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近年来，自由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所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和谐生活，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有删改）

    共享经济是一种将闲置物品、资源、空间、知识等进行相应整合的经济模式。从产权角度来说，就是将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从构成要素来讲，包括供给端愿意分享闲置资源所有者、高效的共享系统、消费端的大众三大组成部分。

    共享经济需要人们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下载相应的应用软件，提供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在应用软件上搜索自己想要的资源，实现需求的满足。

    共享经济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其首要逻辑就是使得那些因为私有化而得不到有效利用的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发挥其作为商品本身的有用性，逐渐改变人们对于拥有具体商品的诉求，变成对其使用权的重视，是对中国人思维逻辑的一大颠覆。

    所有者和消费者的互相信任，是彼此之间在共享经济下发生商业行为的逻辑起点。现代商业文明建立在互联网这一巨大的虚拟媒介之上，相对于传统经济来说，对社会的信用体系有着更高的要求。服务平台还需要靠供需双方的信用来支撑平台良性发展；对经济行为的监管者——政府来说，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实现按需分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做到即需即用，是共享经济的另一重要逻辑。人们将自己的闲置资源拿出来进行循环利用，需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以低于私有化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在使用之后实现对于产品的立即剥离，真正做到了即需即用，即、用即抛，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

    共享经济使得之前私人领域的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利用，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封闭和隔阂，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普通消费者能够获取到原来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资源，极大地满足其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能更多地体现社会公平，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共享经济对于国民素质有较高要求。我国民众的基本素质相对于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监测系统和预防技术的完善，使实现供给端和消费端之间的信任确证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共享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不过，使用者对于资源本身的维修、保管、清洁等事项不用负责，容易养成不负责任的恶习，因此，无论是共享人、共享平台还是政府等第三方监管者都要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

    共享经济催生了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态度是“先试水，后监管”，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开明的监管策略，给新型经济领域提供了宽松、开放的发展环境，给予了企业更大的自由发挥和创新的空间，有力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楚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原始楚文化以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及神巫性、浪漫性的总体特征，不断对文学加以渗透，形成了南楚文学的独特风格，为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地处尚未开发的荒僻的江汉之滨的楚民族，其创业的历史是十分艰苦的。他们的先祖经历了举步维艰的创业艰辛，又长期遭受中原诸夏的歧视和侵伐，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孟子还称其为“南蛮鴃舌之人”，把它划在中国之外。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就导致了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趋势:一是“僻陋在夷”的屈辱感，一是别于中原诸夏的独立感。前者激发了楚民族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后者促使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走自己的路，从不把自己与中原诸夏混同起来。基于以上两点，形成了楚文化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屈原和庄子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

    在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宗国感情，对理想与美政的深情呼唤和九死不悔的韧性追求，以及他那峻洁纯美、砥砺不懈、傲岸不屈的人格，正是楚文化这一精神的完美写照和突出显现。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把代表楚文化的屈原作品和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加以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屈原作品与《诗经》的差异，并对其“异乎经典”表示不满。但这一点恰恰是屈原的贡献，是与儒家礼法文化的相异之处。屈原以“诡异之词”“谲怪之谈”来表现“狷狭之志”，这构成了其作品的基调，使他的作品不仅“惊采绝艳”，而且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一切恰是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楚辞文化是这样，庄子的散文也是如此。他对现世的功名利禄视之如敝屣，他笑傲权贵，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世俗处的自由逍遥生活，这一切都显示了楚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屈原和庄子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那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和坚守独立人格的节操，可以说垂范中国历史士林，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并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楚文化形成以后，一直对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影响，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

    汉朝统一天下以后，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的文化政策，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终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成为层次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

（摘编自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当下的影视剧市场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占据市场显著位置的穿越、魔幻、宫斗、戏说题材逐渐隐退，而一度呈现式微态势的现实题材创作却在政策的支持和舆论的引导之下持续发力，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一大批影视作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火热现实，获得了业界口碑与市场成绩的双赢。

    不过，我们在为现实题材影视创作繁荣发展欢呼的同时，也要警惕某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却没有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只靠凭空想象和道听途说拼凑编造，使作品悬浮于现实之上，片面地反映现实甚至扭曲现实的现象。还有的创作者虽有深入生活、表现现实的勇气和自觉，却不具备运用艺术手法回应大众情绪、引导理性思考的意识和智慧，一味渲染世间险恶，放大社会黑暗，揭露人性的短处。一些现实题材影视剧忽略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与和谐美好的生活景象，自始至终被负面情绪笼罩。这种脱离主流价值宣泄情感、把“糟糕的个别情况”夸张放大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做法，给观众带来感官体验的不适，容易对其内心世界造成巨大冲击，使人感到心情低落，更有甚者出现怀疑人生、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须知，除了艺术价值、经济效益，社会效应也是评价影视作品的重要指标。新时代，影视创作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人们安顿精神的栖息地和滋养民族精神的沃土。不可否认，现实中存在虚假、罪恶，但这些负面内容只是现实的一部分。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代，党领导人民过上了美好生活，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图景和奋斗历程，这才是时代、社会、生活的主流，是影视创作的素材富矿。

    影视创作应秉持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将视野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社会主流价值所追求的真善美。即使要表现负面的内容，也应将接地气的生活熔铸为能够进入审美视野的“第二现实”，发现、提炼、挖掘其中的美好、温情，努力使“糟糕的个性化”变成丰盈饱满、充满正能量的人物形象，将“琐碎的小情感”升华为人间大爱，在此基础上启发广大观众审视自我、思考人生、陶冶情操，在他们心中形成更加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换句话说，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创作需要“立地”，更应该“顶天”，既要接地气，也要提人气、有生气，这才是影视创作应当追求的更高境界。

（摘编自范咏戈、李蕾《创作应观照积极的现实生活》）

    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