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一一“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混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魄的成败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领神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这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他们对于人永远是亲切的。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节选）

    ①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记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

    ②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

    ③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

    ④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十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路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⑤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杜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具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中引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落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虚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粘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齐“出售存骨，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刺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