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是由三家组成的，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道家美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禅宗美学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正统地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突出一个“仁”字。“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讲和谐，儒家尤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是“入世”，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禅宗的思想是“遁世”。我们可以各列举一位唐代的诗人来说明。儒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圣”，因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因为他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禅宗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王维，王维被称为“诗佛”，因为他是典型的禅宗思想的代表人物。

    三种美学，在一代文人身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杜甫是以儒家为主，李白是以道家为主，王维是以禅宗为主，但并不是说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思想。杜甫身上也有道家的东西，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东西，王维身上也有儒家甚至道家的东西。比如，王维进朝做官肯定要按儒家的方式行事，上朝是儒家，退朝是禅宗。所以说，他们每个人身上三种美学都有，只不过是每个人更侧重哪一种。另外，一直讲“儒道互补，庄禅相通”，这八个字概括了三种美学、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大家去过青岛崂山，就能发现山上佛教的庙宇和道教的道观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宗教能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教派都能留下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分支，但是谁也不占统治地位。

    再一个是艺术作为精神的家园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刚才讲了儒家是“入世”，但是在历代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道家和禅宗往往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说中国画家中著名的“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全都是寄情于书画，在道家和禅宗里面尽情地遐想。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功成名就以后都自杀了，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19世纪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尼采自己就没有做完这场梦和演完这幕剧，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自杀了，因为他钻研越深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就是在拿了文学大奖以后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的，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生病导致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越写下去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而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精神的家园，失意后往往到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的精神家园中寻找寄托。

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

    在研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分析普遍认为，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短期内碳排放约束将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考虑在较长时期内碳排放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

    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会随之发生变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转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路径机制。

    机制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碳的“结构性减排”。也就是说，通过将有限资源优化配置到单位产值碳排放更低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机制二：通过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的“效率性减排”。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源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而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实现在既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和内涵式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碳排放约束条件加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即将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调整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而通过控制关键影响因素，模拟分析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最优理论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其中，机制一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资本、劳动项，体现碳约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生产水平提高；机制二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全要素生产率项，体现通过碳约東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效率提高。

    虽然碳排放约束的作用机制一和作用机制二均对稳态下产出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机制一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终点的，而机制二中的技术进步却是无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约束的第一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约束的第二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力将会越来越大，充分发挥机制二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系统稳态下产出水平达到更高的稳态值。

（摘编自靳祥锋、任栋《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増长机制研究》）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却又极其坦然地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从史实去考察，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先民的“本源文化”，然后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分化为“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些观念，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如甘肃各地出土的葫芦瓶等，即是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伏羲、女娲在民间艺术中是以葫芦中的一对人首蛇身、阴阳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与本源艺术的葫芦瓶造型惊人地暗合。

    随着社会阶级的产生，一部分民间的工匠被吸收去为上层社会服务，参加上层艺术的创造，形成了非民间艺术，即所谓的“上层艺术”。这些非民间艺术品除了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外，大部分在内容与造型上，离民间的思想形态不远，而仍具有民间艺术那种朴厚、阳刚的风格。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西汉初期和东汉晚期的一部分画像石刻等。

    在上层社会的需求下，一部分工匠向专业化发展而成为技师，另一批工匠仍留在民间。但这两类工匠的作品风格已开始有明显的分野。由民间工匠派生出来的百工，渐渐走专业化的道路；作品也由群体制作而变为细致的分工，由此派生出的个性艺术，促成了专业艺术家地位的提高。专业艺术家的诞生，使作者及其作品被列入史册，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即为代表。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并不考虑表现对象的科学属性；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任何自然界的或外在的客观形象都可加以改造、变形或组合。只要作者认为美，便都合情合理，却不必符合科学之理。民间艺术的意念不是沿袭本源艺术的阴阳哲学、生殖繁衍观念，就是结合民俗习尚的祈福消灾、趋吉辟邪思想。因此，民间艺术所选取的形象，有一部分是从先人传承下来的，诸如鱼、蛙、葫芦、十二生肖等；另一部分是从生活中来，随意念而组合。当然，民间的物质条件和时间都有限，民间艺术不可能像上层艺术那样事事讲求精细。但工多艺熟，以瓷绘为例，经过大量一实践之后，便发展出一个富于韵味、以少胜多的大写意系统。

    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主要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行、五色观进行组合配搭的。历代的中国平民百姓，觉得只有强烈的色彩才可以与大自然匹配，与天地协调。往往喜爱对比强烈、鲜艳明亮的颜色。因此，原色是民间艺术的基调，但五行、五色观和民俗的影响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间艺人会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种颜色，以表达审美和生存功利上的追求。例如喜事的民艺品尚红，丧事的尚白。此外就是个别作者的主观用色，那就更自由、更意念化了。

（摘编自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

材料一：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应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从中发现、挖掘和塑造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英雄形象，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顶层设计出发，努力填补现实英雄形象严重不足的短板，形成革命英雄、建设英雄、改革英雄、创新英雄等各类英雄形象百花齐放、相映生辉的当代英雄审美格局。

电影《战狼 2》采用宏大叙事，塑造了冷锋这样一个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当代典型英雄形象，堪称当代中国文艺英雄叙事中的标志性成就。首先，冷锋的英雄行为建立在专业精英主义与团队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一点不同于以往主要依靠某种崇高的意识形态信仰或桀骜不驯的另类性格而成就自我的英雄成长路径。其次，冷锋的英雄行为既符合普遍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人性逻辑，又彰显着鲜明的当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比如，他一身正气，但也会因捍卫真挚的战友情谊而失控伤人，犯下大错。最后，冷锋这一英雄性格是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高度统一。如果没有冷锋这个典型性格，我们就无从同时领略到人性中的正义与善良、亲情与友情、爱情与仇恨、倔强与柔情的相映生辉；如果没有这个典型性格，我们也无从同时领略到人性中的大爱与小爱、大我与小我、大家与小家的矛盾冲突。正是如此逼真的人性再现，才让我们对英雄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强烈情感共鸣。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处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摘编自马立新、洪文静《新时代，文艺如何塑造英雄形象》）

材料二：

典型人物固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某种共性、普遍性，但也要体现出具体的个性、特殊性。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个”即人物主体在典型性中显示的独特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体。黑格尔精辟地分析了《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人物形象，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典型形象的魅力，更多来自于独立自主生命个体的特殊经历、精神气质和个性品质。

典型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其丰富多彩性，对读者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似曾相识而又有陌生感。现实中的人物性格，是各种属性兼具的整体。因此，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不能将典型人物理想化，赋予他们完美无缺的道德品质和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如果是这样，人物“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基于僵化的思维观念或单一的道德品质塑造而成的典型人物，缺乏个性特质，必然流于类型化。

个性化的鲜活描写，才能使笔下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写革命先驱李大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这位“共产主义者”个性化的复合特质：“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这样的形象外表看上去并不高大，但是贴近人物的实际，先驱者为革命而流血牺牲，更令人沉痛和景仰。

先进典型不是简单的象征符号，性格是人物塑造的关键。人民日报记者笔下的时代楷模黄大年，是一位纯粹的、有情怀的、赤胆忠心的科学家。在黄大年的身上，体现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和“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这是我国优秀科学家的共性。记者同时写出了典型人物的个性特质：黄大年放弃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返回祖国，带领团队开展攻关研究，“可项目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养成的惯性思维、行事风格、处事理念，让黄大年对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经常不理解，很生气，又无奈。面对种种不适应，急性子的黄大年不仅要倒‘时差’，还要倒‘识差’。”典型是某一种先进类型的代表，又是个别的、完整的人物。记者不回避社会实践中的矛盾，不隐瞒人物的弱点乃至缺点，这样的报道更能引起人们共鸣。

（摘编自陈伟军《做好典型人物报道：以“人学”为立场，摒弃“高、大、全”叙事模式》）

材料三：

典型人物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是个性的，又是共性的；体现人性本色，又折射时代风貌。成功塑造典型的创作者，首先应是合格的时代书记员。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人的一切，可以也必须在其社会关系中得到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天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怀，新时代画卷里的中国人，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不但与革命战争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大不同，与改革开放早期相比，也有不小变化。典型人物是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塑造典型人物，必须洞悉社会发展趋向，剖析现实生活肌理。近年来，话剧《生命密码》、歌剧《呦呦鹿鸣》都塑造当代模范人物，但不同的行业特征，给予人物形象不同的艺术特质。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面对新人新事，前人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法，今天更是不够用了。不论是“驻村第一书记”“海外维和官兵”，还是“天使投资人”“程序员”，抑或“快递小哥”“电商小二”，都是文艺创作要书写的新人。而新人之“新”，不仅新在职业，更新在精神。典型人物是时代总体精神状况的艺术表征。新时代的创作者，脚下是一片孕育典型人物的丰厚土壤，应当静下心来、沉下身去，以万取一收之手段，捕时代精神之要义，以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塑造生动鲜活的典型人物。

（摘编自胡一峰《塑造典型人物，为时代传神写照》）

材料一：

如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手机客户端新媒体的崛起给年轻一代的阅读和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由此而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身处其中的青年人应如何对待这样的阅读方式？

其实，“碎片化”阅读作为一种快速阅读方式，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人认为，“碎片化”阅读可以使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以概念和模块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比如“知乎”等问答网站的兴起，让知识的获取更加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另一个共识是，对于想要通过阅读提高思维能力，获取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来说，“碎片化”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入职某金融公司不久的小楠就在努力抵抗“碎片化”阅读对自己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微信上的内容太多太杂，但是时间太少了。如果有大段的时间，比如周末或者晚饭后，我还是愿意坐下来，有系统地阅读，并做好读书笔记。”他说。“碎片化”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孰优孰劣？无法一概而论。其实一次阅读是否深入有效，关键在于阅读者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而非阅读方式的选择。手捧畅销的成功学书籍，和认真阅读一些有含金量的微信推送文章，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摘编自《如何做一个靠谱的阅读者》）

材料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阅读成为常态，上下班通勤、等人排队、出差途中，这些碎片化时间都可以成为阅读时间。一篇篇微信、一条条微博、一段段抖音小视频、一个个喜马拉雅音频，内容涵盖时政新闻、明星八卦、育儿心得、心灵鸡汤甚至广告软文……我们从早到晚看微信、刷微博，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仿佛天下事十之八九尽在胸中。可这种泛化阅读并没有带来个人真正的成长，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

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的内容呈现特点有关，跳跃式的非线性阅读，使得人们的思维不断被分散，注意力很难集中于某一个主题，结果阅读变成浏览，知识的获取变成了简单的资讯检索。另一方面，在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不少内容生产者热衷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所谓爆款文章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些内容适合浅阅读，迎合了大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可阅读者的思辨能力却在逐渐退化。

因此，在这个“形散”已经不可避免的时代，要想保证“神不散”，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就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阅读的时间可以碎片化，但阅读的内容不能碎片化，即要形成知识系统。因为没有目的的阅读，就如同没有购买需求的主妇进了熙熙攘攘的大集市，茫然不知所措。在碎片化时代进行阅读，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集中注意力，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选择阅读内容，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器，才能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环境中，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达到阅读的目的。

日本龙谷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原尻淳一曾根据谷歌公司7：2：1的投资基准比，从阅读时间分配上对读者的知识结构的建构进行了规划：7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2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周边，10%的时间看未知的领域。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泛化阅读到主题化阅读，其实就是在明确了个人知识体系之后，根据体系内各方面的重要程度优化时间和精力分配，采取苦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的结果。

此外，为了应对跳跃性的思维过程和欲罢不能的鸡汤消费，读者可能还需要在阅读形式上进行某些妥协，譬如每周抽取一定的时间脱离数字化环境，迫使自己在纸质的印刷文字上深耕。其实，许多图书馆、文化馆、独立书店已经推出了不少读书日、读书月活动，号召人们将深度阅读作为放松身心的方式。

（摘编自《信息过量时代，如何克服阅读焦虑》）

材料三：

阅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思维方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为主导的阅读方式，有可能趋向思维的碎片化、平面化、同质化，而在印刷时代形成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感知能力可能在降低。

信息时代的阅读很方便，有以往阅读方式所不具备的巨大潜能，当然要充分利用。现今，进行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资源。对于数字化新的阅读形态，只能主动跟进，而不能消极抵制。但要注意，新的阅读形态可能有利有弊，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可以并存，既读书，也读“网”。一般而言，读“网”比较适合“浅阅读”，了解新闻信息，也是上网比较方便。但读纸质书更适合“深阅读”。要想读经典，最好还是读纸质书。因为上网阅读往往会受到其他推送信息的干扰，使这种本来“深阅读”的思维与感受变为“浅阅读”。

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装帧、开本、版式、纸张，都可能含有独特的美学意蕴，令人玩味不尽。每本书的流传过程，它的来路，都可能带有文化记忆。“坐拥书城”“有书卷气”是说一种令人羡慕的气质，这些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上是得不到的。读书终究是一种生命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论现代信息科技如何发达，不能也不应当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在信息时代，既要适应和利用网络阅读，又要警惕和尽可能减少网络阅读带来的弊害。

（摘编自《信息时代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