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岳麓

近些时候靠近惊蛰，春寒倒流，料峭的的寒气迟迟不肯退去，倒是春雨来得勤、来得畅快。故乡的春雨有它独特的韵味，不仅可看、可听、可淋，还可赏可想。春雨像把把细线在空中万簇齐发穿插在大地的物件上，雨除了是乡愁的外衣，它还是天地相接的唯一可感知的细线。这些日子在雨中我品味到的不仅是雨本身由舌入心的真实味道，更多的是站在雨中我领略到了故乡雨的精魂。

由于这些年大抵是在外求学，回到家乡就特别想为她写些什么，一直在外漂泊的我连家乡的名山大川也不曾怎么去过，站在雨中可怀念的只有岳麓了。山水这东西好比喝茶，需要多次细细的品味才能体会到它的真韵味，也许是特别的缘分，唯独岳麓山我连续去过好几次。开始的时候一直想写写它的样子，可几次提笔都不得已放下了；方今春来，春雷惊天，春雨飘飞，点点滴滴打在泥泞的路上，特别是淅淅沥沥的雨激荡在湖面上所引发的串串涟漪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雨中的岳麓。

岳麓山南接衡岳，北望洞庭，西临苍翠原野，东瞰故水湘江，静若蛟龙潜伏于大地，动如万马奔腾于云间，远视如一天然屏障侧立湘水西畔，与浩浩湘江相呼应，乃我潇湘之大观。第一次走进岳麓山时已是傍晚时分了，走在上山的阶梯上，有晋朝的罗汉松、唐代银杏、宋时香樟、明清枫栗等名贵古树伟岸蓊郁的生于路旁，时近黄昏，再加上山间雾气萦绕让人视野不尽开阔，但是古树的老干虬枝苍劲挺拔直耸入云的身影还是十分清楚的。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山涧泉水潺潺流动的声音，特别是水流撞击石头上发出的清脆声音更是岳麓山上终年不绝的悦耳音符。此时红枫层林尽染，红桔满挂枝头，使麓山充满了诗情画意。到过岳麓山的人如果不细心的话还不见得能发现在山林岳壑苍松翠柏之间还有灵芝异宝的存在，聚山间之灵气、生万物之精魂，却是奇妙景致。此山之间万壑千岩、幽泉千缕，走入其中很有曲径通幽之感，古木绿得幽，在傍晚的景色下幽得让人觉得入骨三分。奇巧的是刚走到半山腰时天空竟飘起了细细雨丝，不觉之中雨还越下越起劲，在雨的滋润下麓山显得更幽了，泥土里慢慢地冒出了雾气，慢慢地漫过我的大腿爬到我的身上来，我一时兴起把上衣脱了让自己的身体浸泡在这灵山雾气之中。

第二次爬岳麓山的时候我们特别选好了一个晴天，可是等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还是下起了雨，看来我与岳麓是跟雨有缘了，站在飞来石上可感觉自然的惊奇，放眼望去湘江映入眼帘，秀美传奇的橘子洲抢先吸引众人的目光，“橘子洲”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一词。站在岳麓山顶，俯瞰湘江，而橘子洲更像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航行于湘江之上，见到此景方知谁人可主世间沉浮了。

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沿山而下到了云麓峰北侧小月亮坪上方时有一座墓座西朝东，俯瞰着英雄的长沙城，这便是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墓。此墓地势开阔，且有湘江环绕，四周绿草如茵，“极目楚天舒”衬出了先烈生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壮烈气势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荡豪情。

在黄兴墓的下面，白鹤泉旁，一处在松柏怀抱中十分清幽肃静的地方躺着那位著名的“护国将军”蔡锷，孙中山的在悼念他的挽联中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将军比作投笔从戎的班超和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足见将军功绩可彪青史。除此之外，岳麓山上有很多革命者的合墓，在风景独秀的山地里安息着革命先烈们，这样的景观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在雨中，更有一种活的灵魂飘飞在岳麓山上。

在山脚舍利塔不远处有一座爱晚亭傲然立于山间，看到此亭就不得不想起唐代诗人杜牧那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来。爱晚亭是革命活动的圣地，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常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一起求知于岳麓书院，与蔡和森等聚会于爱晚亭下，纵谈时局，探求真理。站在爱晚亭前抬头便可清楚的看见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历经岁月的沧桑，雨中的爱晚亭依旧那么地璀璨。

除了笔下这几个景点之外，岳麓山上有名的景点还有麓山寺、云麓宫、禹王碑、蟒蛇洞等等，在此就不逐一介绍了。

走到岳麓山脚下，“岳麓书院”四个大字清晰的呈现在眼前。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时势变迁，延及晚清(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至此标志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变，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在这里聚集过各朝各代有名的文人墨客，在这里一直流淌着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的血脉。千年的风雨也不曾撼动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就是她引以为傲的地方。

雨中岳麓让人耳目一新，让我流连忘返、永不懈怠，在多次雨的洗礼中我领悟到了故乡雨的精魂，那就是麓山墓、爱晚亭、橘子洲和千年学府！  (选自博文，有改动。)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连队就像开水般沸腾起来，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还写了血书。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

    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他把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丑兵却杳无音讯。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乡野里的青蒿

    我家房前屋后，长满了青蒿。青蒿长得跟小树差不多，枝叶一层层往上长，绿绿的叶脉把地表遮蔽得密不透风。不过，我家门前的青蒿，基本上都长不高，母亲看着青蒿长高了，直接就拔掉了，要不就用刀子拦腰砍断。砍断的青蒿，沉静一段时间后，就开始生长侧枝。侧枝也是向上生长的，长出的侧枝，会把主干遮挡住，侧枝也能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小树模样，甚至更为稠密。

    有青蒿的地方，地上的土层都较为潮湿。每逢盛夏时节，酷暑难耐，我家那些鸡猫鸭的，就躲在青蒿下面小憩，长在青蒿下面的杂草，被践踏得不堪入目。青蒿不是常青植物，叶片分好多细小的裂片。裂片具有多枚长三角形的栉齿，略呈线状披针形，幼时绿色，有纵纹，下部稍木质化，纤细，无毛。立秋过后，青蒿逐渐变黄，枝蔓上挂满了密密麻麻圆形的果实，秋风一吹，果实及细小的叶脉簌簌飘落一地。冬日里连续几个艳阳，枯萎的青蒿耗掉了藏在体内的水分，村里人会把青蒿一把火点燃，青蒿在烈日下燃烧着枯竭的生命。

    在村子的庄稼地里，青蒿长在玉米地和黄豆地较为常见，这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长在玉米地里的青蒿，玉米秆都比青蒿高。在玉米的幼苗期间，青蒿刚刚探出个头，就被锄掉了，所以，长在玉米地里的青蒿都长不大。那些没有被锄掉的青蒿，借着从玉米间隙筛下的阳光，屏住呼吸，安静地耐心地生长。而长在黄豆地里的青蒿，就较为幸运，它可以一直待到黄豆收后，还能在山岗上摇摆来，摇摆去的。青蒿的长势跟黄豆不分伯仲，黄豆地也锄草，但黄豆没有玉米那么高，被锄掉的青蒿，阳光充沛时，又很快长出来了。黄豆灌浆后，村民也不怎么打理黄豆地了。这个时候，正是青蒿疯长的最佳时机，等到村民去地里抢收黄豆的时候，有的青蒿已盖过了黄豆。

    村子里的人对青蒿没有什么好感。那时也不知道青蒿的药用价值有那么大，总觉得它长在村子里比较碍眼。不过，烦人归烦人，不管村里的大人还是小孩，都知道青蒿有两种功效，止血与当旱烟抽。止血这种功效很简单，采撷几片翠绿的青蒿叶片，在一块石头上把青蒿捣碎，然后敷在伤口处。当青蒿的汁液与血液混在一起时，血就会渐渐止住，也可以避免伤口感染，具有消毒功效。当旱烟抽的都是村里的老人。村里吸烟的老人，每人都有一个烟斗。有时去山里干农活，身上携带的烟丝不够了，就去抓一把青蒿或捡几片梧桐树的叶子。当旱烟抽的青蒿，是枯黄的。枯黄过后的青蒿，叶脉特别轻脆，轻轻在掌心一撮，叶脉就碎了。然后把细碎的青蒿跟所剩无几的烟丝，充分搅拌均匀后，放进烟斗里来吸，浓烟滚滚。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也这样吸过烟，那时我还懵懂，没有问过爷爷，好吸不好吸。反正，爷爷吸着青蒿伴烟丝时的表情，跟吸纯烟丝的表情是一样的。

    青蒿的一绿一枯，都演绎了不同的价值：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有一年，我从新疆回到老家，正逢母亲在屋前晒青蒿。我问母亲晒这个干嘛？母亲笑嘻嘻地跟我说卖钱。她还跟我说，对面住着的一个姑姑，一个夏天到山里砍苦药子（青蒿）卖，都卖了好几千块。那年青蒿的价格还不错，大概一斤十几块，母亲从山里砍回的青蒿，也卖了好几百块钱。母亲还跟父亲说，明年把房前屋后的青蒿都留起来，把地里的青蒿也留起来。我跟母亲说，这些青蒿就别弄了，卖不了几个钱。母亲说，长在屋前的青蒿，砍掉了也浪费，卖几个钱是几个钱。第二年，母亲老早就去山里砍青蒿了，一年下来，晒干后的青蒿差不多有好几百斤，结果没有收药材的人，一直堆放在房子里，一放就是两年，发霉后不得已扔掉了。母亲扔掉青蒿的那年，刚好是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前一年。

    后来，母亲又跟我说，今年的苦药子（青蒿）要涨价了。住在对面的姑姑说，苦药子（青蒿）都上新闻了。我没有问过母亲，青蒿的价格怎么样，也不晓得母亲砍了多少青蒿，但我还是想，青蒿如从前一样，站在山岗上，很自然地为所需的人所用。

（选自2016年第9期《散文选刊》，有改动）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①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挎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③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小孩子）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④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

    ⑤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⑥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⑦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看，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父亲）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⑧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

    ⑨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

逍遥游

聂鑫森

贺先生圣臣是江南大学中文系声名赫赫的老教授。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岁五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文化大革命”来了。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破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陶淘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节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