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消散的炊烟

    老了。这是老木最近的发现。

    慢慢地，就没了热度，还怕冷，把云彩当衣服裹在身上。还没了力气，直往西山里坠。老木挤巴几下眼睛，定定神，继续往山凹里望。

    记得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这块大石头上，往山凹里望。那片竹林里，是二蛋、毛哥和三顺的家。那长有一大团雪白梨花的梨树后面，是瞎眼奶奶家，眼睛虽瞎着，却灵醒得很，还没靠近梨树呢，就戳着棍子叫骂开了，龟孙子，又磨牙了吗。但真到梨子大了熟了，每家每户的娃，人手一个是棍打不动的。那是小琴的家，她的笑声最好听。那是黑妹家的两间茅草屋，她家最穷，她也最不讨人喜欢。

    老木闭着眼都能指出各家的位置。小时候，老木还和伙伴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根据各家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猜各家在烧什么好吃的东西。老木是赢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让伙伴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木笑了，露出豁了牙的嘴。其实那算不上什么秘密的。那时候，没有哪家有大鱼大肉吃，除了玉米、南瓜和山芋，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谁家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种得多，哪天又收获了什么，在村子里窜上窜下的老木能不知道吗？鼻子长，才是老木的神通。

    可如今不行了，那些像树林一样密的炊烟呢？怎么就不见了？二蛋的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买了房子，把二蛋老两口给接走了；黑妹考上了大学，据说当了官，早就把家给搬到了省城；瞎眼奶奶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媳妇都在外打工，那一树梨子早就没人管了；三顺家的小子是最迟去打工的，据说也混得不错，一家人都带出去不说，连山场和田地都不要了。

    一个个乡里乡亲，都只剩下印象了，而且越来越模糊。每次走过已经不再有人居住的老宅，老木都会站上半天，总感觉门会突然打开，会有人笑嘻嘻地走出来，叫老木进去坐坐，喝口水，唠上一时半会。可除了一刻不离跟随自己的阿黄，什么也没有。总是阿黄的几声叫，把老木给唤醒，滞重的脚步才继续缓慢挪动。

    汪，汪，汪。阿黄在叫了，有气无力的，就在身边。以前的阿黄可不是这样。记得儿子媳妇才出门那会，有老伴陪着，倒没感觉什么。地种着，田耕着，孙儿孙女带着，照样其乐融融，只是多受些累，但老木心里踏实。一场病，把老伴给送到了山上，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媳妇要老木一起出门，说一家人在一起放心，可老木不愿意。

    老木舍不下那几间土屋，只有在那屋里，身心才舒坦；舍不下田地里用汗水浸泡的庄稼，那也是儿女呀，是自己的根；舍不下屋对面山上孤零零的老伴，谁去给她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阿黄是老伴走后的第三天头上出现的。瘦得皮包骨头，一身的瘌子，是老木治好了它的病，然后收养了它，从此形影不离。老木到哪，阿黄一准到哪，听到阿黄的叫声，老木才踏实。可阿黄的皮也塌拉下来了，越发灰暗，声音早没了洪亮，以前一叫就是高亢的连声，现在成了短促沉闷的一下一下了。

    柿子树后面，有炊烟升起来了，若隐若现，淡淡的白。老木来劲了，仔细地瞅。老木站起身来，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一家。老木成木桩了，好半天才跌坐回冰冷的石头，那是李家的女儿在给她娘做“三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

    想到李家嫂子的过世，老木又添了心事。全庄子的人都来了，还站不满一堂屋。最关键的，是没几个能做事的人。一个个佝腰驼背，稍微出点力，就动弹不了了。该走的程序省了大半，将就着才把人送上了山，抬棺的本家老二还闪了腰。

    等自己老了的时候，儿子媳妇又到哪张罗帮忙的人呢？听说城里都是火化，以前老木一听到火化就动气。人活一辈子吃苦受累也就罢了，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造孽呀。可现在老木不这样想了，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能肥几棵庄稼也算是做了好事。烧就烧吧，总比没人料理要好。

    山凹里终于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甚至没有老木抽的烟锅里的烟浓厚，就那么稀稀落落着，不用风，转眼即逝。阿黄也沉默了，一双浑浊的老眼默默地望，老木也是，直到暮色像沉重的幕布，缓缓合拢……

（选自《天池小小说》2012年第9期）

秤

王振东

    “师傅，您就按我说的修，我这生意能不能赚钱全仗您修的秤了！”侯三面对修秤师傅，脸笑成了一朵花，腰弓成了一架桥。

    “我修秤三十多年，还从未修过这样的秤，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修秤师傅显得很无奈。

    “师傅，您如果按我说的修，我再给您加十个钱。”侯三乞求道。

    “好吧。”修秤师傅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侯三在赊店古镇的万成街上开了个油馍铺，生意不错，但他还嫌赚的钱少，就动起了歪脑筋：如果修一杆一斤短六钱的秤，卖一百斤油馍能多赚四斤油馍钱，自己一天至少卖二百斤油馍，就能赚八斤油馍钱，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斤油馍钱，日积月累，这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就找到了修秤师傅，乞求师傅给他修杆一斤短六钱的秤。

    三天后，侯三喜滋滋地取回新修的秤，瞒着妻子悄悄地试了试，果真一斤短六钱。侯三窃喜，就着猪头肉，抿了二两赊店老酒。

    说来也怪，侯三用了一斤短六钱的秤，非但没有吓跑食客，还引来相邻几条街上的居民来买油馍。侯三见状，生意做得越发卖劲，油馍炸得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侯三的油馍铺名声大噪，吸引了镇上三粉、竹木、骡马等市场上的许多客商来吃油馍。侯三和妻子见食客太多，就扩大了门面，又雇了三个伙计，生意越做越红火。几年下来，侯三手 里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也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侯三的妻子染上了重病，侯三虽四处寻医问药，但所到之处，大夫都说他妻子已病入膏肓，无法救治，让他尽早准备后事。妻子从大夫和丈夫的言谈举止和表情上看，猜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侯三叫到床前，缓缓地说：“当家的，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我走后，你要好好经营咱的油馍铺。这几年，你知道咱这生意为啥恁好吗？”

    侯三见妻子病成这样还惦记着生意，十分感动，紧握妻子的手，愧疚就写在了脸上：“老婆，实在对不住，我原来想着你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了怕你坏事，有件事就一直瞒着你。那年，咱不是修了杆秤吗？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正是用了这杆秤，咱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

    妻子听后，并未感到惊讶，相反倒很平静。她摸摸索索地从枕边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侯三，“你看看这是啥？”

    侯三倒有点儿惊异，不知道妻子这葫芦里卖的啥药，接过红布包，感觉沉甸甸的，心说莫不是妻子藏的私房钱，这会儿有病快不中了，就拿了出来。侯三急不可待地解开布包，不禁大吃一惊，包里竟是一个新秤锤。

    看到丈夫愣在那儿，妻子提了提气，说道：“有件事我也一直瞒着你，那时给你说，你也听不进去。这秤锤就是你修的那杆一斤短六钱的秤锤，咱使的那杆秤，是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一斤涨六钱的秤……”

    “咋能这样？”侯三惊叫道。

    妻子一阵咳嗽，等喘匀了气，接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性，所以当年你修了新秤后，我悄悄嘱托修秤师傅又修了一个一斤涨六钱的秤锤，为这我还给他加了二十个钱。你验秤时，用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锤，等你不在时，我悄悄地换上了一斤涨六钱的秤锤。这一换，就换到了现在。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正是咱家的油馍秤头儿足，人们才愿意上咱家来买油馍，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呀！”

    侯三惊得说不出话，好久，才抱着妻子的头，泪珠子碎在了妻子憔悴的脸上。

    妻子过世后，侯三把那个秤锤用新布包好，他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有删改）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揿她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预演

（前苏联）杜姆巴泽

    我们是老同学，当时我们俩并排坐在最后一排课桌。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常一起冲着老师的后背做鬼脸儿。我们还一起参加期末补考。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天，我终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四层楼……

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我来？

    我毅然按了一下电铃。

    “不怕烂掉你的臭爪子，可恶的东西!震得整个房子嗡嗡响。什么时候你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里面传出一阵叫骂。

    我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把手塞进口袋。前来开门的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女孩，看上去约摸有八九岁。

    “努格扎尔•阿马纳季泽在这儿住吗？”

    “他是我爸爸。”

    “你好，小姑娘，我是绍塔叔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

    “噢，您请进来吧!……玛穆卡!爸爸的同学绍塔叔叔来了。”女孩朝里边喊了一声，领着我向屋子里走去。

    迎面冲出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浑身是墨水污迹。

    “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不在。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俩在做什么呢？”我问。

    “我们在玩‘爸爸和妈妈游戏’．我当爸爸，姆济娅当妈妈。”玛穆卡对我说。

    “你们玩吧，我不妨碍你们。”我一面点着烟，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努格扎尔过得怎么样，”我寻思着，“生活安排得好不好，是不是幸福？”

    孩子们尖利的喊叫声把我从遐想中唤醒过来。

    “喂，孩子他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玛穆卡问道，显然是模仿某个人的。“吃个屁!我倒要问问你，我拿什么来做饭？家里啥也没有!”

    “你的嘴可真厉害!”

    “昨天夜里你跑哪儿逛去了？说!”姆济娅握着两个小拳头，叉腰站着。

    “你管不着!”

    “什么，我管不着？好吧，我叫你出去鬼混!”

    “你疯啦？”

    “我受够了!够了!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孩子统统带走!”

    “不准动孩子，你自己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没那么简单!”

    “把儿子给我留下!”

    “不行，我已经说了!”姆济娅高声叫道。

    “你听着：把儿子留下!要不然……”玛穆卡抱起枕头，一下子砸在姆济娅身上。

    “好哇，你敢打人？畜生!”姆济娅抡起洋娃娃，狠狠地打在弟弟头上。她打得那样厉害，玛穆卡的两眼当即闪出了泪花。

    我跳起来把他们拉开。

    “孩子，真不知道害臊。这是什么游戏哟!”

    “放开我，尼娜!”姆济娅突然朝我喊。“你们这些邻居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我整天受他的气，没法跟他过下去了，我的血全被他吸干了，可恶的东西! 你们瞧，我瘦成了什么样子!”姆济娅用纤细的指头戳了戳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

    “别信这个妖婆的鬼话!”玛穆冲我说。

    “不要吵了!”我实在控制不住，向他们大吼了一声。孩子们恐惧地盯着我。

    我喘过一口气，勒令两个孩子向我发誓，保证往后不再扮演他们的爸爸妈妈，然后便步履蹒跚地开了这个家。

    “看来，我的朋友生活得蛮‘快活’的!”我一路上想着姆济娅和玛穆卡，他们表演了一幕未来家庭生活的丑剧。

（有删改）

春雪

孙家正

    一场好大的春雪。老人向窗外望去，地，雪白雪白；天，湛蓝湛蓝。推开窗子，一股清新、凉爽的风扑面而来。他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这雪后的空气，直觉得润心洗肺，爽脑怡神。

    五岁的小孙女妞妞，听说下雪了，一骨碌，自个儿从床上爬了起来，胡乱地穿了衣服，便吵着闹着，要爷爷带她去对面小公园里去堆雪人。

    早饭后，这爷孙俩踩着积雪，便兴致勃勃地出了小区。走着走着，妞妞忽然放慢了脚步，悄悄地拉了拉爷爷的手。只见街口一侧的小土堆上，站着一个大约也就七八岁模样的男孩。那男孩的头发乱蓬蓬，上身穿一件脏兮兮的、长到膝盖的棉袄，下面是条薄薄的单裤，脚上一双老式的胶底球鞋也已破烂不堪。男孩面前放着一只豁了边的破盆子，里面有少许纸币和硬币。男孩身后的地上，蜷伏着一个衣衫褴褛，怀抱双拐的男人。行人往来，有的匆匆经过；有的人瞥上一眼，摇摇头，继续行路；还有的人，连头都不转过去，散步赏雪，悠然如常。老人想，这不能怪人们麻木冷漠，这类利用儿童和残疾人骗钱的伎俩，早已屡见不鲜。话虽如此，但每次见到此类情景，老人的内心便不免有些纠结。

    老人出身贫寒，当然知道生活的艰辛。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部队，给首长当了秘书。后来又随首长到地方工作。一年春天，他们那个地区出现了大批的乞讨农民。首长要求各地立即查明情况。老人永远都不会忘记，当他把汇总的简报交给首长时的情景。各地的汇报不约而同，几乎一致说，当前，本地形势一片大好，人民安居乐业，乞讨乃是邻省某地流入的农民。还说，春季外出乞讨是那个地区的传统。首长看了汇报，脸色铁青，“刷”的一声，将简报甩在地上，骂道：“胡说八道！乞讨为业？还传统！老子让这帮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兔崽子统统转业，也改行讨饭去！”

    再后来，他也转业到地方，还在东部沿海的一个地区做了领导。他工作的那个地区属于全国先富起来的地方之一。但每次当他去看望老首长时，老首长总是反复叮嘱他：“富裕的地方，要多关心贫困的人民！”还特别提醒他“富窝里的穷人的日子更加难过哟！”

    老人退休后常常爱回想这些往事，他自认为，没有辜负老首长，自己从来就不是那种富而忘贫之人。他在任时，这方面口碑不错；退休多年，捐款、救济这类活动，也从未落后过。

    唯独这“乞讨”问题，让他烦恼，让他左右为难。诈骗、“碰瓷”之类的事听多了，有时，自己也犯疑惑。如今，政策好，挣钱的门路多得是，讨饭要钱，不是骗子，大概也是好吃懒做吧！不过，这些想法闪过之后，老人不由得又会自责起来。特别是一想到老首长，心里便很不是滋味。

    妞妞磨蹭着不愿离开，老人拉了拉孙女，催促道，“妞妞，咱们走吧！”

    他们往小公园走去。走着走着，老人感到手下变得沉了起来，妞妞往后赖着，接着，她干脆蹲下，不肯走了。老人俯身抱起孙女，继续往前走去。但是，没走几步，老人忽然觉出趴在肩上的妞妞好像正在哭。

    他连忙停了下来，轻轻地问道：“妞妞，怎么啦？”

    妞妞说：“刚才，我看到那个小哥哥哭了！ ”

    老人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那是骗人的！”想继续往前走。

    妞妞仍然不依，追问道：“爷爷，全是骗人的么？”

    老人一时语塞，含含糊糊、支支吾吾道：“嗯，多数是……也许，也不一定……”

    妞妞并不罢休，像是问爷爷，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嘀咕：“万一、万一……如果万一……那可怎么办哪！ ”

    老人心头一惊，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忙问道：“妞妞！你是说，万一这是真的，不是骗人的？”

    妞妞“嗯”了一声，伏在老人的肩头，竟委屈得大声地哭了起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劝也劝不住。

    老人有点慌乱，手足无措。妞妞的哭声，猝不及防，给他以触动，也让他愧疚。这原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还要妞妞问起吗？再说，假的便可以漠视么？倘若属于诈骗，那男孩的处境不是更加令人忧虑么？

    老人自责，又甚感欣慰。他心疼地搂着妞妞，把她抱在怀里，心里暖暖的。

    过了一会，妞妞不再哭泣，慢慢地平静了下来。看来她已拿定了主意。她从爷爷的怀里滑落到地上，拉着老人的手，盯着他的眼睛，不容置疑地说：“爷爷，我们回去吧！”

    老人俯身看着孙女，郑重地说道：“好，咱们回去！”

    妞妞牵着爷爷的手，走在前面，向那土堆，向那男孩走去。

    太阳升高了，天空却似又飘下了雪花……

    抬头一看，原来是道旁柳树上的积雪在融化、散落。剥落了积雪的柳枝，水淋淋、湿漉漉的，泛出了若有若无的浅黄嫩绿，在初春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清亮、光滑和新鲜。

摆设

安歌

    ①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看到这段话，特别是看到周先生把“必要的”和“无用的”指成一体，不知怎么就想起妈妈的黑白照片了。十七八岁时的妈妈极美，丰腴的蛋形脸，清澈的眼睛，亮直的黑发，微微侧身坦率明亮地对我笑着。

    ②然而六七岁的我，是不懂欣赏十七八岁饱满、充溢的美的，它只代表我急不可待的成长方向。真正让我感到妈妈流光溢彩的，是妈妈修长的颈项间那串圆白的珠子项链。现在想来，妈妈那串项链绝不是珍珠之类的贵重物品。但在色彩上青蓝统一、装饰上毫无性别差异的年代，那串珠子的美是与价格无关的。

    ③我童年记忆里另一个摆设是一对装茶叶的瓷罐。那是一对淳朴而精致的瓷罐，罐底用红字印着产地：江西景德镇。罐面蓝绿略灰，底色上装饰着金灰色的S形线条。罐面的蓝绿色被上下两条淡黄的装饰条拦着，淡黄的装饰条上等距离地点着灰紫色的小点。盖也是淡黄的，装饰着金灰的S形线条和条上相同的灰紫色的小点。盖是空心的，童年的我常常拿了细布，将小小的手指从空洞里探进去，擦拭落进的灰尘。蓝灰的罐面用深紫的细线框出两面扁圆的空白，上面分别画着一个小姐和一个少年。小姐梳着高高的发髻，瓷白的脸上点成一点的黑眼睛邈远而陌生地对着我看。

    ④这对瓷罐在西北常年灰白的天地间，在我们阴暗的房屋和清贫的生活里，装着我童年对绚丽色彩的全部向往。

    ⑤妈妈常常是把装了半罐茶叶的瓷罐放在暗角的低柜上，而我总是等妈妈上班后，拿了那瓷罐，踩着方凳，把它移到爸爸做的两只垒起的枣红色大木箱上。也许是那时的我对色彩的一种本能理解吧：木箱宽厚粗重如叹息般的怀旧气质，恰好衬托出瓷罐的精致，它似从木箱上升起，绚烂地收拢着温和凄美的尾音。下午的阳光照到木箱的一角，斜斜地照亮了瓷罐的一面，把它小小的影子打在箱面上，瓷罐高高在上孤零零地显出细致的光影，温柔得让人心碎。

    ⑥瓷罐被我和妈妈来回移了几次之后，妈妈警告我说，那箱子是不稳的。我不会当面反驳妈妈，但每每听到妈妈的脚步渐远直到听不见时，我又踩上木凳，把瓷罐移向木箱。等妈妈回来了，想起高高在上的瓷罐，我的心便如它一般高悬着。妈妈没有说什么，自己移回它，而我又带着反抗之心将它移到箱顶。周而复始，就像一场永不妥协的战斗似的。

    ⑦一次和弟弟打闹，弟弟的身子重重地撞上木箱，那瓷罐掉下来摔碎了。一直记得那绚丽的瓷片四散在磨损失色的红漆地板上的样子。之后，我固执地坐在门外等妈妈回家。当我满怀委屈和愧疚地向妈妈认错时，她竟没有责怪我，只是另一只瓷罐再也没用来装茶叶，也没有作装饰，而是被妈妈锁进了抽屉里。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那么精致的一件瓷器，对刚刚三十岁的妈妈来说或者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的吧。

    ⑧以后的世界便开始纷繁了，充满了夸张的狂喜和绚丽的色彩。鲜艳的物事迅速映入人们的眼睛，又迅疾离去。妈妈抽屉里的另一只瓷罐已显得陈旧，我却看中了它，并暗暗想，它也许就是我能够从以往带走的唯一一件实物了。那时我已谈恋爱，却与他相隔数百里，常常是半年才能见一面。有一次去他宿舍，我带上了这只瓷罐，放在他书桌上，说是放茶叶的。他笑笑说挺好看的，是古董呢，他并不知晓这瓷罐的历史和我静静陪伴的用心。当谈了六年恋爱的我们各奔东西时，我没想到那个瓷罐。

    ⑨很久以后，接到他的信息，说是要结婚了，我的心起伏了几下，又想：他是应该幸福的。

    ⑩在一个夜晚里惊觉，不知怎么就想到那个瓷罐，想它在清冷的夜色里暗暗站在他与她的房间里，是不是会感到陌生的、隔绝的冷呢？为此，我竟彻夜不眠了，也真想不到心竟会这样牵绊于小小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