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世界是由纯粹的自然事实和事件所构成，在人的因素介入之前由盲目的自然力量所支配。在人的因素介入之后，自然世界事实上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在自然界中可以随处发现人类价值实践的痕迹。但是，人类主体性实践在这里所能达到的程度和范围同样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社会世界是在自然世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和价值所构成的，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躯体、语言、规范、组织、机构、活动等。在这些要=素中，是社会价值规范而不是那些社会事实和事件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核心。区别各种不同类型社会事实和事件的标准不是外在可观察特征，而是贯穿于其中的活动主体的价值要求。价值要素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分水岭。人文世界是在社会世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或者说是在社会世界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一系列对社会价值规范及其实践的总体性反思活动及其产品、组织、制度、符号等所构成。简而言之，是由社会“价值”以及对这种价值进行总体反思和体验而形成的“意义”所构成。但是，在人文世界里，意义取代价值成为核心要素。价值及价值实践在人文世界里只不过是主体用来进行总体反思和体验的材料。人文世界究其根源而言是一个人“意义”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人的“价值世界”或人的“自然世界”，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个体性和主观性。“人的问题”不能笼统的说成是人文世界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既可能是一个有关人的事实性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有关人的价值性问题，而真正与人文世界相关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性问题。

（选自石中英著《只是转型与教育改革》，有删改）

文艺精品与市场

    古往今来，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具有不朽的魅力。“文章千古事”正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市场竞争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精品呢？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艺术作品只有受到受众的喜爱，具有接受上的优势和强劲的市场号召力，才能成为精品，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把精品与市场反应完全对应起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市场有“一时”和“长久”之区别。我认为，精品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要有穿越时空而愈增其审美价值从而也具有了市场价值的潜质。

    既然是文艺精品，就不能只是拥有当下的市场，而一定是也要拥有未来的市场。只有当下的市场而没有未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成为文艺精品的。到今天成为脍炙人口的文艺精品的，如《红楼梦》、《哈姆雷特》等，都拥有当时的市场，且拥有此后许多年代的市场。精品必定是具有能穿越时空并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的。

    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具有穿越时空而又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呢？我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文艺精品无论何种艺术门类或艺术体裁，通过一定的符号载体来表现人们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则是共同的。真善美作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追求是共同的。诗词、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以至于电影电视中的精品，能够真正受到最广泛的喜爱的，无不具有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如屈原《离骚》、绘画《最后的晚餐》、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胜枚举。

    文艺精品，无论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也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其他门类的，都要显现出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或人格魅力。对于作品情节的投入，首先是基于对人物性格的认同。叙事性文艺精品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如此。现在的电视剧更为突出。因为主要人物的性格丰富而与人们情感密切相关，才能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也才能使人们关注情节的发展；如果只有故事，没有丰富的、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人们很少甚至不会对它的情节发展有什么兴趣，这也是某些叙事类作品不能成为精品的重要原因。非叙事性的作品，没有人物和情节，但却是应该体现出作者的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绘画《江山如此多娇》等。

    文艺精品还应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即便是同一门类的艺术家，只要他是成熟的、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同是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艺术语言不尽相同；同是画家，吴冠中和林风眠的艺术语言是不同的；同样是电视剧导演，李少红和高希希的艺术语言也颇有不同。人云亦云的模式化作品，不可能成为精品。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也才能有市场，既有当下的市场，也有未来的市场。当代小说中，周梅森《国殇》、路遥《人生》等，可称为精品，都是以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为其重要标志的。

    在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分析中，注重文艺精品的市场化因素无可厚非。而依我的浅见，精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也许和依凭于市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说并不是志在市场才能出现精品，而是真正的精品拥有市场。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弄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源头。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才能看到二者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和殷墟两个考古遗址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但三星堆代表的巴蜀文明和殷墟代表的中原文明经历的却不一样。

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等，纹饰大多是动物，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上和兽形器上刻着的小人，青铜神坛上所铸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个人像等等。

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家族墓葬之中，作为陪葬的明器，象征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内容清晰地表达了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说明，此时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首先在于两种文明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近几年三星堆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专家认为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而中原文明里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形象演化而来的。《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

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中原文明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这种“大”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它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体量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来源不止于此。中原文明区域地势平坦，湿润多雨，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形成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的文化基因。对巴蜀文明而言，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降雨带，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其中。这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和对艺术的迷狂。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

巴蜀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 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裴争《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材料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蚕丛“其目纵”，这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

蜀王更迭都发生在蜀族内部部落之间，所以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在200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的强盛，古蜀国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从鄂西出土的鸟头柄来看，此地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也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购买。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但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全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4000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未来的机器人工程师，能够建造出在技术上非常高超的机器人，它可以说话、 走路以及从事其他复杂的任务。你可能会根据特定的目的建造每一个机器人，并将它的能力调节到适应其  预期的功能，如机器人警察会有武器，机器人服务员会有托盘。你还可以针对特定的环境条件设计每一个  机器人，例如酷暑、极寒或水下的环境。但现在你正在奉命设计一些机器人，你不知道它们需要执行什么  功能，或者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工作。那你要如何建造一个适应能力超强的机器人呢？

答案是，你把每个机器人都设计成可以动态发展，这样它就能根据所处的环境来调整其能力和功能。如果遇到水，它将发展出防水功能，而如果它需要从火中救人，它就会发展出阻燃能力。 因为机器人是由大量集成零件组成的，所以你还需要使机器人的组件能够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交互，从而使每个零件都功能正常并良好协作。例如，防水性能不会干扰其手臂或腿部的运动。

也许未来的工程师可能会获得这种设计能力，而由于进化的作用，植物和动物已经这样做了。生物体是通过基因与环境之间的无数相互作用发展而来的，所以能够构建极其复杂、高度集成的机体，不仅运作良好，而且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当然，我们不能随意长出新器官，但许多器官在生长时如果遭受到压力，就会使它们的能力适应这种应对压力的需求。例如，如果你在儿童时期跑动比较多，那么你就是在给自己的腿部施以负荷，于是它们就会长得比较粗壮。其他一些调节机制在一生中都会对环境压力产生动态响应，即使在成年期也是如此。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经常练举重，那么你的手臂肌肉就会感到疲劳，接着会变得更粗大、更强壮。相反，如果你卧病在床数月或数年，你的肌肉和骨骼也会萎缩。

身体能应对环境压力，从而调整其可观测特征，即其表现型，这种能力的正式名称为表型可塑性。所有生物的生长和运作都需要表型可塑性，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的实例也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人的皮肤比较容易晒伤，那么他的肤色在夏天就会变得较深。这些都是合理的变化。然而，当关键的环境信号消失、减弱或异常时，就会导致失配。 当从冬天进入春天时，我的肤色通常会变黑，这样可以防止我的皮肤被晒伤，但如果我在冬季乘飞机前往赤道地区，那么如果没有衣物或防晒霜的隔离保护，我的皮肤就会在转眼之间被晒伤。

人体的进化论观点提示， 因为在近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改变了自己赖以生长的环境条件，并且有时这种改变是自然选择没有为我们准备好的，所以当前的失配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这些失配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有时出现在生命的早期，却在许多年后才引起问题，而此时要纠正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大自然不像工程师建造桥梁一样建造人体：把安全系数提得高高的，这样我们就能适应各种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主流的解释是权衡取舍。一切都涉及妥协：一样东西多了，别的东西就会相应减少。例如，较粗的腿骨比较不容易折断，但它们运动起来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黝黑的皮肤能防止皮肤晒伤，但它又会减少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

自然选择的选择机制使得表现型会根据特定环境进行调节，从而帮助人体找到不同任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并达到恰当的功能程度：足够，但又不会太过。有些特征，比如肤色深浅和肌肉多少，在人的一生中都能调节。然而，大多数特征不能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如腿的长度或脑容量，一旦发育完成后就无法重组。对于这些特征，身体必须在发育早期，往往在子宫内或生命的最初几年，使用环境信号——压力，来预测出成年期组织的最佳结构。虽然这些预测能帮助人体根据特定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幼年时没有接受过适当刺激的组织可能最终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未来遇到的条件。

综上所述，进化使得人体能够“ 用进废退 ”。 因为人体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生长和进化而来的，所以在发育成熟期间，为了正常发育，身体会预期碰到某些压力，而且也真的会面临这些压力。大脑中的这种相互作用广为人知：如果你剥夺了孩子的语言或其他社交能力，那么他的大脑将永远不能正常发育，而学习新语言或小提琴的最佳时机就是儿童时期。其他与外界密集互动的系统，如免疫系统，以及帮助人体消化食物、维持体温稳定的器官等，也都是藉由类似的重要互动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体不能接受到自然选择给它们匹配好的足够压力时，我们就能预测许多失配性疾 病的发生了。这些失配中有许多在人体发育早期就会显现出来，但另一些，如骨质疏松，要到年老时才会 显现。但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摘编自丹尼尔·利伯曼《人体的故事：进化、健康与疾病》，蔡晓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