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大爷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1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

    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场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桔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眠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揉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机会，比如登泰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和预期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则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有点失真，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有“主题先行”的味道。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一个真正热爱自然、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一如福楼拜。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选自王开岭散文集《精神明亮的人》，有删改）

相遇就是缘分

秦嗣林

    几年前的春节前夕，一位客户开着奔驰车上门典当，自称姓张。我评估车况良好，只是车厢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不好多问，我开好当票，把现金交给张老板。他忙不迭地走了，没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是车厢里的货品忘了拿。打开后备厢，鱼腥味扑鼻而来，满满的全是渔获。他笑着说，自己在基隆经营渔业公司，为了凑足员工的年终奖金，才来当车。

    此后，他不时来典当，见面次数一多，彼此愈来愈熟。他说，渔业公司是祖传的家业，自己当过二十多年的船长，旗下有八艘远洋渔船。每次渔船进港，都需要除锈、上漆之类的整补作业，一艘船至少要花两三百万，整补资金就靠当奔驰车来周转。

    某一年岁末，他打电话给我：“秦老板，今年的年终奖金不够，又要麻烦你。我实在太忙，能不能请你带一百万元过来，再把车开到你的店里，我请你吃尾牙。”

    我只好背着装满现金的包包，搭上基隆客运，晃晃悠悠地出发。

    到了基隆，发现尾牙场地设在船坞里，员工有三分之一是本地人，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籍船工。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不分彼此，敬酒的敬酒、唱歌的唱歌，比开派对还欢乐，吃尾牙能吃得这么开心，实在很少见。张老板穿梭其间，笑眯眯地招呼每一个人。

    我说：“你们的工作真有趣，忙的时候还不忘唱歌。”

    他说：“你想想，我们跑一趟南美洲得花一年，茫茫大海之中无处可去，要是生活枯燥乏味，没人待的下去所以，遇上再难过的事情都要唱唱跳跳，大家互相取乐，才能安然度过航海的日子。”

    时间往后再推一两年，张老板再度来当车，同行的是一位面有菜色的越南人。

    我忍不住问：“张老板，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对，我等一下要带他到医院开刀。”

    “怎么不请别人带？”

    “轮机长已经带他看过两次，每次都说没事，我愈看愈觉得不对劲，一定要自己带他走一趟。今天来当车，也想请你帮忙开车载我们去医院，再把车子开回店里。”

    到了医院，张老板先去挂号，我和越南人坐在一旁，我问越南人：“老板对你好不好？”

    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老板对我很好。我家里要盖房子，老板还借给我三万元。”

    后来，越南人进诊室检查，我由衷地说：“张老板，你对这些船员真好。”

    他正色道：“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平常闷不吭声，只要几个人讲好，当天晚上就会动手干掉船长。我们当船长的，最怕这种人，所以在陆上要对他们特别好，出海才不会有事。”他又说，“外籍船工到异乡打拼不容易，对他们好一点是应该的。在海上，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有一次出海，我站在满舱的渔获里处理事情，一个新来的外籍船工焦急地指着我的脚，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赶紧把脚从深及膝盖的渔获中抽起来。下一秒，地上成圈的钢索就倏地拉直。原来外头正在下渔笼，要是他晚一点提醒我，我的腿就被钢索绞断了。”

    又过了五六年，张老板打电话给我，表明不但要当车，还要当船，希望我可以帮忙。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船被阿根廷政府没收，还有二十多个船员被扣押，对方要求付一百万美元，收到钱才肯放人。“我一听事态严重，金额太高，于是帮他介绍了一个专做租赁生意的人，三人约好时间碰面京谈，张老板顺利借到一千万台币。

    临走前，我问他：“一百万美元不是小数目，你的公司撑得下去吗？”

    他沉默几秒，说：“没办法，公司可能要倒闭。”

    “那你还想办法筹钱救人？”

    “如果船员回不了家，他们的家庭就要完蛋，所以我—定要救人。日后南美洲的渔区，我再也去不了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老板典当的奔驰车已经到期，原来留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亲自跑到他的公司一看，没想到公司招牌已换，人也不见踪影。我询问左邻右舍，才知道原先的渔业公司已经转卖，张老板住在基隆老家。到了他家，我心里凉了半截，昔日意气风发的张老板瘦得只剩三十多公斤。他脸色焦黄，仿佛一推就倒。

    我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家人搭腔：“上次的事情太严重，他整个人都被拖垮了。医生说，他的肝有问题，时间……时间不多了。”

    我愣了半晌，不知该说什么，他主动开口说：“船的事情已经解决，当给你的奔驰车请你帮忙处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会亏钱。放心，以后有钱，我一定补偿你。”我伤心地说：“钱不是重点，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虽然日子不多，可是我心里很高兴，至少把人救了回来，帮助二十多个家庭团聚。”

    他请我留下来喝茶，我心中难过，坐不住，赶紧找个借口告辞。

    走出门后，遇到好几个船工，其中一个正是上次去看病的越南人。

    我同他打招呼：“最近身体好不好？”

    “没问题，现在换了一个老板。”

    “你今天来看旧老板？”

    “大家轮流，只要在码头的人，每个早上，一个人来送饭，一个人带他散步、打扫。”

    “有薪水吗？”

    他摇摇手说：“没有钱，大家自发的，因为老板是个好人。”

    没多久，我就接到张老板去世的消息。

    人跟人的相遇都是缘分，老板与员工也是，真诚地待人，他人一定可以感受到。

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刷刷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要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着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释】互助组：指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1期，有删改）

批判性思维教育

钱颖一

    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在网络时代，为了求新、求快，人们的阅读仅停留于表层，甚至还会蜕化回儿童阶段。这样很容易反刍负面内容，或是简单粗暴，或是刻薄抬杠，或是恶意诋毁，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更高级地阅读文本，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简单说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如何质疑。即“会提问”，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如何判断。即“会解答”，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能力（skillsets）和有心智（mindsets）。首先，如何做到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测试。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这套考题与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但批判性思维就仅止于此吗？显然不是。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可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探索思维“盲区”。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

    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属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畅销书《看见成长的自己》中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不变型心智模式”：固定思维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开放思维。

    “成长型心智模式”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的范畴了，而是进入到“what”和“why”的范畴。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的，但很少是关于“why”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正如旅美学者徐贲所说：“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论，更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网络时代，保持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