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的“有”与“无”

     《贞一斋诗说》概括诗歌技巧时说：“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诗贵修饰能工者，为未成家言之也。其实诗到高妙处，何止于通？到神化处，何 尝求工？”清人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科学性的，新诗的情况其实也相去不远。纵向来看，《贞一斋诗说》说的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少诗人走过的艺术之路的三个阶段。用散文方式写诗——注意表现技巧，从这个视角，一切优秀现代诗的技巧都可以用“有”和“无”二字加以解说。

一是有诗意，无语言。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诗人在外在世界里不经意地积累着感情储备和形象储备。长期积累使诗人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特别敏锐的诗美触角。一个偶然的契机，诗人就“感物而动”，诗人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邂逅了，灵感爆发。于是诗人“有”了心上的诗。要表现这个“有”，诗人又面临困窘。诗美的本质就是沉默，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至言无言，诗美一经点破，就会失去生命。有限的言，不可能完美地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诗的无言的特性带给诗人无限的难题和无限的机会。以言表现无言，诗人只能从“有”到“无”。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禹锡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白居易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获得诗美体验的“有”到传达诗美体验的“无”，是诗歌创作的一般过程。“无”才是真“有”——诗篇之未言，恰是诗人之欲言。有如禅家所说：“有是无有，无有是有。”“书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的精髓是将读者引向诗的世界，从言外、意外、笔外、象外去寻找那无言的诗美。

从“有”到“无”，诗人的智慧是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从“有”到“无”，诗人总是避开体验的名称。直接说出体验的名称，正是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的无能。诗人注重“隐”。《文心雕龙》写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从“有”到“无”，诗人注重“中声所止”。这样，诗才富有暗示性。

二是有功夫，无痕迹。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美体验是“忘言”的。既然是诗人，就得从“忘言”走向“寻言”。而“寻言”由于诗没有现成的艺术媒介变得十分艰难。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诗人就是饱受语言折磨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慨叹“寻言”之苦：“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句深夜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现代诗人中的苦吟者也很多。他们对诗总是反复推敲，非搞得形销骨立而后已。臧克家的《难民》中“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中的“溶尽”一词就是苦苦锤炼出来的“唯一的词”。诗人的这番苦功夫，却又以隐形化为上。皎然说：“至苦而无迹。”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诗人难写，读者易读。读者的“易”并不是诗人的“浅”，而是诗人技巧能力的显示。《老子》说：“大巧若拙。”诗虽有用巧而见工者，但总而言之，用巧不如用拙。所谓“拙”，是巧后之拙。花开草长，鸟语虫声，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纹，言近旨远，言浅意深，词平意寄，词微意显，这种“拙”实在不是随意“玩”得出来的。

成熟诗人的作品，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平庸加淡薄，而是险后之平，浓后之淡，平淡而到天然境界。到了高妙处神化处的诗，运用的是从“有”到“无”的技巧。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

（选自《人民日报》）

    ①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②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句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 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③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④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捷显现。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

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肖伟光

    ①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古人做学问，特别注重“经世致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要强调“管用”，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②做人民需要的学问，就得走出书斋，走进实践，为人民立德立言。《论语》有载，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与状态，用通俗的语言指导他们如何尽孝、如何为政、如何行仁。他还将“六艺”传播到民间，是将学问带出“象牙塔”的典范。这对于今天如何做学问仍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③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学术研究陷入自我循环，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材料似曾相识，观点人云亦云，一看便知属于闭门造车；还有一些人不甘心坐冷板凳，不潜心做真学问，而是热衷于做学术“明星”、网络“红人”。凡此种种，都不是研究的大道、学术的正途，都不可能做出真学问。

    ④习近平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只有切合时代需要、满足人民需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才能写进群众心坎里、发挥应有作用。

    ⑤学问一词源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做人民需要的学问，贵在“知”，即思想的创新；更贵在“行”，即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北宋学者范仲淹不仅潜心学问，而且开创了义庄慈善事业。这种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学者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带领10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他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天，帮助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成为村民们眼中的“科技财神”。

    ⑥在新时代，做学问的实质在于从学术的角度总结、提炼和发展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实践经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⑦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选自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

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

让文化热情涵养更多经典

石羚

    近几年我国话剧市场爆款频频，但“爆点”不一。去年《窝头会馆》的抢票热潮，热在明星大腕齐聚一堂；《哈姆雷特》因文学名著的号召力而票房飘红；而今年《荼馆》开票的场景又火爆异常，则归功于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

“排队”现象是观察公众文化生活的有趣切面，而那些被争相抢购的文化产品，最能折射时代的需求。1956年在南京，观众为了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带着铺盖卷买票；1986年在北京，歌迷排队花半个月工资只为听一场搖滚演唱会。而今天，文化消费方式更加多元，资源获取更为便利，但人们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热情始终如一。从“故宫跑”到“通宵等”，从“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开启夜场到“妇好墓展”预约全满，为文化排队日益成为常态。

    化解“一票难求”的尴尬，一味增加场次并不现实。毕竟，观看者数不胜数，而老戏骨精力有限，经典数目也有限。长远来看，戏台上不能只有《茶馆》和《雷雨》，音乐会不能只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用匠心浇灌更多的重量级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工业品不同，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能毕其功于一朝一夕。经典化的过程、演员的成长，与喝茶一样得慢慢“泡”。这就需要观众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不放过佳作的成熟老到，也不妨看看新作的崭露头角，说不定你我当下相遇的，就是未来的经典。

    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已是难得的文化名片，也可以进行多侧面的开掘，既丰富经典的表达，也丰富公众的生活。一部《茶馆》，焦菊隐导演版珠玉在前，曲剧版唱出了抑扬顿挫的京味儿，四川话版则别有一番“摆龙门阵”的江湖烟火，虽然都是茶馆掌柜王利发，不同的演绎调和出不同的滋味，也挖掘出作品的深度。而与之相关的回忆著作、纪念商品层出不穷，就连剧中一碗烂肉面，也被商家复原出来作为招牌。它们共同打开了作品的广度。而观众爱屋及乌，关注剧中演员的其他作品，不也算是一部戏带动起来的“周边产品”吗？

在过去，人们休憩消遣的方式比较单一。而当下，“生书熟戏，听不膩的曲艺”，文艺活动获得了更多样态与空间。据统计，2017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有15752个，全年演出293.77万场，是10年前的3倍。看演出不再是稀缺品。一些作品因套路化、娱乐化而缺乏生命力，一些表演盲目追求声光电、大场面而脱离艺术本体，将艺术“改革”搞成“改行”，在文化供给持续发力而居民文化消费潜力依然巨大的今天，文艺作品“保量提质”同样很重要。

    文化产品也需新陈代谢，与其坐等市场大浪淘沙，不如自觉提高创作品质。一位老艺术家在排演话剧《龙须沟》时，特意在排练厅门口备一堆泥，表演前在泥上踩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人物的感觉。其实，对所有文艺工作者而言，踩在泥巴上、扎进现实中，“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不正是最大的创作秘诀吗？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12日第5版）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⑤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