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正像当初鹿群在对狼的极度恐惧中生活着那样，那一座山将要在对它的鹿的极度恐惧中生活。而且，山的恐惧有更充分的理由：当一只被狼猎杀的公鹿在两三年就可被替补时，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惫了的草原，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得不到恢复。

牛群也是如此,清除了其牧场上的狼的牧牛人并未意识到,他取代了狼的调整牛群数目以适应其牧场大小的工作。他不知道像山那样去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沙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里去。

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鹿用轻快的四肢奋斗着，牧牛人用套圈和毒药奋斗着，政治家用笔，而我们大家则用机器、选票和美金。所有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同一种东西：我们这一时代的和平。在这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是很好的，而且或许是客观的思考的必要条件，不过，太多的安全可能产生了长远的危险。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这也许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

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班禅喇嘛叫某剃头司务来剃一个头，送他十块钱，剃头司务叩头道谢。若果有其事，我想当他工作的时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任他支配的。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于她的一片苦心。这照片仿佛表示：她在物质生活上不幸而做了船娘，但在精神生活上十足地是一位贵妇人。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

（有删节）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在房间里，現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裝，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远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瀛湖的静与闹

刘云

    到过安康瀛湖的外地人，多半会感叹西北中国竟然也有这么大面积的水面。瀛湖被四周的青山拥着，晴空如水，水如晴空，在瀛湖看最干净的云朵，不需要往天上看，就看水，看湖，那湖水里漂着白云，就是清水漂着刚织出的雪白的丝绸。

    进得大湖，越过四五个小小子岛，过了“爱情岛”，迎面现出一派迷迷水天，水道宽阔，水烟迷离，翠屏岛渐渐展现在眼前。从空中看这岛，像朵巨大的睡莲卧在清波之上。上得岛来，只见树木、竹林、草地，不见房屋建筑。深林中宾馆旅舍、会堂书馆、球场健身房、乡宿小店，好像一枚枚书签，夹在绿的章节，都是静的。走累了随便进一处小店小馆，女主人迎你的笑脸是静的，脚步是静的，端上来的绿茶和咖啡是静的。这岛上的绿太浓了，把尘世间的俗音都润化成绿色，安静的绿色，与绿植一体的静。

    然而，这个岛又是热闹的。从岛的东南下到湖边去，就是西北最大的湖上人工水上运动中心，十多平方公里的湖湾里，浮筒拼装的水上运动中心浮在清波上。从暮春开始，直到秋初，这个湖湾举办着各式水上运动活动，前来休闲放松的市民，扑进瀛湖的怀抱，在清水中把自己的心情泡软，泡柔，泡得如清水一样干净。翠屏岛一岛的静，翠屏湾一湾的闹，经历了这一静一闹，好像明白了不少人世间的大道理。

    瀛湖的静和闹，还在远看不起眼的一处名叫唐家链子的渔村。它处在一处静的、浅的、低洼的、杂树丛生的湖湾。湖湾原本散住着二十来户以网箱养鱼为生的农户。说他们是农户，他们每年也在湖岸边的坡地上种麦子、种包谷，在房前屋后的园子种四季蔬菜。他们既是农户，也是渔户，自打二十年前有了这方水波茫茫的瀛湖，他们就驾船在湖里打大鱼。湖里的鱼少了，他们也学着南方海边的人，在湖里架网箱养各色大鱼，养鲟、养鲢、养鲫等。秋天，在湖岸的浅水里拖瀛湖银鱼。湖里的人把拖银鱼形容成“收银子”，在晴好的天光下，出水的银鱼就是一网网的碎银子——瀛湖银鱼贵比银子。山上种，水里收，瀛湖的农民、渔民生活自在，旱涝皆收。若是你叫他们变一变这生活，他们会对你说，那你是叫日月变吗！

    可这日月真是变了。十年前，瀛湖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坡地都成果园了。五年前，瀛湖的枇杷、大樱桃、五月桃、金钱橘、纸壳核桃，已经就是瀛湖的一大景致，春天果木坐花，瀛湖是花海、花湖；初夏鲜果次第上市，瀛湖是果海、果湖。金钱橘、纸壳核桃秋里上市，瀛湖一年的花果季才算收尾。人说，在瀛湖做农民，四季收钱，钱就是果树上的叶子、果树上的花，风一吹落一地，弯腰就捡上了。十年瀛湖植绿，让一湖水常清，让瀛湖鱼名声远扬。

    瀛湖植绿，植了十年，山上变成果园子。瀛湖收网，也收了十年，三十七处湖湾，硬是收了十年，如今收出瀛湖一片水的静、水的清。唐家链子，只是其中的一处。二十来户农民、渔民，最后告别他们网箱的那个早上，看到机船轰鸣着把他们养了十年的网排拖走，内心很有不舍。这一天，成了唐家链子人共同的纪念日。

    但唐家链子还是欢笑着的。2018年春天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我在唐家链子采访瀛湖人家的新生活。他们说湖，说水，说湖水里每一天看着的高兴和亲情。他们说邻里的生意，说谁家的客人扎得久。说婆娘们的手艺，说汉子们风吹雨打的心思变细。我看到的唐家链子，是瀛湖三十七处湖湾里的一个乡宿旅游示范村，一家一院都临水坐落，家院的栈桥都伸向湖岸的水中，每个农户都是一个乡居旅舍。入住其中，你大可以将此作为你“家”的一站，“家”的乡下别院。你放下身心，成为这个旅舍的主人。你可以自己动手，在园子摘菜，在湖边钓鱼，可以开怀畅饮“家”里窖藏的“瀛湖米酒”。高兴了，你可以跟原“家”的主人攀成亲戚。你久居城里，瀛湖一行，你就有了水乡的一门至亲，你就有了乡愁，你的心就在这清波荡漾的地方，有了牵挂。

    在瀛湖，网箱告别一个时代。但瀛湖的水中，最有名的河鲜依然在生长，在收获。政府每年在湖里进行增殖放流，任其野生野长，瀛湖里的大鱼每年秋里依然在收，自然生长的瀛湖鱼，两年生、三年生的鲟、鲢、鲫、鳜，照样撑着瀛湖“河鲜宴”的大招牌。瀛湖人骄傲地说，到安康游，不吃瀛湖鱼宴，只算路过安康。

    在唐家链子，我请北京来的几位作家吃“瀛湖鱼宴”。他们是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路走来的，最后，走到这调水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他们走南闯北，吃惯了山珍海味，却被这瀛湖的“河鲜”迷住了。他们喝瀛湖米酒大醉，跟着主人家的娘子学唱瀛湖的民歌，哪里是唱，简直是吼是叫。我们一帮人，和唐家链子人一起开怀欢笑，我们都记住了这忘形的一场欢聚。

（选自《人民日报》）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因里希·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的时候，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的，莫过于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的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也许因此而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要你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坐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的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显示欢乐。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