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阿维斯塔》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

（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一种教学载体及教育制度，与官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办学目的是“为教育的而非为科举的”。

    书院的教育模式大多因师因学而确立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授课形式，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便是老师升堂讲说、学生分斋授课。升堂讲说类似现代学校的课堂讨论，有主讲，有提问，还有辩难。分斋授课则指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斋舍或书楼自学，同时有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切磋、质疑问难。南宋建康的明道书院规定，每旬“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讲经与讲史即为书院山长的升堂讲说，经疑与史疑实则为分斋授课。

    教学活动并非局限于讲堂与斋舍，祭祀、展礼、游览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以多种方式发挥老师启发、辅导学生读书自学的优良学风，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多因时、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等内容。宋代各书院主要设置“五经”课程，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课程的设置更为普遍，元代书院大多以《四书集注》为必读教材。同时，书院也设置其他课程，例如，濮州历山书院特设医学，内乡博山书院特设数学、书法等。除四书五经外，学生也选修前四史、文选、杜诗等课程，有的书院还辟有“射圃”以传授武学。

    大多数书院都重视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展礼”教育。祭拜先师、朔望祭祀等教育，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常规课程，体现尊师重道、崇贤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氛围中，学生养成了对先贤的景仰与礼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书院崇圣尚礼、人格养成的尚德精神。

    书院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会讲制与讲会制对书院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会讲制实为各书院举行的学术性聚会或研讨会，含有对时人所关心的重大政治学术问题的讨论、讲辩之意。讲会制则是诸教育大师凭借书院以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与会讲制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别，讲会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团体组织。黄宗羲《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南宋淳熙年间，在明州诸书院讲学的学者杨简、沈涣、吕祖俭、袁燮等人，组织举办了学术交流组织“四明讲会”，这不仅活跃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书院教育强调弘扬“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以人格教育、繁荣学术、人才养成、传授知识为培养模式。

    历代教育大师在大力倡办书院教育的实践中，都明确反对把书院办成攫取功名利禄的名利场，反对把专攻科举考试所需的文辞之学作为教学重点，而主张效仿古代圣贤“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把造就“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济国之才作为培养目标。如南宋学者张械明确反对把科举利禄之学作为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朱熹也说“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虽然要求书院必须为皇朝政治服务，把维护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育的方针，但同时更明确反对把“务记览、为词章、钓名声、取利禄”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育人准则。针对官学和科举诱导士子“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积弊，他强调书院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修身养性等。

    中国书院教育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讲求经世致用、学术创新等的优良品德和传统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院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选自张熙惟《古代书院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删改)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于遗产类型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转向，是民族认同感不断加深的体现。但是，文化遗产范围的扩大，不代表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就解决好了。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工业厂房改造，模式大同小异，大都是将原有厂房进行整饬改造、粉饰一新，然后引入文化创意、餐饮、购物等业态进行充实。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目的就是保留原有的历史信息。厂房改造仅仅把原有的工业遗产视为可利用的场所和空间，大规模的干预使得依附在上面的历史信息消失殆尽，新引进的业态则是商业复制时代下的产物。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它实际上违背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这样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在当下能够发挥何种功能的困惑。

    过去的遗存之被视为文化遗产，从客观上来讲，就是它和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分离，进而来到了当下的语境，成为一项有待保护和继承的文化资源。在近代欧洲历史性纪念建筑的保护实践中，人们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等建筑就是在那时开始作为遗产对象来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尽管那时的保护理论与技术尚不成熟，但这种有意识的保护行为仍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所持有的敬畏和向往。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也会发现，人们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追寻过程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满足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精神需求。从一开始，过去的遗存作为文化遗产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时，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认识到文化遗产首要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其实可以让我们在遗产范围扩大的今天，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遗产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给它们贴上某一个刻板标签或者套上某个雷同的利用模板。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观的名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种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计智慧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地区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不少年轻劳动力离开家乡去城市打拼，农耕的转型已经在一些地区发生。哈尼梯田的保护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发展问题，原来保护的主体将不断流失。在现有的保护条例下，人们对哈尼梯田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美好想象尽管还能在物质的景观中寻得，但看得见山，看得见水，却看不见乡愁。在当代语境下，遗产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去留、新旧等讨论，直指人们的精神世界。

    文化遗产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它承载着的是人们的想象力与前进的信念。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往往是蕴藏在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反过来才会真正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摘编自杜晓帆《文化遗产首先应满足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