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址的信

傅昌尧

    这是G省，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面对接下来四年高昂的学费，不要说一条腿的蒋瘸子，就是把整个小村都抖搂个底朝天，也供不起啊！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襄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伃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2678336……”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你说从没穿过那么暖和的衣服……这张纸条就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然后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下去……我女儿考上大学了，不会跟其他的山里女孩一样了，熬出头了！我要谢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没这个电话……我想，可能是人家把电话号码写错了，或者換了号码，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丫头，你给人家写封信吧，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对于十年前的那次捐赠，胡美娟几乎没了印象，可当她打开那封由原驻地街道辗转而来的挂号信，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世事沧桑，她的住址已经变换了多次，原来的地址不复存在，更要命的是，那个电话号码现在不仅升了八位数，当时匆忙中还忘了写区号。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拿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不已，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了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需要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一栏写着“地址内详”，可里面却没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怎么回事你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帮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并且兑现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倔强而自尊的山里孩子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定点扶贫的特困地区，你想把一个女孩子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啊！“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到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个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有删改)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最后一个目标

周国华

    电话响起，霍克医生拿起话筒接听，目光钉子般钉在桌上的笔记本上。

    挂了电话后，医生左手握了握拳，右手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了“293”三个数字，眯起眼看了很久，才点了点头：好，全了，刚好，感谢上帝。

    手术室内，护士们忙碌地准备着。医生消了毒，把大家叫到一起，鞠了个躬：今天的手术对我很重要，拜托各位了。众人愣了愣后，齐声道：一定。

    十多分钟后，遇车祸的年轻人被送了进来。大家看了看，都低下了头。——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很明显，病人已经死亡！

    有人想为年轻人盖上白布，霍克医生摆摆手，手持两块电极板，为他做电击除颤，几次下来，毫无起色。助手劝道：没用了。霍克医生一瞪眼：谁说的？！

    助手一惊。印象中，医生话不多，尽管刻板了点，但从不冲人发火。

    医生放下工具，用双手为病人胸外按压。十几分钟过去，医生额头的汗水被擦拭了好几次，可年轻人依然没有血压。

    看着老人手术帽外露出的白发，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医生在小镇的这家医院工作几十年了，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曾经有大医院想高薪聘他，他没去，说等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后再说。至于是什么心愿，他从未对人提起过。

    助手抢过医生手里的活，大家轮流为年轻人除颤按压。半个多小时后，医生无奈地摆摆手：都尽力了，谢谢。

    医生解下口罩，眼眸中满是无奈和哀伤。

    上帝啊，医生明天就要退休，为什么要对他如此残酷？众人默默叹息。

    医生走出手术室，步履沉重而迟缓。回到办公室，他取出笔记本，沉思良久，找来红笔将刚才写的那三个数字圈住，随后缓缓写下几个字。

    窗外，一只苍鹰无精打采地飞向不远处的丛林，头也不回。

    那片丛林，医生再熟悉不过。那儿，埋葬着小镇的英雄弗兰克上校。

    战争刚开始时，弗兰克的未婚妻死于入侵者的炮弹下。弗兰克医生放下手术刀，扛起了钢枪。历经数百场大小战役后，他成了令敌军胆寒的将领。侵略者一宣布投降，上校就捧着鲜花去告慰心上人，却被敌军卑鄙的狙击手夺走了生命。

    弗兰克情侣安葬在小溪边，溪水清澈，长流不息。医生很喜欢去那边散散步，拔拔坟头的杂草，或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退休后的第三年，医生躺在养老院里，再也无法下地。得知消息后，小镇几乎所有的人都赶来探望他，并劝他用药。医生淡淡地说：我的病，自己清楚，没必要浪费，这是上帝的安排。

    医生的固执惊动了镇长。镇长亲自上门了解情况。在战后缺医少药的年代，医生主动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几十年来，医治病人就好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可当小镇想回报他时，他却拒绝了。人们突然间想起，甚至于他来自何方，也没一个人知道。医生对镇长说了很多，语调平静。走时，镇长心事重重。

    没过几天，医生去世了。

    医生的墓地选在一片树林里，和弗兰克情侣相距三百余米。在他标记的地方，人们挖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狙击枪。镇长派人把枪送到弗兰克上校纪念馆里。

    医生的胸前放着一张发黄的旧报纸，还有一本笔记本。旧报纸上，详细记述了弗兰克上校的牺牲经过。笔记本上，则记录着一长串数字和名字，那些都是医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重病患者，总共有292个。而第293个，竟赫然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哈斯勒！当年打冷枪的，正是敌军王牌狙击手、号称“丛林之鹰”的哈斯勒！战争中，有293人死在他枪下，其中大多数是指挥官、反坦克手和机枪手。

    这“幽灵”谁也没见过，也没有他的照片，战后不知所踪。

    墓碑上，刻着“霍克医生之墓”几个大字，这是全镇人的意见。唯有这一点，他们没有遵从医生的遗愿。

（选自《2018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

雪夜

吴秋山

孤馆的灯是青的，

窗外，垂下雪的珠帘。

炉火伸出了蛇舌，

舐着室中的冷味。

又是残夜梦回，

枕畔的书瘦损了。

远处掷来一片狗吠，

击破沉寂的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