如何理解“诗言志”？

第一，诗歌之为个体情志的外发，自然不成问题，但并非所有的诗都由此而来。对于“风”来说，“诗言志”尚可对付，毕竟这些“民俗歌谣之诗”乃是普遍的人性感物而动的结果。但“风” 不是诗的全部，“雅”和“颂”就很难说是个人心志的表达。“雅”“颂”义近而形式相同，都是祭祀时告神和祈福的工具及其结晶。诗、歌、舞、乐，本属一体，皆巫觋事神之用，我们不能说诗就是言巫之志，反倒应该说，最高等级的诗乃是巫祝接收到的天道和神言。有些诗不是“言志”，而是“言道”，因为它就是“道言”或“天志”。至少对于“雅”“颂”而言，“诗言志”理论则显然风马牛矣。

第二，即便诗只是言凡人之志，但作诗者都只是平凡人吗？也就是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普遍乃至普通的现象吗？有感而发或兴之所至者都可以称诗吗，都可以“刻之玉版，藏之金府”？ 如果我们把“诗言志”这个当然极为有理的命题绝对化，则会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意味，以为“我手写我心”就是作诗，而所有琐屑、杂碎、临时、私人甚至无聊的感受都能入诗，甚至就是诗之本，则显然误解了这个古老的说法。不可否认，最初的诗歌（尤其国风）大多是平民在劳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但经由官员从民间采集，后为孔子整理，便具有了“经”的地位，其中体现的已不（完全）是原作者之志，而是圣人之志。所以，我们需要弄明白：诗究竟言了谁之志？

第三，言志之诗究竟是什么？志、情、意、欲等等，都是个体性的，诗的本质难道只在于情绪的宣泄，还是首在自我心灵的纯化？《诗纬·含神雾》训“诗”为“持”。《文心雕龙》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诗的初级本质在于个体的操持，心志的净化，人性的切磋琢磨。诗之为“作”，近乎“圣”，就在于能陶铸情性。因而圣人之“作”，既在于“诗”，也在于通过“诗”而“作人”，即教化生民。我们并不反对诗首先具有“言志”“达意”“抒情”的功用，但它更高的目标却在于 “成人”之美，而不仅仅言己之志。绝大多数人的常情和欲志即便不能说不值一提，也肯定没法用来教化群伦。

所以，我们必须在“诗教”和“乐教”这个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理解“诗言志”：圣人通过音乐和诗歌来序人伦、睦友邻、齐风俗、化民气、肃庙堂、乐万方等等，达到和谐美好的生活状态——这也是诗教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