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味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书斋》）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的两句。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对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珍怪一样的奇珍异物大量涌现，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杜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剌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的到南北朝的，再到唐朝的洞窟和壁画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

    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17.5.12关山远《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批判性思维教育

钱颖一

    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在网络时代，为了求新、求快，人们的阅读仅停留于表层，甚至还会蜕化回儿童阶段。这样很容易反刍负面内容，或是简单粗暴，或是刻薄抬杠，或是恶意诋毁，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更高级地阅读文本，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简单说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如何质疑。即“会提问”，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如何判断。即“会解答”，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能力（skillsets）和有心智（mindsets）。首先，如何做到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测试。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这套考题与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但批判性思维就仅止于此吗？显然不是。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可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探索思维“盲区”。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

    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属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畅销书《看见成长的自己》中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不变型心智模式”：固定思维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开放思维。

    “成长型心智模式”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的范畴了，而是进入到“what”和“why”的范畴。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的，但很少是关于“why”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正如旅美学者徐贲所说：“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论，更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网络时代，保持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