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延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①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智力，而智力能带来巨大快感。如何拿智商来作乐，读书便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约8.5。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②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正如周国平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③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读书，不是要醍醐灌顶瞬间涅槃，追求人生的大和谐，而是要去知道，你这次与作者会在哪里会合，又会在哪里分开，会在哪里产生共鸣，又会在哪里产生分歧。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

    ④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⑤我一直很喜欢毛姆说的一段话：“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这是形容一个人年老时的样子，而我则希望人们都能有这样的读书体验。

（选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有删改）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驻台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亦没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一方面，靠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打扮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努力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 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等，已成为热门研究方向或显学。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值得称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进入到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的阶段。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视域与诠释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与通论性的各民族哲学史的论著发表、出版，特别是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

    4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会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

材料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 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人 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 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只有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 才能真正建设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它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包容性和普适性，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长期以来，西方国家 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美化成“普世价值”，以此  粉饰他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幌子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宣扬的是西方信奉的宗教、文化及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排 他性和利己性，已经沦为西方对外谋求强权利益的口号与工具。谋求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广 大发展中国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核心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 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 的国际影响，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但必须看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绝不会一帆风顺。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力量应当携起手来，团结合作，致 力于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要求历史必然》)

材料二：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全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周易》早就提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崇尚和平的主基调。此后《管子》指出“夫兵事者危物也”，反对不

义之战；孟子主张“交邻国有道”，呼吁和平共处；墨子认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倡导“兼爱”“非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中西和平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唐高祖李  渊认为与邻国交往应“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太祖朱元璋表示对所有国家都应“一视同仁”；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历程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与现实诉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已经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续武无法带来美好 世界，有和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未来。因此，中华民族抬终将和平作为根本价值理念。 相较于西方近代以来推行的殖民掠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华民族历来反对“以力服人”，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对当今解决国际争端、构建和平世界具有重大 启发意义。在当今全球热点与地区争端问题上，中国始终积极劝和、促和、维和，公开倡导 利益各方应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解决争端，向世界人民展现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就视家为国乃至天下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历来信奉 “兄弟敦和睦，朋友笃诚信”“内外和睦，家道已成”“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  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传统家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促进家庭和睦，发扬光大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是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有效途径。而中华民族的处世智慧远不止 于一家一国，由家庭和噎拓展至社会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睦。相较于古代的“天下”.当  前人类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且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全球性问题，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 能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人类才能实现共担全球发展风险、共享全球发展成果，实现真正的“大同社会”。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和根本析神。“天人合一”作为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 作为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哲学范式，要求我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把握建立 在对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之和谐而非技术性、工具性的关系，从而建 立起“完整的人”的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因此，“天人合一”思想中 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是人类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永恒使命所内含的一种必然要求。而“治人事者莫若穑”，生存本位促使人类在对自然  进行直观体验与把握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效法自然的思想，和谐理念亦从自然过渡至人事中。因此，中华民族在身心修养上提倡“德莫大于和”“中和常在乎其身”，在人际交往上  推崇“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在国家治理上主张“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 理念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而和谐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突出体现了对“人”的 发现和反思，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的 美好愿景下，遵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涉及人类生存发展重大问题时求同存异，协调自 我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分配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正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以和平、和睦、和谐为内核的“和”理念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其为世界各国共创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绘制了蓝图，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摘编自刁生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