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书法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它们都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思想的艺术。《毛诗序》曾强调，“诗”是“志之所之”的产物。文字的产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维度。千百年来，尽管汉字出现了多种生成方式，但其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为了追求汉字使用的正确、便利和美观，人们开始研究汉字书写的表现规律，便形成了今天的“书法”。

    至汉晋之间，书法探索逐渐趋于艺术的自觉，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艺术见地，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书法艺术尽管并非单为文学而生，却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除了“太极殿”“同仁堂”等纯粹实用的匾额、题字或标语，文学作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升华，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书法历史上，经典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传颂的文学作品，除了《兰亭集序》，还可以列举出《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前者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颜季明而作，后者乃苏轼由贬谪黄州三年的悲凉遭遇有感而发。

    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具有具体的用途，所以在选择或拟定合适的文辞内容时，创作者要全面地体察社会、深刻地体验人生、精准地判断情势。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数竿、奇石一尊。当是之时，常有一二学子坐立其间，或琅琅读书，或默坐静思。启功先生在石上题字“奇峰高节”，“奇峰”描述奇石耸立向上之势，“高节”则指向竹子的高洁虚心，四个字皆指向具体环境中的景物，同时以拟人的手法指向人的节操、情感和旨趣。题字尽管寥寥数语，竟与相关的人、事、物、地、时、情相合，这表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表现的高深造诣，更显示了作者文学思维的精确。

    尽管今天仍有书法到底属于文化还是艺术的争论，也有艺术创作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但是，文化和艺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简单说来，艺术是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生活则必然夹杂着林林总总的实用成分。无数名家的创作正是既有服务于客观生活的实际用途，又充分整合了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书法艺术表现中，思想、语言作为内容和需求，汉字、书写作为载体和手段，每个方面都渗透了人们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更浓缩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艺术与文学相通。作家也应懂得一点书法，中国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写得很好的。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选自孙学峰《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有删改）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婷婷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注】大令：指晋王献之。

材料一：

    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冯蕾《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2013上半年消费者购买国产智能电视的关注因素

材料三：

    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的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返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竞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企，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四：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杜尚的质疑

    ①1917年，纽约正在酝酿一个大型独立艺术展。法国艺术家杜尚把一件从器皿店购得的陶瓷小便池送到展会。这件被命名为《泉》的作品，是作者刻意寻来的批量生产且“从任何审美角度来说都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它的到来掀起了一场艺术风暴。

    ②在传统观念中，艺术是独特的，应该看上去是美的。杜尚用自己的行动对习惯性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自此以后，艺术并不只是追求表现崇高的美、和谐的美，现代艺术打破了古典艺术的壁垒 ， 拓展到了诸如荒诞、颓废、反讽、神秘等范畴。

    ③那么，从现代美学的视野来透视，究竟该如何看待艺术呢？美学上对艺术的讨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艺术是一个总体性的种概念，其中还包含一些具体的属概念，比如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等。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艺术四要素理论。他认为，艺术这个方程实际上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世界（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或情感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他用示意图来加以说明：

    ④在这四个要素中，杜尚并不看重“作品”本身。对于他来说，作品不必是某种精湛的手工技艺的结晶，“随便哪一个”都可以，重要的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家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信手拈来小便池这样一个“现成物”，把它作为服务于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工具，表现出对艺术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由此，当代很多艺术成为一种“观念艺术”，仅在观念的层面上存在着，甚至产生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的慨叹。

    ⑤然而，在四要素示意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艺术品被置于中心位置，其他三个要素都是通过艺术品关联起来的。工程师建造工程，商人制作商品，而艺术家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创作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其他什么产品。所以，对艺术的美学考察，还必须深入到艺术品中去。

    ⑥从常识角度说，艺术品是什么好像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就是那些我们称为绘画、雕塑、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或音乐的事物吗？然而杜尚的质疑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为什么我们把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称为艺术品，而很少把家里日用的锅碗瓢盆说成艺术品？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手头的某本小说说成艺术品，而不把报纸上的新闻叫作艺术品？

    ⑦在美学中，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一个重要分界在于，前者是专供人审美欣赏而存在的，即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性”。与此相对，实用的物品，无论是一把锤子，抑或一件衣服，它们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比如锤子可用于敲击物体，衣服可用于御寒或社交目的。因此，这些实用物品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们总是对艺术品作出“美”或“不美”的判断，而对实用物品则常常作出“有用”或“无用”的判断。

⑧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对象时，我们很难加以区分。比如，有许多物品既是实用对象，也是审美对象，建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紫禁城是供人居住的皇宫，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帕特农神庙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一个重要祭祀场所，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当作西方建筑风格典范和理想艺术品来加以欣赏。

    ⑨于是，有的美学家修正说，实用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品，当它作为艺术品被欣赏者观赏时，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实用功能，而是它的审美特性。比如希腊古瓷瓶，本来只是用以盛水或酒，然而，当它作为艺术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观赏的是其优美的造型、和谐的色彩等等。如此说来，一件物品是否成为艺术品，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当它经过人们慧眼的发现，被赋予某种审美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欣赏背景中，它便有可能作为艺术品，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

    ⑩从这个角度看，杜尚的《泉》或许是有意要打破日常实用物品和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之间人为的划分，拓宽我们审美欣赏对象的范围，让日常用品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审美静观的对象。

    ⑪当然，是艺术品和艺术品的高下是两种不同的判断。杜尚的《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我们观赏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诚如迪基所指出的：“杜尚的‘现成物’作为艺术品价值并不高，但是作为艺术的范例，它们对艺术的理论却极有价值。”杜尚通过质疑重新界定了艺术，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材料一：

茶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认为茶文化是喝出来的。或许受到禅宗“公案”的影响，还有的人认为茶文化在茶汤里。这些说法乍看貌似没错，但其实并非全对。这里涉及到什么是茶文化的问题。任何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脱离或淡化人的主体性来探寻文化，都是缘木求鱼、背道而驰的。人类的涉茶活动中，品饮茶当然是主要的，但茶的发现、利用、种植、加工、储藏、贸易、流通，何尝不是茶事活动呢？茶文化是人类与茶有关的一切活动的成果。片面强调茶文化是喝出来的，显然不符合人类茶事活动的丰富性和茶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无论怎么丰富多样，无论多么博大精深，茶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不是茶。否则，茶文化就会扁平化，多姿多彩的茶文化就会单调乏味。

当代茶文化兴起的初始阶段，是茶艺流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起初的茶文化研究，往往局限于茶的养生保健和历史发展。由于茶文化具有的亲和力、泛在性，有人戏称茶是“万金油”“百搭”，茶与什么都搭得上关系。虽然从大文化的角度看，农学、经济学范畴的生产、加工、流通也属于茶文化研究范畴，但这不应是茶文化研究的重点，否则就会挤压茶科学、茶技术、茶教育、茶叶流通等领域。与茶有关的茶艺文化如茶艺术、茶文学、茶工美、茶习俗等，当然是茶文化范畴的研究对象，但属于边缘的、交叉的、衍生的茶文化。

茶文化研究需要一定的学科理论来指导，但仅仅从茶学（农学二级学科）、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来研究，肯定是有局限性的，更不能满足于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而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来研究茶文化。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形成，既有多元一体等一般性的规律，也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族群性、社会性、生活性、传承性。这些特殊性恰恰是茶文化的人文价值之所在，也是茶成为独特的文明载体和文化符号的根本原因。因此，茶文化雅俗共赏，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性，它与其他文明形态和文化现象具有亲和泛在的普适关系。茶的这种人文价值具有恒久的现实意义，只要人类需要喝茶，它就永远有存在的价值。但茶文化绝不仅仅是喝出来的，它还是种植出来、炒制出来、流通消费出来的。所有这些活动的主体是人类自身，而不是茶树、茶叶、茶汤。所以，茶文化既在茶叶里、茶汤里，也在茶园里、茶厂里、茶店里，归根结蒂是在人类自身的茶生产、茶生活里。

(摘编自鲍志成《正本定向：构建新时代茶文化研究大格局》）

材料二：

纵观历史，社会的发展对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是多渠道和多内涵的，而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层次和多侧面的。从整体上看来，中国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性格和人生态度的影响。

中国人饮茶不仅追求美的享受，还要以茶培养、修炼自己的精神道德，求得思想的自洁、自省、自律。所以，陆羽倡导茶文化之始，就把精神追求和价值评判贯穿于茶事之中，《茶经》把饮茶作为“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锻炼志向，陶冶情操的重要环节。

中国茶文化精神是一个“多媒体”，渗透着佛家的禅机、道家的清寂、儒家的理念。佛茶虽然最初是为了养生、清思，但禅宗使佛学精华与茶文化互相结合，佛理与茶理真正贯通，禅的哲学精神与茶的深蕴内涵融为一体。“茶禅一味”，明心见性，创造了饮茶意境。最早以茶自娱的道家，虽然是先从药理出发认识茶的作用，但当饮茶后的神清气爽与道家修炼的主张内省沟通后，道家从饮茶中得到自身与天地宇宙合为一气的真切感受，饮茶主要是为了“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朱权《茶谱》），所以情调创造饮茶的美学意境，进而发掘了茗茶艺术中的深刻哲理。当然，儒家观念是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主体，诸如饮茶与中庸、和谐的伦常道德相关连，民间茶俗与气氛欢快浓重的儒家乐感文化相沟通，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入世的操守，秩序、仁爱、敬意与友谊的规范，无一不在其中，甚至饮茶可以蕴含兴邦治国之道。真是其理至深，其义至远。不过，中国茶文化中的“三教合一”，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因为三者在空灵的顿悟中所追求的豁达、明朗、理智与茶事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从社会实践方面来看，饮茶时讲究品味与情调，环境与氛围的幽雅，水质的清纯，杯具的清洁与名贵，对象与知己的神会与亲切，在对汤色的鉴别与饮赏过程中，达到愉悦和慰藉的目的。饮茶多是淡泊的情感内化，虽然茶出现在形式不同的社交场合，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媒介，充溢人际情感交流的快感与满足，但体现的是“蓄浓烈于平淡之中”的品格水样清淡的茶，溶进深深的情。品韵是品茶的至高境界，也是品茶艺术的精华所在。品茶的评鉴，需要味觉与嗅觉的细致入微，更需要精细的感觉与丰富的想象，在宁静和淡泊中寻出绵绵的悠长，达到悟与获的境界。从“茶之味”，到“人生之味”，进而到“宇宙体味之味”，这就是饮茶时所展现的“三重境界”。

从理念到实践清楚地表明，中国人的品格与人生态度中，植根乡土的立命原则，自然入化的泛生意识，抱朴守拙的生活态度，都与茶文化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血脉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茶是一种生活的美化，理想的追求，宗教的超越。而在当代社会中，茶文化则是一种心理的回应，现实的聚从，历史的扬弃。

(摘编自余悦《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