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的“有”与“无”

     《贞一斋诗说》概括诗歌技巧时说：“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诗贵修饰能工者，为未成家言之也。其实诗到高妙处，何止于通？到神化处，何 尝求工？”清人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科学性的，新诗的情况其实也相去不远。纵向来看，《贞一斋诗说》说的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少诗人走过的艺术之路的三个阶段。用散文方式写诗——注意表现技巧，从这个视角，一切优秀现代诗的技巧都可以用“有”和“无”二字加以解说。

一是有诗意，无语言。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诗人在外在世界里不经意地积累着感情储备和形象储备。长期积累使诗人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特别敏锐的诗美触角。一个偶然的契机，诗人就“感物而动”，诗人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邂逅了，灵感爆发。于是诗人“有”了心上的诗。要表现这个“有”，诗人又面临困窘。诗美的本质就是沉默，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至言无言，诗美一经点破，就会失去生命。有限的言，不可能完美地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诗的无言的特性带给诗人无限的难题和无限的机会。以言表现无言，诗人只能从“有”到“无”。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禹锡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白居易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获得诗美体验的“有”到传达诗美体验的“无”，是诗歌创作的一般过程。“无”才是真“有”——诗篇之未言，恰是诗人之欲言。有如禅家所说：“有是无有，无有是有。”“书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的精髓是将读者引向诗的世界，从言外、意外、笔外、象外去寻找那无言的诗美。

从“有”到“无”，诗人的智慧是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从“有”到“无”，诗人总是避开体验的名称。直接说出体验的名称，正是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的无能。诗人注重“隐”。《文心雕龙》写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从“有”到“无”，诗人注重“中声所止”。这样，诗才富有暗示性。

二是有功夫，无痕迹。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美体验是“忘言”的。既然是诗人，就得从“忘言”走向“寻言”。而“寻言”由于诗没有现成的艺术媒介变得十分艰难。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诗人就是饱受语言折磨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慨叹“寻言”之苦：“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句深夜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现代诗人中的苦吟者也很多。他们对诗总是反复推敲，非搞得形销骨立而后已。臧克家的《难民》中“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中的“溶尽”一词就是苦苦锤炼出来的“唯一的词”。诗人的这番苦功夫，却又以隐形化为上。皎然说：“至苦而无迹。”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诗人难写，读者易读。读者的“易”并不是诗人的“浅”，而是诗人技巧能力的显示。《老子》说：“大巧若拙。”诗虽有用巧而见工者，但总而言之，用巧不如用拙。所谓“拙”，是巧后之拙。花开草长，鸟语虫声，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纹，言近旨远，言浅意深，词平意寄，词微意显，这种“拙”实在不是随意“玩”得出来的。

成熟诗人的作品，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平庸加淡薄，而是险后之平，浓后之淡，平淡而到天然境界。到了高妙处神化处的诗，运用的是从“有”到“无”的技巧。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

（选自《人民日报》）

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①推广普通话进入了从普及到提高或者是既普及又提高的新里程。

    ②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③现在，普通话的“大力推行”与“规范使用”要更加有力、更加深化地结合起来、融通起来，要日益注重和不断提升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审美性。

    ④首先要逐步提高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职业语言工作者的普通话水平。他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引领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带动更广泛的普及。这就要把普通话测试进行得更有成效，其要求应有所提高，比如有些省市考虑把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者对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相应提高一个等级，如此等等。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要向更多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扩展，尤其是对公务员和服务行业更要提高要求。

    ⑤普通话的推广要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其水平的根本指标就在于合乎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程度。现在已经研制和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已有200多项。但是，其中不少常用的、重要的规范标准在社会上的知晓率和执行度并不高，甚至是极低的。所以，对普通话规范标准的宣传和推行亟待加强，要让人们对普通话的规范标准有所了解和认知。

    ⑥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就在于对普通话能自觉地、有效地加以“规范使用”。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  “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⑦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当今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建设的总纲。在这个总纲的指引下，普通话的推广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引导下积极普及。对于那些普通话普及率还只有40%左右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要大力推广，积极普及；而对于相当多普通话普及率高的地区，则要注重逐步提高水平。让我们致力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有效地提高普通话水平，使祖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更加优美。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0日）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提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教学水平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凸显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占据基础地位，是大学教育的主体组成部分。本科教育质量是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因此，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本科。坚持“本科为本”，是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然选择。

    纵观国外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世纪之交，美国提出“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近年来，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持续深入推进本科教学改革，斯坦福大学2012年出台了《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本科教学改革。国外高水平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和做法，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从世界形势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越发激烈。从我国改革发展形势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系列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举措；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动力转换、结构调整、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任务紧迫。从教育对象特点看，90后大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上一代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以往熟悉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管理手段等，迫切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拥有最好的生源，担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支撑和引领未来发展的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的重要使命。这些高校要深入研究新形势新变化，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提出的新要求，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加快改革创新，加快推动人才培养链与国家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大力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摘编自林蕙青《一流大学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社会常识也是必修课

王陈

    近期，大学生求职误入传销的新闻，牵动着世人的神经。当地政府部门表示，决战非法传销团伙，“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然而，在严厉打击传销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大学生为何屡屡坠入传销深渊。据报道，有的传销组织已经将主要目标放在了大学生身上，而在不少被解救的受骗者中，大学生竟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了“弱势群体”？想必正如不少人提到的那样，现在不少学生知识知道不少，常识却了解不多，以至于“突然”走进社会，就不知所措，容易走入“无常”。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些道理都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和基础常识。常识一旦被忽略，就会滋生问题。“钱多、活少、离家近”——现在不少毕业生如此刻画内心最渴望的工作状态，抛去玩笑成分，应该说，这样的诉求背离了社会分配原则，凸显了大学生求职心态的畸形。

    在正常社会秩序下，如果大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初，便希望寻找捷径“躺着把钱挣了”，只能是痴人说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没经过多少正规考察程序，很容易让人入职，而且附加各种诱人的收入承诺和发展机会，那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些警惕和求证——为什么天上会掉馅饼？这个公司是否正规？招聘人员是否靠谱……但现在，许多大学生缺少常识、急功近利，丧失了辨别是非曲直的意识和能力，最终可悲地走进别人设下的圈套。

    如果要给当今大学生的“常识缺乏症”找原因，互联网的影响是怎么也绕不开的。

    当前的大学生多数都是“90后”，他们几乎从小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学习、娱乐、沟通、搜索、求助等，几乎都在虚拟的网上解决，所以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惯性，自然就和互联网绑在了一起。

    网络上，人们能更加便捷地获取知识、传递信息、实现交流，拓展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边界。但不可否认，网上的知识一般都是碎片化的，很难提升人的思考水平和思辨能力，且长期接触容易滋生思考惰性，陷于肤浅、习惯轻信；网络交流也多是浅层次、与现实脱节的，缺少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相处等带来的情感体验，影响人格的健全发展。此外，网上各种一夜暴富、耸人听闻的事件和观点，也容易对那些急于改变自身命运的大学生形成误导，助长浮躁风气。

    所以，对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来讲，少一些在虚拟世界的沉迷和轻信、多一些走入火热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实践、拉近自身与真实社会的距离，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课”，这不仅是为毕业做准备，更是为人生打基础。

    笔者上大学之初，就有老师告诫我们：在大学里，课堂、自学和社会实践三者同等重要、互为补充。课堂学习为知识和思考打下坚实基础，看书自学和网络学习开阔眼界，社会实践则是“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后者对于成长成才来讲尤为重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试一试把学到的知识和理论联系实际，可以与各类人群交流碰撞，能够在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中亲身体验、历练，能够更多地培养爱、善良、怀疑态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了这些经历和品质，何愁无处安放丰盈人生？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一：

鸟类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鸟类资源可以造福生活在其活动范围内的人类和生态系统。迁徙鸟类是地球上最具流动性的生物类群之一，借助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鸟类极大地影响了迁徙途中相关联的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基于一年当中利用不同区域栖息地的需求，鸟类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生态系统间进行迁徙，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鸟类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且低风险的生活环境，因此鸟类被视为对栖息地质量和变化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依据《湿地公约》当湿地承载的水鸟数量高于某一阈值时，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规定将水鸟和湿地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了保护鸟类栖息地就是保护鸟类的思想。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全球迁徙鸟类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水鸟数量下降尤为严重。

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文和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淡水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2%，但是储存了几乎所有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冰川和地下水除外），同时还支持了世界上超过40%的物种的生存，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全球已经丧失了50%以上的湿地。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了水鸟数量锐减，开展水鸟和湿地的监测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笔者团队绘制了水鸟全年利用湿地的热点图，从中可以看出，迁徙水鸟在年周期中长时间利用的湿地高度集中，开且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洪泛平原。过徙水鸟集中越冬和停歇的湿地面积之和不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5%，却在非繁殖季节承载着亚洲20多个国家的水鸟。其中，长江中下游湿地已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鸟越冬区域，鄱阳湖承载了长江湿地约30%～50%的鸟类，因此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湿地。

湿地围垦和水坝建设等大型工程，会改变湿地的面积、地形地貌和涨落区面积等，对湿地功能和迁徙水鸟生存威胁很大。

1978—2008年，中国湿地总面积下降了33%。围垦和修建大坝等人类活动是过去60年长江流域迁徙水鸟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1950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1000多个湖泊消失。

（摘编自曹垒、孟凡娟、赵青山《保护湿地，让水鸟不再“无家可归”》）

材料二：

人类活动对湿地退化消失具有强烈影响，负“直接责任”，比如开垦湿地、破坏植被、水污染等等，其中过度开垦湿地是中国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自然演变对湿地的影响相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缓慢持久的，负“间接责任”。但是自然过程很难逆转，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弥补。

以沿海湿地为例，有专业研究人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1999年至2019年期间沿海湿地（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潮滩）损失达13700平方公里，新增加的沿海湿地面积为9700平方公里，最终20年间沿海湿地净损失达4000平方公里。这些变化中27%与转为农业用地等人类的直接活动有关，还有人类对河流集水区的影响、海岸带的广泛开发等，其他变化则主要归因于自然驱动因素，如自然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等。

气候变化对湿地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全球变暖主要通过水源补给方式和水文过程影响湿地的分布和生态功能。同时，气候变化通过对大气降水和陆面蒸散等环节的影响，间接影响湿地水位、面积等水文特征；区域性降雨和径流的变化会影响湿地蓄水量的季节性变化。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给滨海湿地带来极大冲击和变化，许多滩地、红树林和沼泽在海浪的不断水淹和冲蚀中逐渐消失。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是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吸收海浪的冲击力，降低海浪、风暴潮和海啸的强度，减轻极端天气对海岸带的破坏。但根据预测，到21世纪80年代，仅海平面上升就将使全球22%的盐沼和红树林丧失。许多红树林和盐沼植物群落是水鸟和湿地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生物的生存也将同样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湿地既是水源，又可滞洪、净化水源和空气，同时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被冠以“绿色水库”“生物贮水库”“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等多种称呼。

湿地退化将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或丧失。因围垦、泥沙淤积和开垦，湿地、沼泽的草根层和泥炭层蓄水、防洪能力下降，水资源紧缺和洪涝等问题加剧。

湿地水质被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许多河段和湖泊丧失使用功能，影响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湿地植被的破坏还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土地肥力、生产力下降，湿地生物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

湿地的破坏和退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泥炭地。据计算，泥炭地占地球表面积的3%，却储存着地球30%的碳，是全球森林总碳储量的两倍。当泥炭地沼泽森林和土壤被抽干、焚烧、开采和过度放牧，贮藏的碳就会被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进程。

（摘编自中国气象数据《进退之间，湿地退化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