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十七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一个乃一代英主，雄韬伟略，皓如皎月；一个是御前侍卫，却诗才俊逸，灿若朗星。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显赫家世足以令世人瞠目。他的父亲，就是权倾朝野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本人也是少年英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中二甲第一名，康熙当即龙颜大悦，钦点其为御前侍卫，很快就由三等晋升为一等，可算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了。

　　世人皆知纳兰为清代的大词人，且清词以他为最，似乎无人能出其右。但这位豪门公子不但能文，而且还是个武将。既然是御前侍卫，武功定是十分了得。纳兰性德从小练就了一身搏击之术，并精于骑射。康熙皇帝自己就是一个勇武、强悍的骑手加射手，所以，他身边的侍卫也应该是一流的角色。这样看来，纳兰性德倒是个文武全才。当然，纳兰骨子里还是个文人。

他身上有众多的矛盾之处：生为满人，他却痴迷于汉文化；骨子里是个文人，从事的却是武将这个行当；身为宰相公子、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置身于姹紫嫣红、朱门广厦之中，心却游离于繁华喧闹之外，“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他是地道的满族八旗子弟，结交的却都是一些年长的汉族落拓文人，“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他人在仕途，却一生为情所累……这样一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绝世超然的“翩翩浊世公子”，竟不是缘自小说家的杜撰，竟是中国文化史册里的一位真实人物。

纳兰性德留下的是两本词集：《侧帽集》和《饮水词》，他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靠的不是皇帝的威风，而是他的词。后人从中精挑细选了三百四十二首，另外结集，以《纳兰词》命名。

说纳兰性德是个文人，此话一点不假。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没有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迈气概，也不可能拒绝“皇恩浩荡”，他还是捧着文房四宝上了天子的船。一边为皇帝保驾，一边做着职业以外的工作：吟诗填词。而他的不务正业照样赢得了皇帝的宠信。康熙爱读性德的诗词，经常赏赐给他金牌、佩刀、字帖等礼物，以资鼓励。

由于长年待在皇帝身边，纳兰性德应该算是真正的“御用文人”，但是，后人却并未将他归入“犬儒派”或御用文人的行列。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给自己的，情真意切，言辞优美。

纳兰性德是个真性情的人，他对“侍卫”这个职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得到过皇帝无数次的赏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苦于仕宦漂泊，厌恶金阶伫立的侍卫生涯。率真的诗性遭遇混浊的政治，自然是徒增“胸中块垒”。

纳兰性德能入康熙法眼，外表应该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人同他的词一样“纯任灵性，纤尘不染”，当得起“玉树临风”一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是康熙皇帝的侍卫，和纳兰性德是同事关系。曹寅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姣好。”楞伽山人就是纳兰性德的号。

　　曾经有人说，纳兰性德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曹雪芹写《红楼梦》，稿未完而人先亡。和珅将文稿呈献给乾隆皇帝，乾隆阅后说了一句：“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虽然此说有捕风捉影之嫌，但纳兰性德与贾宝玉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确实受到了纳兰性德的词的影响。　　

　　康熙二十四年，纳兰性德在跟随皇帝南巡后回到北京，不料想突染重疾，至此一病不起。1685年5月，年仅三十一岁的纳兰性德溘然长逝。在他身后留下的仅有三百四十二首《纳兰词》。　　

纳兰性德依然是那个性灵高洁的词人，他并没有受到污浊时世的浸染，生前没有，身后也没有。那一本《纳兰词》读来还是令人唇齿留香，三百年都不曾消退，因为他“不是人间富贵花”，当围绕在他身旁的繁华如云烟般散尽之后，诗人如愿以偿地回归到了诗人本身——也许，这才是世上最幸运的事情。 

材料一：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河北易县找准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把旅游业作为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来抓，在全省率先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旅游+美丽乡村”、“旅游+优势产业”等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被列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易县积极推广“旅游+扶贫”模式，把特色扶贫产业发展成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了“旅游经营、旅游务工、旅游产品、旅游分红”四种旅游扶贫业态：通过建立旅游扶贫试点村，贫困群众可以自己汗办采摘园、农家乐，可以在“家门口”的园区、商户里打工，可以制作、销售农家特色旅游产品，还可以加入旅游扶贫合作社，以资金、人力、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旅游产业获取分红．

（摘编自《中国财经时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二：2002年，江西赣州市规划开发脐橙基地，鼓励引导农户发展种植脐橙。几年后，单家独户零散经营的局限性显露：资金少、无技术、无销路、风险大赣州市高度重视，市里积极引导果农建立16家脐橙合作社，全面推广应用生物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实施农资供应、技术培训、管理技术、开拓市场、果品销售“五统一”，同时引进脐橙加工企业，兴建大型保鲜库和分级包装车间，帮助果农包装销售，仅此一项每公斤可增收0.8元由“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增强了果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赣州州市积极发挥产业发展对脱贫增收的带动作用，2015年，全市脐橙种植面积157万亩，脐橙产量128万吨，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体系，实现脐橙产业总产值105亿元，70万果农增收致富，解决了1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如今，漫山遍野的脐橙已成为赣州百姓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5日）

材料三：贫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表现在精神、能力等层面，背后的致贫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从这个角度看，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从经济维度出发进行政策设计，可能会“治标不治本”，难以确保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因此，应从单一经济维度的扶贫政策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有效衔接的系统扶贫政策一方面，要对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给予高度关注，有序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同步改善；另一方面，应将营养健康、教育、医疗、就业等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有序串联起来，更加注重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地区实现彻底脱贫。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四：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30%，却提出今年要“摘帽”。

（摘编自“新闻网”，2016年11月12日）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 ) ，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合适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光明日报》）

    附图：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货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并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材料一

     联合国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环境大会上制定的《21世纪议程》指出，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所导致的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发展失衡是地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绿色消费理念自此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倡导和传播。

     绿色消费与传统消费有什么不同?在传统消费理念下，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疯狂地掠夺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绿色消费则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中心，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传统消费是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大量开采有限的自然资源；绿色消费则追求消费的可持续性。

     传统消费追求奢华，倡导高消费、多消费和超前消费，人们常常不是为了需求消费，而是为了面子消费；绿色消费则崇尚自然纯朴、节俭适度，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得到需求的满足。传统消费已经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恶果，绿色消费则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放在首位。

     （节选自《光明日报·我们距离绿色消费有多远》）

    材料二

     2016年6月，哈尔滨师范大学面向国内大专院校发放了一份关于绿色消费观的调查问卷。在有效的953份问卷中，只有35.3％的学生认为自己比较了解绿色消费，4.7％的学生表示自己完全不了解绿色消费。例如，15％的学生对“怎样消费是个人自由，与他人和社会无关”的观点表示不确定，另有17.8％的学生对此观点不赞同；有20.4％的学生仍然认为高档消费值得羡慕和追求，这与当前社会高档消费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关。此外，909名大学生表示自己在日常消费中经常或偶尔使用一次性筷子，看来当代大学生使用一次性产品现象普遍存在；10％的学生表示父母不会经常对自己进行绿色消费教育，31.5％的学生表示学校偶尔或从未进行过绿色消费教育，这表明家庭和学校在绿色消费教育方面的角色缺失客观存在。

（节选自《光明日报·我们距离绿色消费有多远》）

    材料三

    随着消费升级、生活品质的提高，居民对室内空气质量和饮用水水质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空气净化器、家用净水设备等健康环保产品成为消费热点。新能源汽车是一种发展前景广阔的绿色交通工具，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2017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达到200万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占汽车产销20％以上。

                                    （节选自《2017年中国居民绿色消费发展情况》）

    材料四

    郑先生今年4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过去一年在“饿了么”上花掉的13799元被全数免单，理由只有一个—— 一年300多次点单，他一次都没要餐具。郑先生就这样成了当地“环保冠军”，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自去年9月外卖点餐平台“饿了么”的“无需餐具”功能上线以来，有超过3000万单都主动选择了“无需餐具”。“饿了么”对这一行为的积极鼓励，不过是阿里整个新零售体系中引导绿色消费行为的一种。

     环保一直是物流业的难题，菜鸟也是这方面的先锋。它最早在业内推出全生物降解快递袋和免胶带纸箱，第一个将“绿色包裹”引入物流业。数千万个废旧纸箱得到循环利用。它还通过智能打包算法精准匹配箱型，减少了15％的包材使用。2018年2月，首批数千个循环箱率先在杭州上岗。从菜鸟仓到全国零售小店的配送，这些循环箱替代了传统纸箱。而在未来，莱鸟将对100万家零售小店全部采用环保循环箱，预计数量将超1000万个，因此能够节省出数百万棵绿树。

                  （节选自《阿里新零售倡导绿色消费被评中国可持续发展先驱》）

    材料一：

    “无接触商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线上交易、线下定点配送、用户自提等方式，在商业活动中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事实上，“无接触商业”早有萌芽，过去也有了广泛的实践。而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这一模式的独特优势，一下子为所有人所认知。一方面，消费者藉此找到了“安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营商者则以此作为说服策略，留住并扩充了客流与订单。

    着眼长远，生活重启之后，“无接触商业”的广阔前景，依旧可以预见。尤其是在“恢复防疫常态化下的生产生活秩序”大背景下，“无接触商业”所能提供的安全垫和缓冲区，具备显而易见的价值。最近时兴的“无接触餐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应用样本。无接触商业，既是对交易方式的路径重构，对消费场景的重新设计，也内含着新的社交文化、经营理念。“保持适当距离”，不是人心疏离，而是在疫情逐步平复之后，对于“礼仪”“舒适区”“安全线”的二次定义。“无接触商业”，迎合和适应了大众在特殊时期的心理偏好，并在一段时间的高频使用之后，将之稳定为一种固定的用户习惯。从传统商业到无接触商业，并非取代而是迭代。

    （摘编自《“无接触商业”开启新可能》，《华西都市报》2020年3月31日）

材料二：

    当然，“无接触服务+”真正成为一种市场潮流，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高度数字化市场的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宅人增多推动宅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没有数字化服务平台，宅生活将无法想象。正是有了在线买菜、购药等购买形式，以及在线问诊、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供给，全民自主居家隔离的抗疫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而商家对服务业数字化的价值认同更为深刻。对于本身有数字化服务渠道的商家而言，此次疫情冲击更坚定了其发展数字化服务的方向；那些数字化布局准备不充足的商家，疫情期间就特别难熬，许多商业活动难以完成。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高度数字化市场，不仅让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得到丰富和拓展，也让众多商业领域找到了延展空间，可谓危机中蕴藏着发展机遇。有学者认为，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越过“冬天”，疫后经济将重新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无接触服务+”将扮演重要的引擎角色。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无接触服务+”市场将不断拓展和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机会，也是企业发展谋长远的重要策略。

    （摘编自胡立彪《“无接触服务+”时代到来了吗》，《中国质量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三：

    （摘编自《美团外卖发布“无接触配送”服务标准》，“新浪科技”2020年1月30日）

材料四：

    此次疫情所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公众真正意识到了“无接触商业”的卫生防疫优势。从过去的“被动无接触”“碰巧无接触”，到如今的“主动无接触”“优先考虑无接触”……“无接触餐厅”之类的新事物，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相较于其给予消费者的即时可见的“安全暗示”，其真正的意义和未来前景，无疑是有待观察的。

    “无接触商业”的兴起，是大势所趋的方向还是一哄而上的噱头，这需要全社会回归正常和平静，综合各方利弊之后再给出回答。少些炒作、少些押注，系统地、审慎地评估“无接触商业”可能性，这是避免市场泡沫的关键。有些产品或服务，天然适合“无接触”也可以“无接触”，比如说在线教育、网络诊疗等等；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刻意追求和标榜“无接触商业”，很多时候只会适得其反。“无接触商业”不能玩成文字游戏，也不应该成为跟风游戏。我们需要多少“无接触”？能做到哪些“无接触”？其成本和效用又如何？凡此种种，都需要理智、精准、量化地加以测度。

    （摘编自然玉《“无接触商业”兴起，是大势所趋还是跟风炒作》，“光明网”202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