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辑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所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就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言语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那么，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文明”是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饽”，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本文有删改）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2003年开始，玄幻小说逐渐在网络文学中崭露头角，进入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玄幻小说的热潮，从此玄幻小说开始占据网络小说的主导地位。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出版领域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富于想象和奇幻色彩的。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素材。庄子的《逍遥游》、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此类小说多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更多地延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之风。目前比较畅销的《搜神记》以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为题，小说在上古洪荒的背景下，展现了光怪陆离的古代神话世界。总体上看，玄幻小说在内容上多以上古或古代社会为背景，在风格上模仿神话故事或志怪小说，在主题上则延承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特点，这是中国玄幻作品本土文化特征的三个主要体现。

    玄幻小说的主要受众为青少年群体，其作品本身也体现了青少年文化的特征。青少年处于人生特殊的发展阶段，通常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内在叛逆、反应敏感，而玄幻小说从风格到主题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受众的需求。就脉络而言，玄幻小说多是以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成长小说的痕迹。玄幻小说为青少年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这里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

    玄幻小说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质。由于拥有数量可观的青少年读者，专业玄幻小说网站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也吸引了纸质出版商的关注。网站运营商与出版商的合力商业打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玄幻小说在市场中的推广和流行。同时，由于玄幻小说具有浓郁的本土元素、稳固的青少年受众市场，配合幻想小说抬头的全球背景，玄幻小说自然也成为商业资本着力打造的一种文化产品。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和流行也离不开网络的使用和普及、网络化为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玄幻小说本质上是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运与网络文化所倡导的草根文化、通俗文化不谋而合。

    社会现状为玄幻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然而，尽管在玄幻小说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作者自身素质以及商业环境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真正能够传承中华悠久文化，同时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仍不多见。

 （摘编自盖博《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