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料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体现家族积淀：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性变得多样。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清代家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不平衡。据统计，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教。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家集并非为“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同一地域流派（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和地域文学的创作与传承。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该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或如“青灯伴子”“闺中唱和”“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并对家族文学的一脉相承而感动。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大家纷纷搜文理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

（摘编自《清代家集与家族文学传承》）

    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科学中的理性，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自觉的逻辑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认识世界的活动。所谓非理性，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作为心理现象，非理性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或不能进行确切的理性分析的。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理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往往起着必不可少甚至是关键的指导性作用。众所周知，科学自近代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以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演绎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认识理念。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中的理性尤其是其中的分析传统已成为科学研究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模式，也因此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然而，理性由于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故并不具备积极能动的力量。没有情欲、本能和冲动的推动，理性就是一些僵死的形式。所以，理性的活动只能仰仗非理性的能量。

    传统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理性高于非理性，并将科学的理性方法绝对化，无条件地推广至各门非自然学科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相反，非理性主义者则坚持非理性高于理性，甚至将非理性方法绝对化，声称它是研究人和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就科学活动而言，理性与非理性往往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方面，理性作用的实现有赖于非理性的参与。例如，爱因斯坦就非常重视直觉的作用，他认为从直接经验到理论体系“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个不是必然的直觉的联系”，“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当代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已深切体验到：新知识的获得并不只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实现也有赖于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任何积极的意志、信仰、信念要在人的活动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于理性来为其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很明显，尽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试图消解理性，但谁也无法否认，无论“意志”还是“情感”，都是由需要所引发的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体验，必然包含认知的成分。人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做出的选择，自然是充满理性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论人讲“风骨奇伟”“风骨清举”，论画讲“气韵生动”“骨梗有力”，论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刘勰论文，则在各体文章风格中，独标风骨，提倡一种“风清骨峻”的文章风格。凡此种种，由评品人物到鉴赏书、谈文论艺，风骨都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标准。可见，风骨不是某个艺术门类的概念，也不是某些个人的偏好，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宗白华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这种从“人物品藻”出发，“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而后遍及整个艺文领域的美学，不啻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因而风骨既是一个美学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学范畴。在审美领域，它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在文化领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松、竹、梅的喜爱，既是一种审美鉴赏，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选自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2018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对农事劳动的文学描写古已有之。西方有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传世，中国的《诗经》中相当数量的农事劳动描写则开启了这一源头。而当下，它正面临断流的危机，传统的劳作方式不断被取代，被遗弃，传承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模式正经历分崩离析的痛楚。

纵观现当代乡土文学，其中所写的农事劳动可谓范围广、种类繁多，农事劳动是前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符号和标志。而今，随着传统农业的萎缩凋敝，大量的农事劳动也渐渐退出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在当下重读那些忠实记录、描写了农事劳动的乡土文学已多少带有挽歌的性质，它们不仅仅具有文学意义，还将越来越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农业社会里，农事劳动不仅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必需的手段和方式，也蕴含着农耕文明特有的价值立场、审美维度、情感方式。在农村，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最主要的参照标准不是道德层面而是实用价值，即他(她)在生产劳动上的表现。确实，农村中的劳动好手、能手，就能受人敬重。乡土作家在写到这类角色时，往往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出赞美的情感倾向。

崇尚劳动的价值标准不仅渗透进乡土世界的价值观中，也深深影响着农村的审美观念。“美”往往是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孙犁的《荷花淀》开头写月光下水生嫂坐在院子里编苇席的劳动场景。这种审美观，完全是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内在基础的。每一种传统的劳作方式都是经过长期劳动实践的检验而一辈辈传承下来的，其中凝聚起了很多无形的东西，诸如家族情感、民风习俗、人际交往、审美维度等等，但时代在用更新更先进的手段取代那些古老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甚至是埋葬着附在其上的文化基因。

在传统农事劳动日益式微的同时，附着于其上的宗法制乡村的人事交往、风俗传统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这里，劳动已不仅仅是为了生产，还在一定层面上承担着人际交往、促进情感联络的特殊功能，这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法社会中是极为重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传统的人情习俗实际上也被割裂，金钱至上、人情淡漠、道德异化等诸多问题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发展的严峻问题。

但是不论社会如何转型发展，农事劳动所担负的生产粮食以供养人类的基本职能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现代技术的推进下改变形式继续存在，乡土文学也会持续地予以文学性的观照，这是毋庸置疑的。

(摘编自农为平《乡土文学中即将消逝的农事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