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货币——贝币

    ①我们的祖先使用货币的时代是很早的。在原始的交易场上，凡交易双方愿意接受的物品，都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而具有货币的职能。于是，渔猎时代的武器和猎具——石斧、石刀，游牧时代的皮革、齿角，农业时代的农具和谷物、布帛，以及历代用以装饰的贝壳、蚌珠、玉石等等，都曾充当过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在所有的实物货币中，贝币的流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流通的地域也是最广的。

    ②海贝的品种很多，现在还生存的品种，据统计有150种以上。它们生长在浅海中，以印度洋、太平洋一带为最多。在没有成为货币的远古时代，海贝因人们所喜爱而成为装饰品。《说文》：“婴，颈饰也。”这正是挂在妇女们颈上的用贝串成的“项链”。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项链。

    ③在交换还不发达的古代，贝壳作为贵重的装饰品，首先通过偶然机会，以后便逐渐成为常用的一般等价物。从我国发掘出土的古贝看，大多数都只有齿纹的一边是完整无缺的，背面往往被磨平或穿孔，这大约是为了携带和保存之便。

    ④贝币的产生和最初使用可能要归功于远古的妇女们。在相当长的古代社会中，妇女一直是原始贸易的主要参加者，而海贝作为她们佩戴的贵重装饰品，经过她们之手而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那应是很自然的事。

    ⑤在汉字中，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如财、货、贸、费、赁、赊、赎、贵、赋、赐等等，由此可见，贝币的使用在我国源远流长。

    ⑥从出土文物和甲骨文材料中我们知道，我国殷商时代主要的货币就是贝。当时一般是把五个贝串在一起，两串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称为“朋”。甲骨文有“易多女有贝朋”“光取贝二朋”“贝十朋”等记载。商王将贝朋送给臣属，便是一件大事，须占卜问祖先看看是否当送。而收礼者必须铸铜器来加以纪念。由此可知，贝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是财富的价值代表或结晶。

    ⑦周人取代商人而统治中原时，仍然使用贝币。在西周的社会经济中，货物交换发展，贝的流通数量日趋庞大。如殷代甲骨文中不过是“二朋”“十朋”的数量，而周代的全文中，“百朋”甚至“万朋”等数字就很常见了。个人的交往动辄即有百朋之数，社会上的交易之大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天然贝的来源有限，于是出现了各种仿制贝，即以贝为模本，用其他材料仿制而成。现已发现的有蚌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金贝等等。其中，最有重大意义的是贝与铜的结合而产生的铜贝，因为它是同后代的金属铸币连在一起的。周代的铜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铸造货币。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把铜贝发展为一种椭圆形的小铜币，中国的钱币学家称为“鬼脸钱”和“蚁鼻钱”，这是中国古代铜钱的滥觞。

    ⑧春秋时期，经济进一步发达起来，各种金属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并开始排挤贝币而取得统治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贝币仍在流通，也仍然作为贵重物品而随达官贵人、富有阶层进入坟墓做殉葬品。

    ⑨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采取了法律手段统一全国货币制度，金属货币取代了原来繁多的其他实物货币。贝开始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成为单纯的“器饰宝藏”，从而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外衣，返璞归真了。秦始皇的措施，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我们享有“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扎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札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巡传》记载，祖邀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跳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凤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童第周：生命奥秘的探索者

    童第周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胚胎学的研究。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后，他在这方面

    的探索更是不断深入。

    在生物遗传学和胚胎学领域，美国科学家摩尔根所建立的染色体学说，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地位。这位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者，借对果蝇的实验研究，建立起了遗传学体系，成了一名享誉世界的人物。童第周十分尊重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和他对生物遗传学的杰出贡献，但也有一个问题童第周长期得不到答案：摩尔根的染色体学说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生物，在传宗接代的家谱中所以能保持子孙相传的遗传性状，主要是通过染色体的化学成分控制的。指导细胞一切生命过程的指令，都是从细胞核发出的，细胞质唯有接受细胞核的控制，而不可能在遗传中有所作为。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唯有通过实验研究来加以回答。

    童第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叶毓芬，叶为他这一大胆的想法而激动，决心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一批年轻的助手也来到了童第周的身边，大家组成了一个同心协力的研究班子，他们以金鱼和鳑鲏鱼为研究对象，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文化大革命”风雨动荡，这里的一切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终于，结果证明，生物性状的遗传，并不完全决定于细胞核，细胞质也表现了它主动的、积极的作用。成果引起了世界生物学界的关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牛满江提出了与童第周合作研究的愿望，童第周接受了牛满江的橄榄枝，研究所建在了北京中关村。

    这样的实验，需要科学家周密、审慎的科学头脑，需要比钟表工人更精细的操作技术。年逾七旬的童第周教授：往往从清晨6点观察金鱼排卵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上七八个小时。匆匆吃过带到实验室来的午饭以后，他伸展一下发麻的手脚和变得僵硬了的腰背，接下去又是一场紧张的操作。黄昏降临了，灯光代替了日光。实验仍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制备核糖核酸的实验，需要保持摄氏4度的恒温，童老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穿着棉衣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与其说是一项研究工作，不如说是一场意志和体力的拼搏！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把从鲫鱼的卵细胞质里提取的信息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细胞质里，结果得到了一种性状有着明显变异的鱼种。这种鱼居然有着金鱼那样肥大的头部和丰满的躯干，浑身也披着金光闪闪的鳞片，但却脱去了金鱼那条雍雅华丽的纱裙，换上了像鲫鱼那样直峭利落的单尾。这证明核糖核酸对生物的遗传发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画家吴作人把这种鱼称为“童鱼”，并作《金鱼图》以祝贺。

    “童鱼”的诞生，并未使童第周停止新的探索，1976年，他和牛满江的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以蝾螈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进一步研究，得出了高级的两栖类蝾螈的脱氧核糖核酸，也会影响低等的鱼类的遗传性状。此后，童第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社会职务，仍旧日夜思考着科研工作，他制订了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科研规划，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的支持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

    1978年，童第周成功地进行了黑斑蛙的克隆试验。他将黑斑蛙的红细胞的核移入事先除去了核的黑斑蛙卵中，这种换核卵最后长成能在水中自由游泳的蝌蚪。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关注，受到国际生物科学界的认可。

    为了推动全国的科研工作，他还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去作学术报告，1979年3月6日上午，他给浙江省的科技、教育、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作关于加速科技发展的报告，突发疾病，不久在北京离开人世。

(周文斌、李元著《中国当代十大科学家》，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童第周(1902.5.28—1979.3.30)，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和海洋事业的先驱》)②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为中国在世界生物学界赢得了可贵的荣誉。(中国科学院《纪念童第周先生诞辰110周年——引领中国克隆走向世界的先驱》)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的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它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