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载体，那就是吉祥组合图。一些企业在院落里会有一个养满各色金鱼的池塘，实际上这不仅是因为金鱼作为观赏鱼美观，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利用汉语言的特征形成的美好祝愿：金玉满堂。

    吉祥图案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记载了“铸鼎象物”，人们认为把一些妖魔鬼怪的形象或者名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让人们记住这些妖怪，并以此控制他们。这一时期，人们对图的崇拜，往往是出于敬畏，是为了避免灾害。先秦时期是一个从图到文字的过程，有学者研究，《山海经》其实就是一本巫师的工作手册，上面记载了许多妖怪的名字，并且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形象，这就为人们如何避开危害，或者从“妖怪”那里获得帮助，或者祭祀他们以祈求保佑提供了使用说明书。

    从汉代开始，吉祥文化又进入到一个从文字转换为图像的时代，人们根据各种神仙方术的传说，在砖瓦等载体上绘制了各种用于辟邪或者祈福的图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龙虎、翔鹤、生肖及神人、神话传说成为了吉祥图案的素材。唐代流行贴门神，也出现了连理枝、同心结等吉祥图案。宋元时期，吉祥图案以珍花异草，祥禽瑞兽为主题。到了明清时期，对吉祥图案的推崇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除了保有传统中对四灵、神仙、佛陀等图画的崇拜外，又生成了诸多脱离了宗教信仰、寄寓世俗美好祝愿的吉祥图案。

    中国吉祥图案主要以动植物形象表示。“马上封侯”：图像是猴子骑于马上，猴谐音“侯”，马上有“立刻”之意。“功名富贵”：由牡丹与雄鸡构成，“雄”即是“公”，谐音“功”，公鸡打鸣，“鸣”又谐音“名”。“寿居耄耋”：由寿石、菊、猫和蝴蝶构成，菊谐音“居”，猫谐音“耄”，蝴蝶谐音“耋”，指代长寿。

    《说文》云“吉，善也”，“祥，福也”，吉祥通俗地说就是美好的预兆。中国的传统吉祥文化图式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借助动植物等实物形象，如牡丹、菊花、鸳鸯、公鸡等，以借喻、双关、谐音等方式表示；二是以纹样形象表示，如龙纹、凤纹、祥云、中国结等；三是以文字来说明，如福、禄、寿、双喜等字。吉祥图案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装饰样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统吉祥图案作为我们文化的精髓，至今仍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材料一：

    汽车工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动力系统里传统发动机和变速箱处于主导地位，多年来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技术也在不断提升。近两年行业里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新四化，包括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新四化给传统汽车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当其冲就是动力系统，因为新四化首先是电动化，关系到所谓能源革命的问题。

    新四化的出现对整个动力系统的影响非常巨大。传统动力面临了很大挑战，但是从行业发展历史来看，传统动力系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汽车行业的基本共识是，在较长时间段里，多元化的动力系统会共存，发动机和变速箱等传统动力系统还是会被认为是汽车领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动力系统。

    新能源的动力系统里面也分两部分，从国家定义的角度来讲，一部分是纯电动，另一部分是插电强混，插电强混中也有内燃机，也有电动机。

    就纯电动而言，这块在我国发展非常快速。因为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在全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压力。一方面能源被大量消耗，石油需要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就是对环境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决心来发展新能源的动力系统。从更长期来看，现在很多主机厂都在投资研发燃料电池，也就是氢能源，因为氢能源目前也被认为是终极能源，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在新四化这样一个大变革环境下，动力系统将会多元化发展。因此也需要我们提早布局：一要持续提升传统动力系统的效率，来支撑我们目前作为汽车行业基础的传统动力系统；二要不断发展电动化，包括混动和纯电动：三要提早布局燃料电池氢能源动力系统。

（摘编自《未来汽车动力系统：多元化技术和动力系统并存是大趋势——对上汽集团乘用车技术中心总监徐政专访》）

材料二：

（摘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水平分析及展望》）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不断增加，消费者的投诉也是络绎不绝。在多个汽车投诉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短、充电难等问题的投诉不在少数，其中，“续航里程锐减”、“续航里程与官方宣传不符”更是消费者们的重点投诉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发生的新能源汽车自燃事件就有几十余起。频发的蓄电池自燃事件，让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甚嚣尘上，也让行业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质量的担忧和焦虑随之增加。“电池是否安全？”俨然已经成为消费者首要担心的问题。

    车坏了没人修，只能返厂更换。如果购买的是国产车倒不用过多担心，若购买进口车，车辆故障需更换零件，只等相关配件配全也得耗上好几周甚至更长；再者，电工类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新能源汽车维修行业技术标准也相对滞后。因此，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和保修维护的方便性等等也频频遭到消费者质疑。

    新能源汽车保值率低，是新能源汽车销售的主要障碍，也是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主流新能源汽车的3年保值率甚至低至20%，也就是说3年后只能卖到原价的20%。总的来说，纯电动车型残值衰减较快，并且根据摩尔定律每18个月的电子产品升级，新能源汽车将可能出现难以预估的保值率变化，中国自主品牌的机会与风险并存。

（摘编自《从消费者权益探析新能源汽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莲蓬

韩开春

①汉乐府诗里有首著名的民歌叫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可见莲是江南一道独特的风景，采莲是江南夏日一种常见的劳动或者游戏。但采的莲花还是莲蓬，似乎颇费思量，我更倾向于后者，理由是莲花虽然好看，可惹人占有之思，但这种超尘脱俗的花毕竟更适合远观而却不适合近亵，不像莲篷，直接就与人的口腹之欲联系起来——采了可以吃，当然应该是首选。

②实际上，说到底莲花与莲蓬只是一种事物的两个不同时期，和大多数的植物先开花后结果不同，莲蓬是和莲花一起出现的，《群芳谱·荷花》中说得明白：“凡物先华而后实，独此华实齐生。”莲的“实”即莲子，藏于莲蓬之中。起初，莲蓬只是莲花的花心，娇小嫩黄，隐藏于美丽的花瓣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花心逐渐长大，花瓣逐渐脱落，莲蓬也就开始显山露水，正式跳脱出来，从莲花的配角升为主角。农历七八月间，满湖满荡的莲蓬成熟了，姑娘们划着小船，穿行于万顷碧水之上的田田荷叶间边唱歌，一边来莲，场面壮观且热烈。上面说到的那首汉乐府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劳动场面，有人便据此认为《江南》就是当时采莲姑娘劳动时唱的歌，我信。这也从倒面证明，汉乐府和《诗》三百一样，大多来自于民间，劳动是诗歌亦或是文学不竭的创作源泉。

③莲花的颜色分红、白、粉等色，这是有道理的。莲能食用的部分无非是水上的果实莲蓬和水下的地下茎莲藕两种，从花的颜色上就能知道这株莲是莲蓬好还是莲藕好。开白花的莲藕丰硕肥满，入口甘甜，开红花的则莲蓬硕大，籽粒饱满。从这个意义上说，莲花的颜色好像就是个标志，所谓“红花莲子 也，汪曾祺先生在《鉴赏家》一文中写了一对伯牙子期式的知已，有一天，果贩叶三给画家送去一大把莲蓬画家一高兴，就画了一幅墨荷，好多莲蓬，画好后，画家征求叶三的意见，叶三说：““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画家因此感慨题诗 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这一细节说明先生十个懂生活爱生活的人，不然他也不会把文章写得这样活色生香。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先生的文章，除了他文字本身的原因外，还有他的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一点让人觉得他在可敬之外，更多了一层亲切。

④莲蓬的模样活像老家屋檐下倒挂着的马蜂窝，连里面包舍的内容都像，每个小格子里都藏着一个小东西。只不过莲篷里藏着的是一枚枚包裹着青绿外皮的莲子，老熟了也不会自己走出巢穴，不像马蜂窝，一间一间设计精巧的小屋子里藏着的是白白的蜂蛹，时间一到，这些肥白的蜂蛹便会变成一只只黄黑相间的“细腰美人”，施施然从小房子里探出身子，抖抖翅膀飞将起来。

⑤在乡下孩子的眼里，莲蓬是和马蜂窝有着同样诱惑力的，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是蜂窝中白白的蜂蛹用油炸了是极其可口的小吃，有着浓郁的肉香，香且脆；而莲蓬里包藏着的莲子也非常好吃，剥去外皮，一枚白白的莲子入口，也是满嘴的清香。只是要想吃到香脆的蜂蛹，必得冒很大的风险，弄不好就要被蜂群蜇个青头紫脸，火烧火燎地疼痛，所以，在采取行动之前，你必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吃得了那样的苦头而采莲蓬却不须那样的冒险，只会游水就行，游到莲蓬跟前用镰刀轻轻一割就能把它带上岸来。不会游泳也没关系，还可划一小船或者大些的洗澡盆或者杀猪桶，同样可以接近莲蓬。顶不济还可在镰刀的长柄上再绑上更长的竹杆，站在岸边也能达到目的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较的结果，当然是莲蓬占了上风，更受欢迎，除了极个别极富冒险精神的调皮猴子外，大多数的乡下孩子还是更乐于去享受没有风险的莲子的清香。辛弃疾在一首词里写“最喜小儿无赖，村头卧剥莲蓬”，确实是夏天水乡孩于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⑥莲子除了生吃，更多的还是熟食，而且，除了小孩子，也确实很少看到大人经爱剥新鲜的莲子吃。是缺少闲情逸致，还是觉得那样不够雅观?个中缘由我不太清楚。不过，生吃新鲜的莲子实在是别有一番风味，满口的清香，能让人感觉到清水的味道老熟的莲子，可以就在稀饭里和大来一同煮。可去烦躁、清心火、安神养心，若是酷热的夏日中午能有一碗冰镇的冰糖莲子羹吃，怕是连神仙都不想做了。

⑦不过，无论是生吃还是熟食，多数人都是要把莲子中间的 “心”去掉的，因为莲很苦，心很苦，但去掉并不代表就是扔掉，用莲心泡茶喝，是夏日许多人的嗜好，它可爍湿泻火，但去掉并不代表就是扔掉，用莲心泡茶喝，是夏日许多人的嗜好，它可爍湿泻火，有利尿调肾之功效 。

（选白《散文》2011年第10期）

材料一：

海明威的作品善于运用“冰山理论”，以简约传神的文字给读者呈现那浮于水面的“八分之一”，从而唤起读者的共鸣和想象力，进一步开发那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

从创作形式上看，海明威的许多作品与中国传统山水画较为相似，创作过程中只需要使用一些点墨，便能够描绘出宏伟壮观的山河美景。他作品中的很多句子都采用“名词+动词”的结构，偶尔采用长句，也只是简单的衔接，而且形容词、副词的出现频率较低，力图呈现一种更为清晰、直观的艺术效果。

在景色描写方面，“冰山理论”在海明威作品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外部景色暗示人物的情绪变化、心理活动，或者营造相应的氛围。《永别了，武器》开篇以一段简洁的描述风景的文字，呈现村庄空荡寂寥的场景，使读者感受到厄运来临前的征兆，进而联想到悲惨结局。同时，该作品中关于天气的描写也独具特色，故事的主题被雨贯穿，使读者难以忘记“雨”这一意象，为读者建立灾难与雨的联想。

在很多对话场景下，海明威并未过多描写主人公的行为、情绪等，只是描写了简单的对白陈述，作者完全让位给人物，不介入或较少介入，尽可能地不留下讲述的痕迹，给读者一种好像只存在故事中的人物而不存在讲述者的感觉，让读者和所描述的对象距离极短，也自然为读者留下八分之七的想象空间。譬如老人在海上经过三天精疲力竭的搏斗，最终拖到海岸上的却是一副巨大的鱼骨架子，这其中的感情必然是五味杂陈的。但海明威并没有过多地煽动读者的情绪，而是用一种近乎抑制的方式抒发情感。在他与男孩的对话中，读者能通过语调的起伏、节奏的变化，来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可以在对话留下的空白中发挥想象，调动理解能力参与其中，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此外，海明威还充分意识到感情的微妙复杂和不可捉摸，于是便“曲线救国”，“立象以尽意”，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来弥补语言之缺陷。如《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雪与豹、《老人与海》中的大海与鲨鱼等，均是其作品中十分常见的象征事物，深入阅读便能够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这些创作手法均为读者预留充足的想象、联想空间，也是“冰山理论”在其大多数作品中的体现。海明威作品中借助象征形象所表达的寓意，并非单一、零星地出现在某些情节中，而是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全程，通过对各类形象的灵活运用，充分体现海明威对“冰山理论”的灵活运用。

（摘编自王静姝《海明威作品中对“冰山理论”的运用》）

材料二：

《红楼梦》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诗谶”类型，即所谓的“冰山一角”的引诗法。

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一文中说：“冰山之所以雄伟壮阔，就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浮在水面，八分之七沉在水底。”他以此作为小说创作追求简约却涵蕴深厚的原则。曹雪芹所创造的诗谶手法，不仅与海明威“冰山一角”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形式上甚至更为切合。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众人占花名签时所用的签诗，就是“冰山一角”式的引诗法。

当时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每一支签上都画着一种花卉，并题着四字成语与一句旧诗，都是为签主量身订制的。虽然只镌着一句签诗，但该句诗都是从完整的诗篇中节录出来的，那完整的诗篇才是隐喻签主命运的真正线索所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阳光明媚，而水面下的冰山主体则冰冷漆黑。引文的艺术被发挥到最高的复杂度，表面上是就所引之文直接取义，真正的实质意涵却系于其他未引的部分。

以宝钗为例，她抽中的签上画着的是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镌着的是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诗出自晚唐罗隐的《牡丹花》，表面上只写宝钗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特征以及赞美薛宝钗身为“群芳之冠”的容貌和地位，实则还透过节录以外的诗句，如“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暗示了钗、黛之间的颉颃关系以及其人生的悲剧结局，意指身为“芙蓉”的林黛玉无法与贴近传统价值观的薛宝钗抗衡，衬显出薛宝钗在封建社会中的优势。

群芳夜宴中脱颖而出被明白引录的诗句断片现身于显处，当场堂而皇之地与小说情节发生互动，通过彼此烘托收取相得益彰之效；同时，表面上被摒弃于引号之外的其他诗句断片，却幽居于深藏不露的隐处，由文字海面以下那潜在却更为广阔的层面来进行意义的激荡。当唐宋诗被切割出一句，框上引号纳入小说情节中时，那引号如海平面一样，将整首诗拦颈划分为隐、显两个不同层次的美学存在。

（摘编自欧丽娟《大观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