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接受的最高礼遇是舞蹈夹道欢迎。其实世界各国许多重大外事活动，也常使用不同的舞蹈方式。它跟三军仪仗队一样，其内涵都包含一种国力或文化的炫耀。舞蹈代表这个民族早在人类语言没有产生前的文化成就。凭借舞蹈原始遗存，一些人类学家、哲学家们达成一个共识：“舞蹈是人类一切艺术之母。”

    舞蹈虽然很古老，但其文化意义却常遭到误解。当代美国符号美学家苏姗·朗格说：“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比舞蹈蒙受到更大的误解、更多的情感判断和神秘主义解释了。”舞蹈是一种非语言艺术，也是非文字文化。但人们在认识或评价它时却用语言艺术或文字艺术的标准来判别，这样就会张冠李戴。如同艺术史家约瑟夫·马库利斯所说：“在综合性美学观点的评述中。要么几乎从不提及舞蹈本身的艺术特性，要么就是硬性地或直接基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立场。”

    舞蹈的感性材料是人自体，这是舞蹈与其他艺术文化最重要的区别。即使其他与人体有关的艺术，在作品完成后，作品与人都可分离，唯人体与舞蹈永不分离。真正的舞蹈不是说的也不是理论的，而是由人跳出来的。这便决定了它必定具有鲜活性、现场性，表演时故在，表演结束舞蹈随即消失。因此，古代舞蹈很难真实地保存下来，现代虽可通过影像设备做记录，但它已不是舞蹈家作品，而是摄影家的作品了。

    舞蹈是人体艺术，主要是通过人体动作、动态来表达人的情感、思想和情绪。它的接受也不依赖语言，或主要不依赖语言。那么靠什么呢?意会。人们常说优秀的舞蹈“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在舞蹈家看来，最美的舞蹈用语言说不清楚，即使能说出来，也会变得不仅词不达意而且浅白而失却生动性。因此全世界的舞蹈家都不喜欢用嘴巴去诠释自己的舞蹈，即使节目单要写上几句暗示的话，他们也尽可能采取很抽象的语言。这当然也会带来误解，以为舞蹈家没理论，或不善理论。不善理论可能是对的，因为舞蹈家最善于用肢体说话，但不等于没有理论，只是这种理论也不是语言性理论。口头语言或文字确实不能准确说清舞蹈，文字理论在舞蹈面前永远是灰色的，第二位的。人类发展舞蹈理论，只不过是让它帮助人自己加深与舞蹈本体的接近罢了。

    上演了一百多年的芭蕾舞小品《天鹅之死》，没人问它到底要说什么，也无人怀疑人体到底像不像天鹅，作品在讴歌生命的这一深层内涵，即使说不出来，也不愿用“天鹅临死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话来浅白它。常人白话会砧污作品的美，优秀舞蹈的思想内涵所具形而上的哲理，需给予深层意会。

    中国当代古典舞《扇舞丹青》，人人都喜爱，人人都能感受到它那传统美的意味。如非要问表演的是谁?她在干什么?她在什么地方?她是文人才女还是画家手中的笔．她是色彩还是线条……不要说编导抑或演员无可回答，任何人都会觉得这种发问不正常。该舞获了那么多奖励，久演不衰，被行内外普遍认可，也是在意会作用下的接受。（摘编自吕艺生《舞蹈文化面面观》）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中国人很早便与茶发生关系了。《诗经·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怡”的“荼”许多人便认为是“茶”。西汉初马王堆墓葬中的随葬品中即有茶叶。不过两汉以前，茶不是作为一种饮料存在，而是一种“菜肴”。晋代郭璞为《尔雅》作的注中曾说道茶“叶可煮作羹饮”。作羹自然少不了油盐酱醋、姜桂葱椒等调料，还要用一些碾碎的米粉勾芡。现在，在某些地区还有其遗孑存在，如湘西的“擂茶”、陕西的“三炮台”、洛阳的“罐罐茶”等等，这些都是介于饮料与菜肴之间的。

    茶的“文人士大夫化”或说“雅化”是由唐代的“茶圣”陆羽完成的。他的那部《茶经》不仅总结了前代饮茶的经验并民加以提高与规范化，其中充满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这是世界茶的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茶的著作，是茶的“雅化”的标志，至今仍被全世界的茶人们奉为经典。唐代主要饮的是饼茶，它由茶叶蒸、捣、拍、焙等方法制成，在煮茶之前还要烘烤、碾碎，在釜中煮沸而饮。在烹煮和品饮过程中，所用器具也是饮茶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羽还研制了十分细致考究的二十四种茶具，大都小巧玲珑，可以贮存在一个美观的笼中，携带方便。使得“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与现在仍在日本流行的茶道类似，当然那是极富诗意的艺术品。从此饮茶就多了一重意义。在这种情态下，自然会刺激诗人的想象，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卢全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人饮茶后的感觉竟是“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甚至要乘此清风遨游蓬莱仙境。

    唐代的饼茶还是比较大众化的，虽然一般平民百姓饮的还只是采下晾干即可饮用的散茶。宋代的饼茶则是特别贵族化的饮料了。尤其是官家监制的，制作时选料严格，其价格超过金玉，还往往被皇家垄断。朝中大老重臣，每逢年节，才有可能得到朝廷一，两饼的赏赐。平民饮的散茶，宋代称之为“草茶”。

    冲泡散茶，虽然自古就有，但正式风行于元末明初。当时战争消耗大量的生产力，那些过度奢侈、徒耗民力的龙团凤饼，显然为民众负担不起。明初洪武间，正式停止了让民间供奉饼茶，改为散茶，日久便成为风气。散茶的兴盛也与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有关系。他们人生的价值取向是“清”。《尚书·尧典》上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教诲。其后清介、清心、清白、清名、清廉等等，许许多多带有“清”字的价值判断为他们所向往。那么日夜相伴的茶水怎么能是浑浊不堪的呢?从宋代开始，文人饮茶如无特殊的目的，便很少加其他佐料了。宋代的饼茶也努力向清澈无色靠拢，而散茶只要茶叶的品质好、采摘及时、加工得法，“清”是完全有保障的。

    到了明代，以“清”为特征的茶的风格已经形成。有人说它是“清虚之物”，把品饮茶的嗜好称之为“清尚”，人们把它看作纯洁的象征。它宜于和人世间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清高”者相匹配。因为茶是至洁之物，所以要求采摘者、烘焙者以及茶具和水质的清洁；在品饮过程中也强调环境氛围的清雅、清幽。明代罗察说：“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浇激，此时幽气，故难于俗人言矣。”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有些文人雅士以“茶人”自称，在园林之内建立茶室。文震亨说：“构一斗室，相旁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这是在与少数几个知心朋友品饮时所需要的氛围，它充满了清趣。有人甚至提出具有清德之人才配品饮清茶。从这里本来可以进一步迈进“茶道”之门，但此论终是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没有人认真执行过。

（节选自《茶的演变与风格》作者王学泰，有删改。）

    ①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②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③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④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⑤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⑥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⑦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国学”作为汉字词汇，在历史上最早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国家官学。18世纪日本出现“国学”学派，以“国学”指日本自己的古学，以与来自中国的学术相区别。受此影响，20世纪初，我国学者提出“国学”的概念，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其中的“国”是指“本国”，“学”是指学术文化。中国人所使用的“国学”"当然是指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这是近代国学概念产生的最初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的第一波“国学热”，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国学热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

    同时，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国学热有助于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影响。百余年来，我们大力学习西方文化，谋求现代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产生过全盘西化的思潮，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彻底失落。这既不利于现代化，使现代化失去民族精神的支撑，又易导致食洋不化，不能把先进文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国学热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对引进或移植自西方的学术体系进行反思，通过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来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

    目前的国学热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面，相对于国学的学术研究，多属于文化普及的层面。它虽然不能自然带来国学研究品质的提升和发展，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改善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培育。由此看来，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对社会和谐的实现，当前所谓国学热的出现和流行，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切浔题。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避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摘编自陈来《如何看待国学热》)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妨再大一点。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01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