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损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几乎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传统与时尚。以前在比较研究中有一种强人政策，即拿自己文化的精华与对方文化的糟粕相比，以显示自己文化的优越性，英国人在比较英国文化与德国文化时常这样做，德国学者在将德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作比较时也用这一方式。比如，尼采说英国文化是懒惰的猪猡文化，英国学者则说德国文化是浪漫的、非理性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第一流思想家不用强人政策，而用矮人政策，即以自己之糟粕与外人之精华相比，越比越矮。胡适把中国文化简单概括为裹小脚加鸦片烟，西方文化则被他简单地概括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是奴性，而西方人的反抗心理则是其个人独特个性的表现，竞争说明其社会年轻，充满活力。自全盘西化的口号提出后，有一个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腐朽的封建文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不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源头活水，真正能救中国的文化、价值只能来自西方，这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包括社会主义者陈独秀、自由主义者胡适，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乃至大文豪巴金、鲁迅。“五四”时期，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认真地反省民族文化的弱点，抨击民族灵魂中的缺陷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些人却采取了十分情绪化的偏颇态度，他们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时，掺进非常严重的自贱自虐心理，觉得自己的民族什么都不如别的民族，从而产生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者遂转变为民族虚无主义。

    任何文化，既有相似性一面，又有民族性一面。不同的民族文化，原本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吸纳，因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却流行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甚至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学者，也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就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理念，在外国人的著作中，对中国人的民族个性有许多丑化的描述。

    文化发展繁荣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也就不可能反映时代要求，从而就会游离于当代人类文化

    发展的轨道之外，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但是，吸收外来文化，绝不能人为地斩断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样做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认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十分有害的。

    继承与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不是对传统一味顶礼膜拜，奉若神明。而应该用科学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它，分析它，批判地继承，积极地发展，这才是新世纪炎黄子孙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茶之于中国，就如同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茶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茶伴随中国的历史篇章缓缓展开，中国茶史可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当时茶被作为一味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到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茶兴于唐，盛于宋，唐代饮茶蔚然成风，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产业的发展，全国范围内茶铺、茶馆鳞次栉比，茶产业和茶文化空前发达。陆羽撰《茶经》三卷，阐述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等林林总总，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到了宋代，宫廷、地方官吏、文人雅士皆尚茶、崇茶，以相聚品茗为雅，进一步推动了饮茶之风的

    蔓延。平民百姓也是不可一日无茶。“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这是宋代王安石对茶的赞美。明清时期茶叶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作罢龙凤团”使散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蒸青的制茶方法改为炒青，同时也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茶随着历朝历代的兴盛而兴盛，繁荣而繁荣。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也相当密切，不难发现，很多名优茶都与宗教有一段渊源，很多茶最早也是由僧人所种植打理。道教最早将茶作为得道成仙的重要辅助手段，视茶为长生不老的灵丹仙草。佛家也偏爱茶，认为饮茶能“破睡”，帮助坐禅修行，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历古有“茶中有禅、茶禅一味”之说。杭州龙井寺产龙井茶，余杭径山寺产径山茶，庐山招贤寺产庐山云雾茶，“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一点都不为过。茶也影响了各族人民乃至外国的文化及传统。从广东人的早茶到北方人的大碗茶，到日本的日式茶道，抹茶文化及英国的英式下午茶。千年来，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与各地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浸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形式丰富的全球茶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与其同寿的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叶嘉木承载着五千年的岁月，蕴藏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名片。

    “和敬清寂”是日本对唐宋时期习得的中国茶道的提炼和升华，但其中的精神已很难在中国茶人中寻得芳迹；中国千余种茶的品种、传统制茶工艺也有一大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此时，急需国民更多关注茶学，研习茶文化，增进传播及教育，以保留、保护、复兴先人给予的茶文化瑰宝。

    永恒都是经典的，而要做到经典必先在当下时代成为风尚与流行。让茶在时下成为一种流行、不被淘汰，这是生存与传承的根本。如何把茶做得时尚，让更多年轻人喜爱和接受，是今日茶叶传承之路上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今天的90后、00后们将是未来二三十年茶学传播的主力军，要让他们接受茶，就一定要摘掉茶古板的帽子，给茶换上上新潮的衣装。其实，中国茶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茶就流行煮着喝，宋代流行点茶法，明清流行冲泡饮用。

（选自戎新宇《茶，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

    作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戏被誉为“百戏之祖”。南戏是以宾白和曲牌联套相结合、以歌舞故事为主体的早期戏剧表现形式。《南词叙录》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南戏专著，作者徐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作家和戏剧理论家。

    南戏和北曲是最早的两大戏曲形式，一些流行的观点认为北曲的地位远远高于南戏，依据是南戏起源较晚，盛行于明初，因此可视为北曲的支流。而依据《南词叙录》，南戏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萌芽，要早于形成于金末元初的北曲杂剧。这实际上是将南戏从北曲的附庸中脱离出来，赋予了南戏更加独立的历史地位，明确了南戏与北曲为并行的两大戏曲系统。南戏温婉轻柔，北曲刚劲高亢；南戏多以管乐伴奏，北曲多以弦乐配合。这些都从侧面佐证了南戏与北曲虽然相互交流影响，但并不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早期的南戏无论在剧本文学上，还是在曲体上，都有其局限性，也正因如此，南戏受到文人学士们的鄙视，但这并不能否认南戏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作为较早戏曲形式之一的历史地位。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南北戏曲的交流，南戏受北曲杂剧的影响与熏陶，其文学性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南戏从其起源到《南词叙录》的撰写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南戏已从民间的村坊小曲，走进城市，走进宫廷。不论从文辞声律、结构排场，还是思想意义、人物塑造，各方面都已达到不可低估的高度。

    南戏是在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戏以曲牌连缀的形式讲述长篇故事，综合了当时众多的艺术形式，诸如宋杂剧、傀儡戏、歌舞大曲、唱赚以及诸宫调等，因此其文化价值是立体的，可挖掘性很强。

    与诗词相比，戏曲常常更接近于口语。南戏来源于民间，戏文的作者多为书会人士，而其面向的观众群也多为市民阶层。这就使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且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性的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汉语词汇史的书写保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口语、俗语、谚语、俚语等。

    宋代时期，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宋室的南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生，民众的迫切需要，都促使了戏曲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南戏得以孕育并逐渐走向成熟。南戏的戏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譬如在剧本《赵贞女》《王魁》中，作者强烈抨击了封建制度下文人人性的异化及其给善良妇女带来的迫害和灾难，表达了劳苦大众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抗争情绪。另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南戏中描写的服饰习惯、节庆仪式、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巫术等情节都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据记载，南戏使用南方曲调，不受宫调限制，可随时换韵，多采用五声音阶。南戏在温州形成后，于东南沿海各地广泛传播。到了元代末期，又繁衍出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四大声腔以及福建泉州、兴化等地的南戏声腔；其角色有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并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

（摘编自张立秀《南戏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语言艺术将走向何方？它的归宿究竟在哪儿？网络文字的沙尘暴吹个不息，势头不减，文字垃圾的雪球越滚越大，使人恐惧而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乐观的心态，因为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一切都会盛极而衰。以法国为例，雨果和左拉时代就涌现出大量的报纸、刊物之类，并有大量通俗读物，但是流芳百世的语言艺术的瑰宝，也不过屈指可数。可见语言艺术的精华由人类的智慧和心血凝聚而成，总是不可多得的。人类语言艺术的瑰宝与人类世界同在，它的消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再次回到冰河期，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几百年过去，无论东方西方，纯粹雅正、最高最美的那部分语言艺术历久弥新，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仍然在生长，总量也在增加。再看那些同期盛行与风靡的文字，现在已无人注意。没有记忆，没有传递，没有津津乐道，没有研究、引用和欣赏。要想了解它们，就必须去专门的图书馆和资料馆，翻阅积满厚厚尘埃的老报刊。它们大部分早已去了应该去的地方，那就是语言的垃圾场，时间的河流将其冲刷得无影无踪。所以，别说是分分秒秒都在刷新的网络文字，就是现在出版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纸质书，终将被埋进历史的尘埃，剥蚀和消解。当然，这其中还会包括一部分被时代潮流所遮蔽、湮没的优秀文字。

    语言文字由基本的使用工具，进步到一种艺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衡量一段历史创造的伟大与否，也要看它语言艺术发展的高度。虽然语言艺术不能像物质成果那样简单而直接地被消费和使用，比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野草》等，既不能入口裹腹，也无法用来居住，但它们象征着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生命能力、一个民族的心灵力量，决定着这个民族在一切方面的创造强度。所以，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就是语言艺术，这是一个至高的指标，也是一个至高的区别。

    目前中国处于一个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如果我们丢掉了汉语言艺术这个最苛刻、最艰难的标准，毁坏它而不是使之生长，那么这个时期所有的物质成果都将是脆弱的。语言艺术的发展和保存是最困难的，人类发明了火药、造纸、火车、飞机、宇宙飞船等等，发现了圆周率、勾股定理、万有引力、相对论等等，这些科技成果一概得以贮存和记忆，后人可以踩着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巨人的肩膀继续攀登，然而文化与艺术却很难积累与进步，因为它是生命中最深奥最厚重、最复杂最难解的东西，也是人类文明旅程最终的抵达之地。像古希腊哲学、莎士比亚的戏剧、东西方的古老史诗、中国的《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等等，都是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再比如中国唐朝的李白杜甫，这些奇妙的语言艺术，都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思考语言艺术的归宿，无论面对多么极端化的语言混乱和文字垃圾，仍然应该怀有希望和信心，要坚信规律，相信它将在属于自己的安息之地存在，其代表人物和创造物都在那里。不要太气馁。读那些最值得读的经典，它们的创造者虽然不在了，但伟大的文字还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杰出者，这些人不会因为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因为过于切近而变得廉价。千万不要和他们擦肩而过，虽然遇见是一件困难的事。

（张炜《语言艺术的归宿》，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