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观见审”，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两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就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释祩宏《竹窗随笔》论禅宗问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

中国吉祥文化

    吉祥文化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并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创造手段的丰富及生命意识的增强而越来越曲奇庞杂。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我国吉祥文化同样地也大致可分物体吉祥和行为吉祥两个方面。所谓物体吉祥，主要体现为我国历史众多的传统吉祥物。所谓行为吉祥，则主要表现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祈吉习俗及行为。两者都是以有形的器物或可见的行为表达无形的吉祥观念。

    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为“四灵”，即龙、凤、龟、麟这四种灵异动物。《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之语，郑玄注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者。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据专家考证，这几种动物是中国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留。如夏人以蛇（龙）为图腾，商人以燕为图腾，东部民族以凤为图腾，东夷中部民族以龟为图腾等。后来由于部落战争，相互联合或吞并，各部落图腾已经复合成为集各种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神异动物，图腾也转变了职能，成为鸟兽鱼虫之畜养，甚而成为保护神，进而成为吉祥物。

    作为祈福的象征，四灵在中国吉祥物天地中最先登场。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蚌壳堆塑的“中华第一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鸟纹，已窥见“丹凤朝阳”的原始雏形。殷代以灵龟兆吉凶。麟在四灵中出现最晚，但春秋战国时已经成形。汉代形成的“四灵”体系，源远流长，至今不衰。

    行为吉祥表现在风俗习惯和行为中。在山东泰山顶上，为了求得后嗣，妇女们将红线、红布条结在小树枝上，或将石子放置在小树杈上，表示向山灵祈求后代。旧时婚嫁，许多地方男女订亲后，男家送女家以“包袱”，里面有布料和其他物品，象征着“包福”。如果同一条街有两家娶媳妇，谁家早发轿谁家为好，这叫“抢福”。

    出嫁那天，新娘落下的眼泪，称为“金豆子”，流得越多越好。入洞房后，新娘要喝面汤，叫吃宽心面；吃红皮鸡蛋，称“一口咬到鸡蛋黄，明年生个状元郎”。新人合卺之前，还要撒栗子、枣、花生，象征早生贵子。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象征体系及民族吉祥物，而且至今还有吉祥文化的创生。比如各种大型的运动会，像奥运会、亚运会或全运会，在其正式举办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吉祥物，作为大会能顺利成功举办的吉兆，受到人们一致的追捧。传统吉祥物与民间祈吉行为、习俗似一对从民族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同胞兄弟，反映了吾国吾民的追求和向往。

（沉利华、钱玉莲《中国吉祥文化》）

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近年来，“通俗历史热”不断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之中。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通俗历史热”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定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实际上通俗历史并非“新生事物”，它以讲说形式流传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它广泛流行于民间，是民众了解过去、熟悉历史、满足自身历史求知欲的主要途径。一般情况下，这种历史的口头讲说是以十分平静的方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很少“走热”。但是，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适时性调整，从而在隔尘绝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口头的或文字的，并作为用以“交换”的精神产品出现在市场之上而日益“走热”。两宋讲史及宋元平话的一度活跃便是其中典型的事例。在当今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通俗历史在当下有了“升温”的沃土，其“历史的惯性”开始充分显现出来。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唯一选择。

    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是非常有利的。史学的职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这种目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带有浓厚的“天职文化”色彩，视道德教化为天然职任。它通过“贬恶扬善”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和社会。同时，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是不无裨益的。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很多具有普世性的行为规范与道义原则，只有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加以表达与阐释，才能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为社会道德与精神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通俗历史热”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有效传承，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极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之“趋热”，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

    当然，历史的通俗化不等于低劣化、庸俗化或文化的退化，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通俗历史热”的深入发展，要求通俗历史在外在形式变化的基础上，走向记述内容与历史观念等核心部分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讲说与记述的重点，由“庙堂”转向民间，由官场转向社会。更多地关注下层、关注民众，以体现史家应有的现代眼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成熟形态的通俗历史。

（摘编自李小树《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左传》记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礼制形成了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的高度，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如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表示皇帝以身作则，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当然，还有些服饰表达了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执法严明的象征。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檐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被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摘编自刘志琴《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