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外部对你言行的制约和限定，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中，包含了很多礼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礼教，对人起到了教化作用，从而使人产生君子意识。理学，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别讲究“内省”的功夫，向内观察自己。它只是教化，没有刑罚的手段来制约和规定。礼学的功效是巩固社会秩序，而理学使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礼是由外到内的，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重复你的行为，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再用习惯来逐渐改变你的人格。孟子说“动容周旋中礼”。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你内心究竟怎么样，别人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现和内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况，这种状态，我们即称其为“虚伪”。

    礼是一种人格面具，是必需的。礼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就要有对自己不同的要求。一个人在社会中要接触的人是很多的，接触不同的人要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人接触的对象是不断改变的，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不停地改变。所谓的“人格面具”也不是一套，是多变的。跟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但是有差别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别来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扮演意识，你的行为总是要符合自己的角色。

    礼培养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统一人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子，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依归。所以说，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先秦礼是盛于当时的分封制的社会，秦始皇以后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整个社会结构和先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同时先秦有的一些问题，到了后代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先秦礼中没有的情况后代却出现了。后代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三礼》中没有的。唐代以后，社会已经变化了，不仅礼的制度应当有变化，对礼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思考。

    这就产生了理学。真正代表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变的，是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世的，理学是治心的，这是一种转变。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化中，理学把礼学的很多概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礼学没有提供给我们原始的核心性的东西，但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学都有一个原始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着“天赋人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天赋良知”。礼学把人分成很多等级，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礼来固化等级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以至于消除了人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

    礼学是一种角色性人格，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应该做什么事，你就要把它做好。但理学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对人的要求。就理学本身而言，理学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自己自愿地将其作为一种修养的手段也很好，但是不能用理去要求别人。

（摘编自刘晓东《礼学与理学》）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从陕西凤翔的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宫中，韩愈不以为然，上《论佛骨表》，一题作《谏迎佛骨表》，结果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刑部侍郎任上被贬潮州。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释三教渐有融合之势，经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旧，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一种常态。而韩愈是固执的儒者，他视道、佛为异端，以儒者自居，坚定地捍卫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面的九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还俗，把他们的经书都烧掉，把佛寺、道观都改造成民房。难怪唐宪宗要把佛骨迎到宫中供奉的时候，韩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论佛骨表》就是这样问世的。

    韩愈说佛是“夷狄之法”，他在《原道》里也表达过不能将“佛”这一“夷狄之法”凌驾于先王之教上，或说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东汉流入中国后，忽地把笔宕开，叙说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数和享年多少。韩愈要借此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帝王居位长久，生命长久，“非因事佛而致此也”。因为那时候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也就无帝王事佛之事。这些叙说看似平淡，实际上隐含了韩愈说理的尖锐锋芒——因为唐宪宗事佛想的就是长命百岁。韩愈说，不事佛实际上是可以长寿的，不信你看看历史。

    韩愈随之和缓语气，说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本想取缔佛教，只是由于那时的大臣目光短浅，不能洞晓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圣明革佛教之弊，以致这事就放下来了。唐宪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宫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宪宗让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宫人，拿着香花，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的皇宫，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带动诸寺、众生供奉，成一时盛况，韩愈忧心不已。他对宪宗皇帝说：“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话说得有些微妙。本来唐宪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话反说，说唐宪宗并无此意，不过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兴的时候，顺从民心，把迎佛骨到宫中供奉当作是“诡异之观、戏玩之具”，率大众游乐一场而已。这和韩愈称佛教为“夷狄之法”一样，亦可见他对佛教的轻蔑态度。韩愈是主张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宪宗此举，在他看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完全背离，当他说出事佛会伤风败俗的时候，内心是相当沉重的。

    唐宪宗最恼怒的是韩愈在这封奏章中，说东汉后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寿命不长。居帝王高位者，谁不想延年益寿，统治久长？《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唐宪宗不愿宽恕他，是因为韩愈实际上诅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没想到韩愈一语成谶，第二年宪宗就命丧黄泉了。当时，唐宪宗在愤怒之下，恨不得马上把韩愈的脑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说韩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诚，陛下只有宽容他，以后才有人敢说话，不然就堵了言路。宪宗这才退让一步，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时的心头之恨。

（节选自《险让韩愈丧了性命的上书》，有删改）

人工智能，“向后看”也很美

    当今世界，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追逐流行与新潮似乎已成为人类的本能。在这种趋势下，一些传统手工艺受到冷落，甚至面临存亡挑战。如何让“慢工出细活”的匠人技艺不被“快节奏”的时代浪潮所淹没？人工智能为传统技艺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据报道，日本总务省自2019财年启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保存传统手工艺的试点研究。通过在匠人手腕上安装传感器，对手指和手腕等动作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利用摄像机拍摄作业过程等方式提取必要信息，匠人的手工制作实现数据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整理成影像资料和救材。该项研究有望为匠人技艺的传承留下希望的“火种”。

    先进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带来的是更美好的未来。每一种技艺都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记忆，凝萃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科技成果，都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技艺的传承不仅让“术”继续造福后代，更令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人类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攀登高峰。突破未来技术奇点的灵感，很有可能就蕴藏在不甚起眼的传统经验中。

    从古老卷轴设计中汲取灵感，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出了世界首款可卷曲触屏平板电脑，把柔性设备技术推向了全新领域；受千变万化的折纸启发，哈佛大学威斯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了旋转驱动十二面体海洋生物采样器，解决了软体动物不易安全捕捉的难题。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与基于海量数据之上的“深度学习”分不开。

    韩国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狗”的人机围棋大战还没有从大众的记忆里褪去，但“深度思维”公司新研发的人工智能“阿尔法零”，在自学8小时后即可击败“阿尔法狗”。人工智能与传承几千年的围棋技巧结合，其轰动世界的效应引发深刻思考。

    美国斯坦福大学2016年9月发布《人工智能100年》报告指出，未来15年，人工智能长足大发展将取决于能否促进人文关怀、增强社会理解并获得政府信任。在这些方面，向后看，关注人类传统文化精髓，人工智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庞大的数据存储和信息处理功能，图像识别、语音交互、全息影像等一系列前沿技术，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甚至跨越因地域、语言、民族等限制而造成的理解与交流的鸿沟。

    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有望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得到数字化复原；通过智能聊天机器人“敦煌小冰”，历史迷们能实时收到定制推送的敦煌文化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家内罗·克里斯蒂亚尼尼分析了1800年至1950年间的3500万篇英国地区新闻报道中的286亿词汇，发现了历史学家用传统方法无法找到的历史事件。

    “向前看”的技术革新固然重要，“向后看”的人文情怀同样可贵。与历史和传统相碰撞、相融合，不仅能让人工智能闪耀人文的光泽，也能为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应积极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相对于传统用人机制而言，人才共享机制在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在传统人才使用观念中，人才是为某一个用人主体服务的，为用人主体独占。建立健全人才共享机制，打破旧观念，盘活人才资源，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在传统用人机制下，人才流动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人才共享机制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实现人才资源与用人主体的精准对接，突破传统用人机制的刚性约束，降低供需双方的搜寻和匹配成本，更好促进人才流动。众所周知，人才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有限的，已成为区域发展的瓶颈制约。近年来，为了获取高端人才资源，各地相继出台人才引进和留用政策，甚至出现了区域间人才恶性竞争现象。人才共享机制重在盘活现有人才资源，通过人才共享机制做大人才“增量”，可以满足更多用人主体对人才的需求。

    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共享”一词已成为社会热词，共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在选人用人方面，我们也应该树立人才共享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实现人才共享，要为人才松绑，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用人才。要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为人才合理流动、高效配置提供通道。构建人才共享机制，要防止出现对人才只讲使用不讲培育的情况。要形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的机制，形成培养人才的合力；统筹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开发规划；推动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打破用人单位之间、区域之间人才培养的藩篱。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字外功夫”指人的内在修养，即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心灵境界等书法技巧之外的，与修身进德、安身立命相关的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一些书家肩挑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繁杂的公事案牍中写家国情怀。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浩然之气。一些书家将禅宗思想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如苏轼以“物我相忘”的超然境界应对人生打击，不断涤荡心灵上的尘埃，通过智慧将逆境化为前进的阶梯。他推崇平淡天真的艺术品格，在禅宗“不役于物”思想的影响下，创作进入更加自由的艺术之境，故而得以写出传世之作。一些书家结合道家阴阳二气探析书法神韵。如王羲之曾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指出：“书之气，必达乎道。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他对心性与道相合的追求，使其书法达到了清雅脱俗的境界。可见，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层面的艺术是以道为本、超出纯粹技术要求的艺术。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摘编自201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王树平《涵养字外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