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与小传统

    在西方国家，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也可以叫做“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学者文化和通俗文化”。在所有的社会里，有一种属于少数上层文化人的文化传统，叫做“大传统”，它是经学院、寺庙的教育而形成的，哲学家、神学家等其他文化人的这个传统，是有意识培养和延续的产物，主要是通过有计划的设计过的教育而传播；但是，还有一种属于非文人的文化传统，它产生于日常生活，而且这种传统也没有人专门去培养和发展，它是自然生成的。

    这种说法，在中国也大体适用。大传统在中国古代是由私塾、学校、书院的教育来传播的。现在受过新式学校教育的人可能会看不起私塾，虽然那些私塾先生很早以前就常常是文学讽刺的对象，比如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嘲笑先生摇头晃脑念“金笸箩”，但是，他们实际上在文化传播中是最重要的。这个大传统，就通过一些有财产、有教养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上层社会的通行规则，逐渐建立起来。在古代中国，一个在这样传统里生活的人，从小就受家塾教育，从小就读经典，长大考经典，成人以后按照经典的礼仪规则参加社会活动，依靠书信、诗词往来的必要知识，就形成互相认同的一个阶层。他们的行为、举止、谈吐是他们互相认同的标志，这个传统的延续，也由一代一代的教育来保证，同时，他们还通过科举考试、婚姻关系，使这个阶层保持开放性和流动性。

    而民众有民众的传统，我们不要以为民众没有“知识”，他们只是没有书本的、抽象的、学校教出来的“知识”，实际上他们有另一套“知识”。这些知识构成小传统，而这些知识主要通过一些途径来传播。

    乡土中国在几千年里已经形成一些习俗和规则，像亲与疏、责与戏、荣与耻、好与坏、怎么对人、如何做事，一个人在家中、在乡下、在和小时同伴一起玩的时候，就渐渐受到这样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无形的。

    这些不识字或识字有限的人，也会受到文化阶层的影响，比如识字的人讲一些通俗的书，如福建的“礼生”、北方的“乡秀才”，在乡村是很尊重的，古代中国乡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对读书人的仰慕和尊敬。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的知识和道理，被记录在民间善书、皇历、家族规约等里面。有时，乡村学校教书，在教书中间，不知不觉就把这些道理和知识传到了下层社会。

    在农村的节庆日、祭祀日等，会有祠堂、婚礼、丧葬等仪式，那些仪式就告诉人们祖先的重要性，而祖先的重要就意味着家庭的重要。家庭放大就是家族，家族是互相认同和互相支持的共同体。而仪式上的站位、先后次序，也传达了很多道理，比如男尊女卑、家族关系、父党母党、家族的中心和边缘、道德伦理的报应等。

    乡村生活中很重要的，还有演戏、说书之类的娱乐活动，戏文、故事很有用，常常把最通俗也是最简单化了的伦理道德规则传达给大众。比如“四郎探母”，其中就有家庭与国家、个人、爱情和民族大义之间的大道理；“十五贯”，就有关于偷盗等的因果报应问题；“隔江救阿斗”，就传达了忠义的伦理。看了戏，人们就接受了这套知识和道理，他们常常会引用戏文说事，也会引用戏曲故事来教育小孩子。

所以，古代中国民众的小传统和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节选自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有删改）

宽容骑士

何满子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近年出现了一些宽容骑士。人数不多，却舌端花生，笔底波澜，颇能引人驻目停耳。如议论某人某事某现象，其公式大抵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要肯定其积极面，也不能忽视其消极面。因此主张对万事万物要大度能容，说起来娓娓动人。初视之，仿佛在主张老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例题；细辨之，则是在鼓吹均衡论，亦即“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其所开的药方则是：请君稍安毋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新秩序、新关系、新伦理都会自然形成，急什么！骑士们指点江山，笑傲众生，讽嘲他人为短视、狭隘、红卫兵心态。他们是站在云端里静观世变的哲士，不食人间烟火。

    世上的万事万物，当然也很难判定清一色的绝对的好坏利弊，此所以无可无不可的发源地生哲学也有其市场。对万事不加评价，连称好好的司马徽之类的人物也确实能招人喜欢，八面玲珑，今语称之曰到处摆得平。但是，常人要修炼到宽容骑士那样的道行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怀疑，骑士自身是否真能心理气和地宽容大度到底；当别人触犯了他们，对他们“宽容论”表示非议时，是否真能沉得住气。如果也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那就证明骑士们不客气对一切要有宽容气度，而他本人却并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维持其宽容的矜持；则即使不便说骑士的“宽容论”是虚伪的，至少也说明“宽容论”有点什么破绽。

    诚然，事物的是非利弊，其价值判断不宜绝对化，但人们凭常识、凭经验、凭理性的思考，是得以定出应有的标准来的。鸦片烟能镇痛安神，作麻醉剂入药，但它毕竟是毒品，上了瘾是要把人报废的。当然，鸦片烟的例子太极端，太彰明昭著，即使宽容骑士，也不会向禁鸦片烟一事说教。

    倘若弊害不那么明显，效验不那么迅疾的事物，例如近年来迅速膨胀的市场大众文化中的庸俗趣味之泛滥，有人如果提点意见，向社会提点警告，宽容骑士就要出来说教了：不要太停泊呀，要尊重不同君族的精神文化的追求呀。其公允宽大之态可掬，而且动辄还以莫非还想回到“文革”时期的文化沙漠相恐吓。似乎要多样化就得让人吞咽一切污泥浊水，容忍一切乌七八糟的垃圾，连人们皱个眉吭个气的权利也应被剥夺。骑士们是提倡宽容的，怎么对别人不合他们心意的言谈就没有宽容的雅量呢？

    又如，有一种脏话连篇、耍嘴皮子调侃人生、将严肃的问题化为一笑的所谓“玩个梦”的文化，有人要写，有人要印，有人要读，也只好由它。舞台上有个把小丑，算不得什么，也算是多样化吧。可是有人对这类无聊的嬉皮笑脸表示不满，也该算是多样化的声音之一种吧？宽容骑士却又出来干预了，说这种人生调侃有重大贡献，它摧毁了往昔虚假的神圣、崇高、英雄观念；却丝毫不提它在摧毁虚假的同时，把人生应有的庄严、神圣、崇高也连根摧毁了，它所呼唤的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着地打滚的人生。

    总而言之，骑士们所提倡的是一种泯灭是非、无爱无憎的窗帘。那么，社会文化、社会道德等等的是非利弊靠什么来解决呢？骑士们的回答是，人是无能为力的，正确的途径就是大家躺着，静候社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谜底就是市场规律“万能论”。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有一派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能使资本主义自动成长为社会主义。排除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作用，是一种扩大的拜物教。这种将一切都托付给市场经济来自我调节的高论，是否也和商品拜物教的教旨极其相像呢？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时至晚清，受西方传入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等的影响，新派文艺批评家们崛起，“评点”的地位不再突出，用论文的形式来评论文艺作品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个中代表。两种方式各有所长，就好比在《红楼梦》的评论史上王国维和脂砚斋无法互相取代一样。

    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

    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历史总是呈螺旋式上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增强了文艺的互动性，使文艺作品在线观看和即时评论成为可能。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映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活动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新事物总是让人欢喜让人愁，因为它的出现打乱了现有的秩序，难免给人造成心理不适。面对新事物，人们也总是会习惯性地和旧事物做比较，但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孰优孰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所谓“优”不过是“看顺了眼”，或说成自然了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捕捉新事物预示的变革方向。“弹幕”确实创造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条件，使传统的“评点体”文艺评论有可能在视听化、网络化条件下“满血”复活。或许，当下我们对眼前飞来飞去的“评论”还不太习惯甚至有点头晕目眩，但请不要急于闭上双眼，因为那会让你错过美丽的风景。时代变革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呈加速度向前推进，几年前还对“看豆”（kindle阅读器）阅读很不习惯的人，今天却已手不释“豆”了。所以，不妨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吧。

    既然问题不在文艺欣赏的习惯，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这就要说到金圣叹了。面对“弹幕”的袭来，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寻找或培养现时代的“金圣叹”，也就是适应文艺视听化、网络化和评论互动化、即时化这一新格局的批评家。“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事实上，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织成的网络文艺世界中，已经活跃着不少网络文艺评论家了，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他们目光锐利、思路敏捷，对艺术有着良好的感知力和鉴赏力，使用的语言短小精悍、活泼清新，适合互联网传播特性。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们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刻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随着互联网市场的自我“提纯”机制作用的发挥，弹幕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介入，精彩的评论将凸显出来，无意义的“吐槽”将失去市场，评论整体质量不断提高，人们会把焦点从这个新平台本身转移到平台上高水平的评论。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就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到那时，人们可以选择欣赏作品的“原版”或“弹幕版”，如果你选择了后者，那么就可以借助特殊的视听设备，一边欣赏作品，一边咀嚼评论家的点评，并与其他的欣赏者互相交流，而文艺评论对作品、作者、欣赏者乃至社会的意义也将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选自《中国艺术报》，作者：胡一峰。略有删改）

    ①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②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观念。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③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④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苏童与王宏图关于南方精神的对话

    王宏图：你曾写过谈论南方精神的文章，能否详细谈谈。

    苏童：在每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眼里，他们的南方都是不同的。我所叙述的南方非常杂乱，也非常具体，这恰好是我能做的，也是我认为贴切的表达，我没法赋予它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性的概念。

    我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落笔，它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街。我凝望着这条街时，想起了许多往事，那全是些日常生活的镜头，说不上有多少美，但里面透出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条小街的日常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像一只老式的钟，走得很慢，但镇定自若，它与大都市中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宏图：从大处着眼，你对南方有些什么看法？

    苏童：要想用几句话勾勒出南方的整体特征非常难。在南方，语言都不太能交流。比如在我从小生活的苏州，翻过一座山，过一条河，人们说的话就互不相同。我觉得，南方的杂乱无章也并不全是坏事，假如从文学汲取营养这方面着眼，它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就可以演变成非常丰富的素材。那些素材之所以丰富正是因为南方杂乱。但是，从小生长在此的作家，会觉得没有几条线索可以轻易表达他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因而对自己写好地域的信心不大。

    也因为南方人多，地域广阔，思想纷杂，工业基础发达，人的精神面目就不是清澈见底的了。南方从来没有一个正统观念，就像两个家庭主妇吵架，她们每次吵架的主题都不是相同的。比如苏州人吵架，总是横生枝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结果很杂乱。

    王宏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消费观念也大不一样。

    苏童：南方人想法多，点子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的生存环境有关。在南方，人口密集，导致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生存环境，这样就势必促使他们在脑子里、肚子里做文章，尽可能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南方人的精神世界的线条难以勾画，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南方的塑造是成功的。从社会学维度来看，南方人的精神气质是积极向上的。南方人的脑子活络，他们特有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他们对环境特殊的反应方式，他们必定要永远和人打交道，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这培养了智慧和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完全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南方城市里的小巷曲曲折折，一眼根本望不到底，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么多的人都要生存，那么多的人在有限的地方都在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所以平直的巷子在那么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变得弯曲起来。

    另外南方的精神同北方是有差别的，南方没有发生过集体大迁徙，南方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故土，作为生活的必由之路。比如说皖南人在20世纪前半叶所过的漂泊生活，漂泊已经成为他们某个阶段的生活定式。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南方精神。他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故土，可以不断发展，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皖南人一直在漂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是自觉地寻求发展和生存。我想正因为这样南方人的思维比较适合现代工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