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花荡》节选

        老头子向他们看了一眼，就又低下头去。还是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船，剥着莲蓬。船却慢慢地冲着这里来了。

        小船离鬼子还有一箭之地，好像老头子才看出洗澡的是鬼子，只一篙，小船溜溜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去了。鬼子们拍打着水追过去，老头子张皇失措，船却走不动，鬼子紧紧追上了他。

        眼前是几根埋在水里的枯木桩子，日久天长，也许人们忘记这是为什么埋的了。这里的水却是镜子一样平，蓝天一般清，拉长的水草在水底轻轻地浮动。鬼子们追上来，看看就扒上了船。老头子又是一篙，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莲蓬的清香，在他们的鼻子尖上扫过。鬼子们像是玩着捉迷藏，乱转着身子，抓上抓下。

        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别的鬼子吃惊地往四下里一散，每个人的腿肚子也就挂上了钩。他们挣扎着，想摆脱那毒蛇一样的钩子。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

        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

阅读下文，完成题目。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①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②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③后来他到日本。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在日本时，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后来，我见过李先生在日本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

    ④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⑤我读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不久他就学佛。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要出家为僧。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到了虎跑寺。我们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法师的僧腊（出家时间）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现。

    ⑥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徒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1943年4月作于四川客寓

（节选自《你的微笑》）

恶毒的王子

安徒生

    从前有一个恶毒而傲慢的王子，他的全部野心是要征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使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

    “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不过，我还要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不准世上有任何其他的威力赶上我，更不用说超过我！”

    于是他对所有的邻国掀起战争，并且征服了它们。当他乘着车子在街道上走过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俘虏来的国王套上金链条，系在他的车上。吃饭的时候，他强迫这些国王跪在他和他朝臣们的脚下，同时从餐桌上扔下面包屑，要他们吃。

    现在王子下令要把他的雕像竖在所有的广场上和宫殿里，甚至还想竖在教堂神龛面前呢。不过祭司们说：

    “你的确是威力不小，不过上帝的威力比你的要大得多。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好吧，”恶毒的王子说，“我要征服上帝！”

    他心里充满了傲慢和邪恶的自负，他下令要建造一只巧妙的船，他要坐上这条船在空中航行。这条船必须像孔雀尾巴一样色彩鲜艳，必须像是嵌着几千只眼睛。船的前面套着几百只大鹰——他就这样向太阳飞去。

    这时上帝从他无数的安琪儿当中，先派遣了一位安琪儿。这个邪恶的王子就马上向他射出几千发子弹；不过子弹像冰雹一样，都被安琪儿光耀的翅膀撞回来了。有一滴血——唯一的一滴血——从那雪白的翅膀上的羽毛上落下来，落在这位王子乘坐的船上。血在船里烧起来，像500多吨重的铅，击碎了这条船，同时把这条船沉沉地压下来。那些鹰的坚强的羽毛都断了。风在王子的头上呼啸，那焚烧着的船发出的烟雾在他周围集结成骇人的形状，像一些向他伸着尖锐前爪的庞大的螃蟹，也像一些滚动着的石堆和喷火的巨龙。王子在船里，吓得半死。这条船最后落在一个浓密的森林上面。

    “我要战胜上帝！”他说。“我既起了这个誓言，我的意志必须实现！”

    他花了七年工夫让手下的人制造出一些能在空中航行的精巧的船。他用最坚固的钢制造出闪电来，因为他希望攻破天上的堡垒。他在他的领土里招募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当这些军队排列成队形的时候，他们可以占满许多英里的面积。他们爬上这些船，王子也走进他的那条船。这时上帝送来一群蚊蚋——只是一群小蚊蚋。这些小虫子在王子的周围嗡嗡地叫，刺着他的脸和手。他一生气就抽出剑来，但是他只刺着不可捉摸的空气，刺不着蚊蚋。于是他命令他的部下拿最贵重的帷幔把他包起来，使得蚊蚋刺不着他。他的部下执行了他的命令。不过帷慢里面贴着一只小蚊蚋。它钻进王子的耳朵里，在那里面刺他。它刺得像火烧一样，它的毒穿进他的脑子。他像疯子一样把帷幔从身上撕掉，把衣服也撕掉。

    他在那些粗鲁、野蛮的士兵面前一丝不挂地跳起舞来。这些士兵现在都讥笑着这个疯了的王子——这个想向上帝进攻，而自己却被一个小蚊蚋征服了的王子。

（选自《安徒生童话选》）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当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丰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的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的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

    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划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年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