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内悟与字外悟

    书法上的悟大致可分字内悟，字外悟。这是从学习和创作两个阶段来区分的，两者缺一不可。字内悟，主要是以古人为师，通过长期的临摹，逐渐领悟并掌握书法的书写法则，这是学习的第一阶段；字外悟，是在以古人为师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造化为师，从无法中求法，从观察天地万物的自然和变态中领悟书法的真谛，这是书法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书法学习中，要观其形、得其意，要写写想想，手摹心追。清代书法家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说：“观能书者，仅得数字揣摩，便自成体。无他，专心即久，悟其用笔、用墨及结体之法，供我运用耳。”他主张临摹应学得精到，关键在于用心揣摩，认真领悟古人用笔、结体的方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找出神妙之处。近代书画家沈尹默先生曾谈到米芾的《十七帖》，对米芾的“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一语不理解而感到疑惑：为什么米芾不说观其用笔处，而要说下笔处？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历代名家下笔皆用中锋。沈尹默用这个方法去发奋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渐能上手，心驰笔重。这是字内悟的很好例子，由此可见，向古人求法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而是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要循序渐进，边学边想，屡疑屡悟，有了悟才能有长进。

    字外悟与字内悟不同。清代书法家宋曹认为，书无完法，“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悟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这就是从字内悟“入门得法”而转化为字外悟。“入”是为了“出”，能“出”方能创造书法艺术，创立“我法”而独树一帜。字外悟，决不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马马虎虎，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探索它们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理通神会，才能进入“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的高妙境界。古人从鹅群戏水、逆水行舟、担夫争道、群丁拔棹、人舞蛇斗、雨漏屋痕、夏云变幻、江涛翻腾等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领悟书法的真谛，都是字外悟的生动事例。

    字内悟与字外悟虽有区别，但又是互相沟通的。历代书法家都是不断从字内悟又从字外悟中提高自己的书艺水平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黄庭坚就是善于妙悟的一个，他早年从周越学书20年但未能悟古人用笔之妙，所写的字死板呆滞，未能脱俗，后来得到张旭、怀素、高闲墨迹，才窥得笔法之妙，并进一步上求秦汉篆隶，乃悟古人用笔与笔意。他自己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缠绕，遂号为草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他从科斗、篆、隶中悟到草书用笔亦应向背分明，并非随意弄笔屈曲，这是字中悟。晚年他又云“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这也是字中悟。“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这是字外悟。黄庭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好学善悟，书法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晚年，其笔力已是炉火纯青，臻三昧超妙之域了。

（节选自《文艺评论》，有删改）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旧唐书》中曾记载：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这说明当时宣城郡已生产纸、笔。《新唐书》也载宣州宣城郡土贡有“纸、笔”等物。“宣纸”二字连用，作为一个表示纸张的专有名词出现，始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其卷二中云：“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种所谓“宣纸”不是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纸张，而是“好事家”“用法蜡之”以后才可用的其他种类的皮纸。这说明：唐代“宣纸”是宣州地区所产高级纸张的总称，这是以产地而称的“宣纸”。唐代宣州虽有“纸、笔”之贡，但不能将这种当时的优质纸张与后来的“宣纸”视为等同，因为原料不同；唐代起已有“宣纸”之名，但其时是取地名命名，泛指宣城所产之纸；从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唐代尚未见有以青檀皮为原料的“宣纸”。但不可否认，当时宣州已经产出名纸，以地名命名的“宣纸”就此产生了。

    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记载，元代至元26年，曹大三因避乱率族人迁居小岭。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为谋求生计，根据当地条件开始了“宣纸”的试制和生产。宋末经元到明中叶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皖南山区一带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繁荣，小岭虽为偏远山区，但盛产优质青檀皮，加上水质、温湿度皆有利于造纸。这一时期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宣纸”，主要用于书画装裱托纸等，还不宜于书画。此时，曹氏族人根据社会需求，已开始不断试用多种复合材料制作纸张，其中就包括稻草。

    明朝中叶后，宣纸的原料已非采用青檀皮单一原料，而是掺和了沙田稻草。由于青檀皮的纤维较长，单一用它作为原料，成纸性质较硬，柔韧性不足，在这种纸上进行书法绘画时，润墨性稍逊，写意性不能得到充分展现。而稻草的纤维较短，用青檀皮浆掺和稻草浆造纸，则增加了成纸的绵柔度和书法绘画的润墨效果，这既是适应写意画逐步成为时代潮流的结果，客观上也缓解了对青檀皮原料的压力，实乃一举两得之事。及至清代，“宣纸”已经普遍采用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作为原料。

    元明之际起，“宣纸”开始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并一直延续至今，产地也由小岭传播到泾县及其周边地区，国内少数地方也曾在原产地技术人员指导下生产过仿宣，但皆因无法满足生产“宣纸”的所有条件，产品质量难与正宗“宣纸”相比。我们今天所谓正宗“宣纸”，就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并利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流程和独特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生产的，具有润墨性、耐 久性、抗腐性兼具的独特性能，主要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纸张。

（摘编自曹天生《宣纸的前世今生》）

“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张效霞^①

    ①2003初，SARS在广东首先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60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中，无一人被感染。60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仅有4例用过常规量（50m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配合必要的西医对症、营养支持疗法。退热快、痊愈快、住院费用低。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中医药课题组提交的《中医药完全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民间中医防治艾滋病调研报告》云：“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效果远远优于西医药；而且可以在3～6个月内使90%以上患者达到临床治愈，相当一部分患者痊愈。而西医药顶多能使40%患者临床治愈，不可能痊愈。”

    ②对SARS、艾滋病这些新近才出现的新病种，古老的中医之所以能取得“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依靠的是其“独特的色彩、风格”——以人为本，通过调动和调节人机体自身的功能来祛除疾病，不伤害和破坏人体的生理结构。不论是病菌还是病毒，中医均认为是“邪”气，而人体主要靠的是正气来战胜病邪，也就是说调整好人的正气，同时给邪气以出路，就能战胜病邪，使患者得以康复。在西医面临抗生素研发困境的当下，中医的优势不言自喻。

    ③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这种带有明显的个体化、技艺化的临床决策思维特点，恰恰与现代医学临床决策思维高度的规范化、逻辑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④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决定立项启动“中医学的特色优势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确定中医药优势病种。专家已达成的共识是：即西医尚无良好疗效，中医药能够发挥独特效果的治疗领域；西医有确切疗效，但中医药具有独立的临床疗效或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西医药的病种；中医与西医有相同的疗效，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的病种。对于这种做法，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早在2002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一篇预先为中医准备好的祭文……难道几千年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就只剩下文中所说的那点优势吗？！”

    ⑤对在现代医学的挤压下，已沦落为“边缘医学”、“替代疗法”的中医来说，千万不要再“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了，因为已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的中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注】①张效霞，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委员。本文为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发言的节选，有删节。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