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这些问题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②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人们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⑤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此前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⑦许宏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⑧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⑩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⑪人们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⑫还有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⑬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⑭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都江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苦难的民族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寒风在颓壁残垣间呼啸，夕照旷野溶成一气，让人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浓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提供庇护和濡养。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本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

    从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忽然，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急流浩荡。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众目睽睽。

    这一切，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中国官场的惯例，是把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濡养，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想到了李冰。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他当然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八字箴言，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都江堰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汉代水官重造 “三神石人”测量水位。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被岁月的淤泥掩埋，20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 “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求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笑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