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达到了自己的写作高峰。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大都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的丰收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动，若从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的精神看，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不过冷静下来想，觉得他它们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老舍先生有个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因此，《茶馆》的出现，有一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代”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其实，《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

    据说当年，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本剧本。这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五十年代的剧作，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把灯光调亮

张抗抗

    “关店吧！”卢娜下定了决心。

    差不多从七八年前开始，书店的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像秋分以后的气温，一天天往下落。资金周转不灵，常常拆东墙补西墙，老公交到她手里的月工资，转眼让她垫付了员工的工资。如今已是严重亏损，真的山穷水尽了。

    她早早来到书店。她想让自己一个人静一静，仔细再仔细地盘点一番：店里现有的库存书、书柜书架沙发桌椅灯具电脑等所有的家当，总共能折算多少钱？……她必须速速把明光书店的“后事”料理完毕。

    她开锁进店，觉得光线有点暗，顺手开了灯，一时灯光亮得晃眼。她抬头，看见了天花板上前些天新换的灯泡，心里突然一阵刺痛：把灯光调亮？她气呼呼地顺手把灯关掉了，能省一点是一点。这家昏暗的书店里，只剩下她的心里，还有一朵小火苗，那么小，那么弱。而今，这朵风里雨里挣扎太久的小火苗，也终于快要熄灭了……不怪我不怪我，她对自己说，我实在是已经尽力了哦……

    手机铃声响起，她走到窗口去拿包取手机，顺手把窗帘刷地拉开了。

    顷刻间，书店里洒满了亮晃晃的阳光，一格格在书架上跳跃，把书店染得一片金黄。还是太阳好啊，她对自己说。把灯光调亮，就算再亮，也是夜里。她自嘲地笑了笑。

    手机里传来一个爽快的声音。电话是文化局的人打来的，就是上次让她填申请表的那个干部，让她赶紧到局里去一趟，要办手续——什么手续？就是省政府的那笔书店奖励基金，明光书店评上了！你变百万富翁了……

    卢娜站在窗口一动不动，然后肩膀轻轻地抖动起来，身子开始颤栗。她伸出双手捂住了脸，泪水透过指缝，从脸颊上哗哗淌下来。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往前挪移了一步。是的，她想躲开那堆书，怕自己的泪水把书弄湿了……

    一百万是多大的一笔钱啊？这么说，明光书店就要起死回生了？可以把这几年累计的债务亏空都补上了，早就想添置的新书柜，也有了着落。老公的工资不用再贴补书店了，积攒起来给儿子上大学交学费。退一万步说，假若书店继续赔钱，一年赔几万块，这笔补贴的钱，也够她再亏损十几年了……她一直想着能把隔壁那家闲置的小阳台买下来，和自家书店打通，在二楼的咖啡吧旁边，再扩建一个儿童书屋，孩子们放学了，尽管可以到这里来读书嬉戏做梦……

    卢娜从文化局回到店里，已近中午。她从街上的灯具店里，买了一盒40瓦的飞利浦灯泡——把灯光再调亮一点！她要让明光书店的老顾客们，老远就看到书店的灯光。如果她的资金宽裕，最好把书店临街的窗户也扩大一倍，等到夜幕降临，玻璃窗内的灯光雪亮雪亮，明光书店就像一座透明的水晶宫，所有的书都在闪闪发光……这么多年，书本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改变了我。我办了明光书店，我的书店给人送去知识，知识可以帮别人改变命运……

    这么一想，卢娜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不对！不是知识改变命运，是文化！不对，文化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我不再是那个高考落榜的自卑女孩，我活得对人有用，我充实、我知足……

    就在这天晚上，明亮的灯光下，出现了一个人影。卢娜眯起眼打量，忽然想起他就是几个月前那个买了二十多本书并建议她把书店灯光调亮一点的省城顾客。他快步朝她走过来，抬起头环顾天花板的灯池，笑容满面地说：嗬，灯光调过了？书店亮了许多哦！我老远就看见了。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卢娜的意料。这个人对卢娜说了很多话，她好像听见他说，县城新区的整体规划中，需要有一家中等规模的书店。他想到了明光书店，他推荐了明光书店，明光书店的信誉度和知名度，开在新区再恰当不过了。新区将为书店预留五百平方米门面房，作为公益书店，房租优惠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还提到了城市发展战略，提到了公民的文化权利，提到了热爱、尊重、介入什么的，卢娜下意识嗯嗯地点头，只觉得他的话音一声声落下，头顶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

    那天晚上，卢娜回到家，和老公一五一十地说了今天书店里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老公开口说：卢娜，我晓得你开书店十多年，没一天好日子过。但是，假如你从此不开书店，恐怕就活不成了。命总比钞票要紧，你年纪还轻呢，我要你活着！

    卢娜鼻子一酸，眼圈就红了。心里那朵奄奄一息的小火苗，呼地一下蹿上来，燃成了一蓬金红色的火焰。

    隔着一条街，隔着几道墙，卢娜看见“明光书店”四个字，在夜空里通体透亮。

（选自张抗抗《把灯光调亮》，有删节）

我只欠母亲（有删改）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敢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体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母亲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母亲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太少且太短。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母亲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萝卜

曹永

    差不多每天晌午，老栓都要去菜地看看。他喜欢蹲在地埂上，看看嫩绿的蔬菜，听蔬菜弄出那种梆梆的细响。

    这会儿，老栓正背着手往菜地走，隔老远，就看到地里有个人。

    地里的萝卜长得很好，半截插在土里，半截露在外边，顶着绿缨。吹风的时候，绿缨就摇来晃去。

    那个人从地里拔出一个萝卜。老栓皱着眉头说，哎。那人抬起头，侧过一张白净的脸。老栓说，这是我家的地。那人说，噢，我有点口渴，就拔个萝卜。老栓说，你没打招呼，拔得倒热乎。

    那人从地里走出来，和蔼地说，我给你钱。老栓说，我家不缺这几块钱。那人提着萝卜，有点尴尬。这时候，老栓发现那人的肩膀上挂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知道那是照相机。

    那人说，我想去阳关山，你知道怎么走吧？老栓说，顺着湖边走，绕过去就是。那人说，我去那边拍黑颈鹤。老栓说，你们闲得没事做。

    那人把萝卜掰成两截，边嚼边说，这萝卜可真甜。老栓得意地说，当然嘛，西海的萝卜。那人说，你们这里适合种蔬菜。老栓说，不瞒你说，收成确实不错。

    老栓觉得这个人其实不怎么讨厌，他盘腿坐在地边，说，这边地肥，气候也好。他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说，你看，多黑，多酥。那人说，听说这些地方以前全是水。

    老栓的眼睛陡然明亮起来，兴奋地说，就是，听说民国时，有个县官骑马环游草海，连走三天，硬是没能走完。那人说，现在也是个大湖泊。老栓说，比以前小多了。

    太阳亮晃晃地挂在天上，非常旺盛。老栓看那人把萝卜吃完，说，我给你再拔出一个？那人说，我确实想再吃一个。

    老栓跑到地里，用指甲往萝卜上面掐，那种掐得响的萝卜最甜。他挑到一个，擦得白白净净的，然后递给那人，你吃，这个肯定甜。

    那人接过萝卜说，这地方可真漂亮。我喜欢这里的安静。老栓有点不高兴，你住在这里试试。想说话也找不到个伴。

    那人说，以前的时候，这地方的鸟多不多？老栓说，我记得以前湖边到处是鸟，有黑颈鹤、黑翅鸢、白琵鹭，多得数不清。那人说，这些可都是国家保护的珍稀鸟类。

    老栓缓缓说，那时候，说粮食不够吃，就把湖扒开，放水造田。湖水放掉后，到处种庄稼，鸟儿在湖里找不到吃的，就跑到地里抢粮食，我们经常打鸟吃。那人说，你们竟然打来吃？

    老栓说，后来，我们想吃也吃不到了。自从把草海的水放干，这地方连续多年碰到灾害，鸟兽差不多绝迹了。那人说，你们自讨苦吃。

    太阳开始收敛光芒，悄悄往西边溜去。老栓说，八十年代说要蓄水还湖，又把豁口堵起来，总算慢慢看到鸟兽的踪影。那人说，你们没再打鸟？老栓说，看你说的，以前打鸟，是怕它们争粮食。湖水蓄起来后，气候也跟着慢慢好转，我们就在湖边种菜，你看这白菜，多嫩，你看这萝卜，多甜。

    老栓说，我有点想不通。年青人怎么喜欢往外边跑，挡都挡不住。那人说，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外面能挣钱嘛。

    老栓说，我就不信比种菜还挣钱。那人说，你的儿子也在外面打工？老栓说，看你说的，我家福鼎怎么可能打工，他在省城上班哩。他读书时候成绩就好，大家都说这娃将来有出息。

    那人说，我想去阳关山看看。老栓抬腿就往地里钻，很快从里面提出一条萝卜，说，你再吃一个。那人皱眉说，我吃不下了。老栓说，以后你就吃不到这么好的萝卜了。

    那人说，怎么吃不到了？老栓说，听说要大力发展旅游，以后这些菜地不让种了。这么好的地，我实在舍不得。那人吐出嘴里的萝卜皮说，以后去省城享清福。

    老栓说，福鼎孝顺，几次把我和他娘接到贵阳，但我们住不惯，只待几天就跑回来了。看着那些楼房，我总觉得像个鸟笼。

    那人总算把萝卜啃完，说，我忙着去阳关山。老栓说，我再给你拔个萝卜。那人慌忙把他拽住，我真的不能再吃了。说着仓皇走了。

    老栓蹲在地埂上，看着绿油油的蔬菜。他似乎想起什么，窜进菜地，从地里提出两条萝卜，朝那个人追去。

（摘自《人民日报》）

刀锋战士

衡德宏

    余波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原本负责反战同盟中日军士兵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教育。这天接到命令，赶到日寇盘距的城市，从事地下工作。

    这天余波接收到密电码：明日午后两点，在灵应禅寺大雄宝殿与我党地下人员接头，他叫“深谷”，你的任务是取回“深谷”手中的重要情报。

    第二天午后两点，大雄宝殿里香烟缭绕，木鱼声诵经声不绝于耳，香客们人头攒动。这里热闹又不失幽静，倒是接头的好地方。化妆成香客的余波正想着，忽然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隐隐飘来，心头顿时一凛！

    就在这时，佛祖面前的蒲团上跪下一人。那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他声音不高也不低地虔诚祈祷：“佛祖啊，我外婆病了，外公也病了，求求佛祖保佑他们吧！”

    来不及多考虑了，余波当即在中年男人旁边的蒲团上跪下，并不看那人一眼，面对佛祖祈祷的声音同样不高也不低，刚好让他听到：“佛祖啊，我家猪病了，牛也病了，求求佛祖保佑它们吧！”

    余波祈祷完头也不回，掉头就走，一直走到一间幽静无人的偏殿内。不出所料，那精瘦的中年人跟了进来，因为刚才两人的祈祷词即为接头暗语。男人伸出手说：“我是深谷！”

    余波一把握住对方的手，用力握了握，心里一阵发烫。可现在不是诉说的时候，只回应了一句：“我是剃刀。情报呢？”

    深谷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显然在这遇到同志同样令他兴奋，但他摇摇头，低声说：“情报在我身上，但不能交给你，我得亲手交给你的上线。这是刚刚接到的命令，因为队伍中出现了叛徒，上级指示必须减少传递环节！事关重大，绝不能耽搁，请立即带我去！”

    难怪刚才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余波说道：“行，跟我来！”

    余波当即就往外走，身后深谷不远不近地跟着。当来到大雄宝殿外空旷的，大院里时，刚才那种危险的第六感再次袭来，并且压迫感极强。余波蹲下身佯装系鞋带，眼波一扫，四面八方有几个精干的人正从香客中慢慢逼近。再猛一回头，正看到深谷跟在后面，一脸的深不可测，但没有紧张之色。两人眼光一触即分。

    此时余波身边全是香客，电光火石间，突然一声脆响，随即有人大叫一声，人多声杂，也不知叫的什么，但余波看到那几个精干的人忽然趴到了地上，动作迅捷，绝对训练有素！

    余波的嘴角扬起一丝笑意，但转瞬即逝，忙迈步来到寺庙外。身后深谷还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余波不用看也知道，深谷的身后依旧跟着那几个精干的人。

    这时恰好有个卖零食的小贩打眼前经过，余波忙叫住他，掏钱买了一包花生。刚走两步，回头一瞧，那可怜的小贩已被两人一把拖到了旁边，这两人正是跟踪者，而深谷恍若未见。

    余波继续往前走，领着深谷左一弯右一绕的，其间到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还叫住一个卖香烟的小贩买了一包烟，不用说书店老板伙计和卖香烟的小贩也被身后跟踪的人严加审讯一番，他们这是怀疑那三位做生意的是余波的同伙，怕余波借机传递情报。不过余波知道，他们肯定一无所获。

    在一座破旧的四合院前，余波终于停下了脚步，再一回头，示意深谷稍停一下再进来，而不远处跟踪的人一闪即逝。然后余波推开门走了进去。

    过了片刻深谷不见余波出来叫他，忙大步进去，却见偌大的院子内空无一人。这时身后一直跟着的人冲了进来，四下一搜，不好，还有一个小小的后门，余波人不见了。

    几个人一起惊叫起来，他们说的竟是日语！刚要冲出那个后门追余波，“轰”的一声，脚下突然惊天动地般爆炸起来……

    在一处秘密场所，上级问余波：“剃刀同志，我们从另一条暗线得知，正如你所料，叛变的正是深谷，你是怎么知道的？”

    余波说：“当我在大雄宝殿外觉察到有人跟踪时，意外发现深谷一点也不意外，我就知道不妙，但还不能确定，说不定那些人还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时香客中估计有调皮的小孩燃着了一个鞭炮，我灵机一动，大喊了一声‘卧倒’．香客们倒是纹丝不动，可跟踪的人趴下一大片，我这时才确定他们是日本特工，深谷有问题。”

    上级听了有些不解：“为什么可以确定？”

    余波一笑：“因为我是用日语喊的，不要忘了我曾在反战同盟中工作过。”

    上级一脸赞许，余波继续说：“而当我在路上先后买了零食、书本和一包烟后，我注意到这三个生意人全被日本特务拖到一旁严加审讯，其间身后的深谷对这一切视若未见，这不是一名我党地下工作者应有的反应。这下终于可以确认，他叛变了，日本特工是他带来的。”

    上级点点头，继续问道：“那你又是怎么通知同志们设下埋伏的？”

    余波说：“那三个生意人中的一个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当我买东西时，我把钞票折叠了四个角给他，这就意味着我遇到了危险，并将去那个我们早就约定好的四合院。他收到钞票后明白了我的意思，再发出信号通知他的下线，一个手势就足够了，他们再火速埋下炸药，并伺机引爆。”

    余波最后说：“我不能说出那三个生意人中哪一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纪律。”

    上级吐口气，感慨地说：“是啊，在鬼子的心脏里，有多少我们的同志日日夜夜行走在刀锋上啊！我们要向跟你一样无畏的刀锋战士，致敬！”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