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留给理性思维以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因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阅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在率先掌握铜冶炼技术之后，华夏民族逐渐发展出闪烁着民族文化精神和鲜明美学特质的金属艺术。

金属艺术熔炼着民族历史。《左传》记述，夏朝君主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刻以各州形胜之地和奇异之物，以一鼎象征一州，于是九州定鼎成为夏王问鼎天下的标志。金属艺术凝聚着技术进步。汉代长信宫灯不仅外观精美雅致，更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与实用性高度结合的艺术作品：灯壁可开合转向，以调节灯光的强弱和方向；灯烟经执灯宫女铜像右臂进入中空的体内，再进入盛水的灯座中，避免污染空气。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令人叹为观止。金属艺术也承载着文化交流。唐代墓金舞马衔杯银壶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物证。汉代丝绸之路带来中亚和西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与中原的技法交流融合，在唐代达到新的高度。得益于精湛的捶探技法，银壶上骏马的细节才能表现清晰，口鼻眼的轮廓、躯干的肌肉线条都历历可见，形象呼之欲出。而皮囊形的壶身，显然是借鉴了游软民族的器物形制。能工巧匠们萃取了各民族的艺术精华，创造出国宝级艺术珍品。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工艺技巧日趋精湛，作品更加注重装饰性，强调复杂的手工技法，艺术风格越来越华丽繁复。加之金属属于贵重材质，特别是黄金和白银是古代稀有的材料，用金银等加工制成的金属艺术品，更是华美珍贵的质料与精致繁复的技艺的结晶，具有市场和艺术的双重价值。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科技的飞速进步、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使得各类金属制品进入寻常百姓家，通信的发达和国际交往的频繁使得东西方艺术风格交流碰撞，追求简洁几何化的现代审美风格逐渐风靡。而对于传统手工艺价值的反思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随之兴起，当代金属艺术在手工艺与机械工艺的碰撞之下应运而生。

当代金属艺术一方面重视体现传统手工艺的审美价值，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对非完美的宽容、对过程的展示和对感性的释放；另一方面不断汲取机械工艺的优长，将新材料、新技术引入金属艺术创作，使金属艺术创作的材质从传统拓展到各类合金乃至综合材料，金属艺术工艺从传统发展到先进机械工艺乃至3D打印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金属艺术上承民族传统工艺的精神，下启独立审美表达、先进工艺技术与国际融合创新的未来。

（节选自王晓听《熔古铸今话金工》，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下图）。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关于精神

李书磊

    ①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在这热风冷雨的无赖光阴中乱人心肠。“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愁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痴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②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唯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有一种天机般的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时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经由这种感伤与人生生出了斩不断的纠缠，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这是怎样的孽缘啊。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竞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________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________能保持心情的平和，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他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他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怀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④然而，到了今天，我在这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活下去吗，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

    ⑤我不要感伤但我要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内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恪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想我要记下并且记住这壮年的感动。

材料一：

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处理人的价值危机的特殊教育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价值教育关乎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关乎社会的价值秩序与价值理性，关乎民族的价值坚守与价值理想，对于丰富人的生命意义、标注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及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教育在我国的出场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与深切的理论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价值偏差以及价值观扭曲等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等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价值教育是应对当代科学技术挑战、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倡导实施更加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幸福体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价值教育实践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从“荣誉”“忠诚”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从封建等级制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差异。人们对价值范畴和价值教育的认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的深刻原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价值教育的实践开展以及对于价值的诠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守正创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价值教育中。

价值教育具有共时性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不同，价值教育的实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美国，价值澄清理论影响深远，人们多从道德教育、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教育。我国的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来注重道德教育，这既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及实践根源密切相关，也与道德价值处于价值教育中心位置密不可分。当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在此过程中，价值教育理论与实践要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既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价值，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发展的辩证性，使全体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升价值追求、丰富价值生活、厚植价值家园。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价值观念的生成、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即使不是完全同步的，也一定是同向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利益诉求的价值范畴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也是为人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为了处理人的价值危机、厚植人的精神家园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价值教育要立足实践、适应实践，也要服务实践。

当前，世界各国已采取榜样示范、情景创设、价值澄清等方式拓展价值意义空间，强化受教育者对善的行为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景正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需要将价值教育的核心精神全景式融入社会成翼的各类生活化场域中，使受教育者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价值反思将价值进行内化，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生命价值。

（摘编自靳思远《价值教育的哲学叙事》）

材料二：

任何价值教育理论，如果无法很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规律阐释清楚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对提出和完善价值教育的方法途径给予有力指引。

首先，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让受教育者能从日常的正当行为中获得激励感”的问题。施教育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赋予意义是衡量价值教育成效的关键一环。现行教育体系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表扬、评优、主题活动等，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在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其对正当行为的体验。

再者，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的就是施教育者教的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关于价值教育的接收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受教育者接受并建立价值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个体”，既要关注施教育者个体，又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关注施教育者的要点是言行一致，这才是最有感染力的价值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要点是个性化培养，价值教育应当比智能教育更加重视因材施最，应当更加重视构建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教育者的行为予以跟踪评估，以确定受教育者是否在自己头脑里形成了应有的理性建构。

还有，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头脑里建立的价值体系具有延续性”的问题。价值教育有些成分是具有时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体系”，一方面要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性，应当深入挖掘本民族、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教育元素，并与当下时代的特征密切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受教育者一生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儿童、青少年，也要关注非学龄段人群。

（摘编自李一希《论价值教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