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纤绳

钱国丹

弟弟打电话来，说母亲一跤摔了个脑震荡，休克了半个月都不曾苏醒，医生说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知道，再好再强壮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斗不过岁月无情和造化捉弄，何况我的平民母亲？

母亲的刻苦，母亲的为人，方圆百里有口皆碑，如今她年过八旬，又是种菜又是栽花，把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这一次，她就是给邻居送丝瓜的路上，被一条狼狗冲了个仰面朝天的。

我一直以为，婚姻就是一根纤绳，把夫妻二人拴在一起。或者说它拴在“当家的”身上，拖着的是“家庭”这只船，虽然也有“荡悠悠”的风光，但更多的却是责任，是奋力“背纤”。

①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男人背的纤。

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他天赋极好，填词作曲、吹拉弹唱都行。当年的父亲还是个热血青年，抗日救亡啊，解放战争啊，他用音乐来冲锋陷阵，奔波在白色恐怖的敌后。那些年，母亲总是提心吊胆，一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最温馨的记忆，要算我6岁那年的春天。刚刚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完柳市小学的父亲，踩着那架咕哒咕哒的旧风琴，教我唱“解放区的天”，母亲则在一旁，很幸福地看着。可谁又能料想得到，余音绕梁词犹新，父亲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那一年，他还不满29岁。

父亲的纤绳戛然而断，我们家顿时就橹折舵裂。母亲义无反顾地拾起断绳，用女人柔弱的肩，背起了全家九口的纤绳，开始了艰苦跋涉。父亲的冤案长达31年，这31年，多少风浪，多少险滩，母亲的船没有沉没，没有触礁，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把父亲、把我们兄弟姐妹7人，一个个送到安全的岸上。

如今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双目紧闭，知觉全无，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她显得那么苍老，那么衰弱，几茎枯槁的白发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②床边不缺人。子孙、亲戚、友人、学生，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使得单人病房像过节似的热闹。寸步不离守候着的是我的父亲。父亲非常镇静，非常安宁，那是种大彻大悟的宁静。我知道，母亲如果永远睡着，父亲将重新背起纤绳，牵着母亲双双走向永恒。

父亲一边抚着母亲那只因扎针而淤血的胳膊，一边贴近她的耳边，呼唤着：阿莲，醒醒，阿丹来了。

母亲没有反应。

父亲已经呼唤了半个月了，母亲仍旧浑浑沌沌。父亲不气馁，他说，阿莲，我们唱歌。母亲当然不会唱，父亲独自哼了起来，《小白杨》、《为了谁》、《回娘家》，一曲又一曲。

我忽然觉得，纤绳已变成一根拔河的绳子，站在这一边的是我的父亲，而那一边的却是威力无边的死神。

时间在父亲的歌声中缓缓流淌。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外面突然鼓乐大作，原来是医院墙外的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喇叭啊，锁呐啊，张扬着疯狂的《纤夫的爱》。爸对妈说：阿莲，我们也唱《纤夫的爱》。墙外的音乐如火荼，爸爸合着节拍唱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奇迹出现了：妈妈那条刚刚挂好大针的手一动，又一动，然后，那胳膊便伸出了被窝，跟着音乐的节奏，缓缓摆动。妈的嘴也开始翕动，幅度极小，没有声音，父亲凑近了她，听着，听着，身子一挺，兴奋地说：醒了，你妈她醒过来了，她在唱歌呢。 

这场拔河比赛，父亲赢了。 

两位耄耋老人，两颗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唱着，把一首轻佻的歌，唱出生死悲壮，唱出地久天长。

                                         （选自钱国丹散文集《踏歌的麻雀》）

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里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宝田把长凳送了回去。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搭台

王春迪

    老街有句老话：有钱不显摆，一生算白来。要说富人显摆，无可厚非，可老街上的穷人也喜欢显摆。譬如老街人买油条，卖油条的到了自家门前，他不喊，非等人走到街那头了，才出来，罩着手吆喝。等卖油条的过来了，他们左看看右看看，用一只手捏捏，然后挑一根稍微大一点儿的。转身进屋，把油条扔给孩子。直等孩子把油条吃得还剩下拇指大了，这边稀粥也喝完了，接过来，擦擦嘴，擦得油光光的，这就出门了!

    海爷号称老街首富，喜欢显摆也是出了名的，经常叫乞丐在他面前排成队伍进行施舍，生怕有人没吃到。两年前他建宗祠，从初一选到十五，好不容易看上一块地儿，可惜地面不平，不过就是垫点土的事儿，海爷愣是大老远儿地让人拉了几车煤块儿填上!那年月，百姓管煤炭叫“乌金”，金贵着呢!人家却用来填坑，虽然是煤渣儿，但比泥土不知要金贵多少。你说这人会显摆不?没想到，那年冬天冷的出奇，那些没有钱取暖的穷人则挖了这些煤渣烤火取暖，度过了这艰难的日子。

    过了几年，鲁东南遇上了百年不遇的蝗灾。鲁东南地界，家家院子里都种树。究其原因，其中一点，就是等闹饥荒时，没东西吃，还能用树皮果腹。要说这一场灾真的太严重了，这年冬天，还没到腊月，好几户以前穿长衫、吃细粮的体面人家，家里的树都没皮了，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儿上，海爷竟然还要搭一新戏台子!

    大奶奶三番五次劝海爷：“这个戏台子搭不得!外头饿死了那么多人，你这边还想着搭戏台子，老百姓要饭都没地儿要去了，你这边还想着乐和，太不地道了!你一辈子好玩好显摆，可在这节骨眼儿上，你不怕别人骂你?”

    大奶奶嘟囔了几次，海爷就急了，眼一瞪：“饿死人怎么了?外头死了人还不许我痛快了?这台子我还非搭不可了!”

    府里上上下下，对海爷搭新戏台子的事儿，议论纷纷，都觉得海爷这事做得不妥，所以，对于抬砖搬瓦拉料子之类的活儿，个个不太热情，叫谁谁磨洋工。

    海爷生气了，吩咐管家：“从明儿起，在门口支几口大锅熬粥，凡是给我搬砖抬泥的，哪怕搬一块，我也管他一顿饭!”

    大奶奶一听，当时就哭了：“老爷，您这是要败家呀，这样值吗……”

    海爷一笑：“不值，但痛快。”

    更离谱的是，新戏台子眼瞅着快搭完了，海爷又不知在哪儿听了一个风水先生的话，说戏台子方向不对，拆了重搭!

    如此这般，折腾了几个月，海爷府上的人，连个年都没过安生。

    不想，直至第二年开春，万物复苏，莺飞草长，海爷突然又不建了，半拉子撂在那儿，几次风吹雨打过后，豁得像是被哪个豁了牙的天神啃过了似的。

    大奶奶偷偷把管家喊了过去，捂着心口问管家：“老爷这一回又搭台，又施粥的，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管家皱了皱眉头。大奶奶说：“你尽管告诉我，话进了我的耳朵里，就烂了。”

    管家近一步，悄声说：“近三年的生意，算是白赚了。”

    大奶奶眼泪唰地滚了下来。

    管家又说：“大奶奶先别急，老爷有话，没对您讲。”管家告诉大奶奶，年前这场灾，让老街上好多光景还不错的人家，都开始啃树皮了。在这条街上，他们本是有头有脸的人，以往出了门也都显摆得不得了，最好脸面。如今，突然要端着碗去要饭，他们可能放不下身段，拉不下面子。这寒冬腊月的，地上连根草都没有，河里也都结了冰，不饿死才怪。海爷就是想到这一点，才想了这个法子，这样，既帮他们过了冬，又照顾到他们的面子。

    大奶奶听罢，眼一亮，骂了海爷一句，转脸怪管家道：“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管家作揖道：“老爷不让我告诉您。”

    随后几个月，海爷屡次寻思起那个戏台子，说想把那个半拉子戏台搭完。海爷这么说，却实在抽不出时间。因为开春后，府上的生意不知怎么的，忽然比往年忙出好几倍来，每日车水马龙，宾客如流……

    不久，一股流窜的土匪听说了老街海爷的富有，想去打劫海爷，可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别说在海爷府上找一个内应了，偌大一条老街，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听说要打海爷家的主意，无论对方许以什么好处，愣是没有一个愿意给他们当耳目的!

（有删改）

藏青色西服

季明

    工地离住处，有很长一段路程，老磨他们需要坐公交车回去。

    傍晚，收工之后，老磨他们满身都是泥灰和臭汗。他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方面是喘息片刻，另一方面呢，老磨他们是在等大傻。

    大傻，真名叫于大厦，喊来喊去，老磨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于大傻。大傻跟老磨他们不一样，每次收了工，立即冲洗干净，然后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套西服，换上，再把脏工作服，裹上塑料袋，塞进那个包里。

    那西服，是藏青色的，大傻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上街买了这套西服。等大傻换洗完毕，大家一块儿往回走。这景象有些独特：一群脏了吧唧的民工队伍里，走着一位身穿干净而笔挺西服的人，很是不协调，同时，也让大傻显得很另类，很不合群。

    回去的时候，正值晚高峰，公交车上异常拥挤，但只要老磨他们一上来，人群立马闪开条道，让他们过去。毕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与泥灰和汗水亲密接触。这个时候，车上绝对没有空座位，但老磨自有办法，他来到一个座位旁，站住，随着车的晃动，身体与坐着的乘客，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泥灰和汗味的骚扰下，终于，那位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的乘客，忍无可忍，狠狠瞪了老磨一眼，起身离开，老磨赶紧一屁股拍到座位上去。

    这时候，一身西服的大傻，则静静地融合在人群中，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老磨，他最讨厌的，就是老磨这个拙劣的表演。

    节假日不干活时，老磨他们喜欢逛逛街，穿着也很随意，有的干脆就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大傻则不同，必须换上西服，才出门。这样一来，大傻就很醒目，在一行人中，很有些众星捧月的样子。这令老磨他们非常不舒服，就与大傻拉开了距离。

    一次，老磨斜着眼睛，说，大傻，穷烧个啥哩？瞧把你能的，穿上西服你还是农民工，变不成城里人！

    大傻不服气，说，穿干净点不好吗？农民工就应该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形象吗？那是犯贱！

    大傻又说，挤公交时，你看人家那厌烦的目光，我都替你脸红。

    这话，噎得老磨直翻白眼，一愣一愣的。于是，老磨他们就决定，必须收拾一下大傻。

    这天，收了工，冲洗完毕，大傻却发现那个装着西服的包不见了。大傻急了，遍地翻找，可横竖找不到。

    老磨他们坐在地上，喝水抽烟，冷眼看着大傻忙活，偷偷地笑。

    过了许久，满头大汗的大傻，仍然四处寻找那个包。

    老磨喊，大傻，别找了，再不回天就黑啦。

    又有人喊，大傻，你那西服，长翅膀飞啦。

    大傻不听，依然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执着地寻找。

    老磨他们说，真是个大傻熊！就撇下大傻，先走了。

    当老磨他们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大傻已躺在了手术台上。在寻找西服时，楼顶一截钢筋倏地掉下来，从大傻的左肩膀插进去，从腰部穿透出来……

    老磨他们怔怔地守在手术室外，彻底傻了。

    过了很久，大傻才被推出来，仍处在昏迷之中。老磨哭了，冲上前去，喊，大傻，不穿那西服，你他娘的能死啊？！

    第二天，老磨他们来到工地，从一堆水泥里，挖出那个装着西服的包。它，已经变成了个水泥疙瘩，半晌，他们都没说话。

    许多天，老磨他们都像丢了魂儿，蔫着脸，闷头干活，那件藏青色的西服，总是在眼前晃动、晃动……

    一个月后，大傻出院了，但需要回家继续休养。那天，老磨他们专程上街，精心挑选，给大傻买了套藏青色的西服，送了过去。

    大傻走后，老磨他们每人也都买了套西服，藏青色的，像大傻一样，收工后，冲洗干净，换上西服，再去挤公交车。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乘客们的目光，很平和，丝毫没有了厌恶、敌意和距离，能同这个城市的人们亲密地挤在一起，坐一程车，这感觉，真不赖！

    于是，老磨就给大傻打电话，他说，于大厦，现在咋样？养好了赶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有烂砖，没烂墙

乔叶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用奶奶的话说，有一身好文化。他会写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因为这一身好文化，他年纪轻轻就到山里一家煤矿当了账房先生，被老板的族亲相中，把独生女儿许给了他，这就是我奶奶。八路军过来时也相中了爷爷的好文化，他就参了军。虽是四处打仗，但其实也没走多远，兜兜转转的，一两年间总能回来一两趟。父亲之前，奶奶还怀过两胎，但都没养成。①她说过那两个早夭的孩子：一脸皱纹，小身子跟个大老鼠似的，男人一只鞋就能装得下。得的都是四六风，一个是第四天，一个是第六天，孩子的胳膊腿儿就开始抽抽，咬牙瞪眼，我一看就知道这又不中了……后来才知道这叫脐带感染。不会消毒呀，多傻。

兵荒马乱的年月，村里的帮派此起彼伏，有人当红军，有人当国军，有人当汉奸，也有人是小打小闹地偷摸，还有人当土匪去明目张胆地抢讹。在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期间的几年间局势更乱，奶奶勤谨恭敬地侍奉着公婆，提心吊胆地候盼着爷爷，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外人且不说，其他两支族人就没少来欺负。很多个夜晚，奶奶透过窗纸上的小洞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背走挂在墙上的玉米辫子，摘走刚刚变红的枣子，拿走垛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出。

有一年没收成，奶奶在坟地的间隙种了一点儿红薯，也被他们刨得精光。

你咋知道是他们刨的？

看他们家小孩儿端的饭碗就知道了。吃红薯屁也多，那些天他们家净放红薯屁。没种红薯，哪放得出红薯屁。

你咋知道是红薯屁？

又多又臭，那还不是红薯屁？放屁时上头也会打嗝儿。

每当听奶奶讲这些陈年旧事时，我都会气得脸红脖子粗，吼叫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奶奶看着我的样子，笑得不行。挑起了我的火，她又开始灭，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老账不能算。再大的仇气，也都是姓地的。有烂砖，没烂墙。唉。

多年之后，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了奶奶的这声叹息。以彼时的情况，作为家族的弱势存在，只要人家不是大白天来你家抢劫，这就是留了余地。以彼时的状况，当你没有实力扑上去和对方撕个高下时，就只能容留甚至珍惜这种余地。只有这样，当受到更蛮横的外来侵犯时，你就尚处于一个家族的整体性中。哪怕只是暂时的整体性，也能让你在这个整体性中获得些微宝贵的安全感。而亲这个字，似乎天然就意味着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自古至今没多少人能算得清。当然，算不清也不妨碍总有人前赴后继地要去算，各有各的账本，各有各的算法，各有各的盈亏。②或许也正因为算不清，才算得更有意思？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出生的，他快一岁时，爷爷回家了一趟，住了几天就跟着队伍开拔了。奶奶问，不是说都太平了吗，咋还要走？爷爷说，大面儿已经稳了，还有些零星火要灭一灭，很快就能料理妥当。到时候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咱们好好过安生日子。壮的官名就叫解放吧。

爷爷走后两个月，奶奶发现自己又怀了孕。怀孕五个月时，她收到了爷爷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又三个月过去，消息传来，爷爷在解放大西南的一仗里中枪而亡，和几名战友一起被埋在白水河边的一棵树下。

奶奶哭了两个月，直到叔叔出生时，才止住泪。

哪能光顾着哭，还得养孩儿哩。她说。

泪也哭干啦。她说。

叔叔的小名儿叫宽，官名叫胜利。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落下了残疾，奶奶又给他改名叫老鳖。顶个贱名好成人，名贱人不贱。奶奶说。

没过多久，村里定成分，我家被定成了贫农。闹得最厉害时，村里有几个富农连命都稀里糊涂地丢了。奶奶说，③你爷是用他自己这条命来保佑咱全家哩。

我家大门的门楣上被钉上了一个长方形小木牌，用红漆正楷写着“光荣烈属”。日子好起来后，每年春节村里都会送来两斤五花肉。很久之后我才发现，用这两斤肉做的菜，奶奶从来没有动过筷子。④从来没有。

 ——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作品《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