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

林清玄：某些部分有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内心都很从容，他很轻松却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

抗战十四年，修改有深意

    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

    教育部表示，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以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并要求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的体现。

    教育部要求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主要是将从1931后“九·一八”事变开始至“七七事变”之前东北军民的六年抗争也包含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概念中。

    这一修改可以说是对抗战问题认识的巨大进步，也更为符合历史事实。“九·一八事变”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杭侵略者的开始。首先，中国抗战第一枪在1931年沈阳北大管就已经打响；第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0万东北抗日联军在1931年至1937年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付出了大量牺牲，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1931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就在积极部署抵杭，9月19日还发表抗日宣言，东北义勇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也有东北军余部继续进行对日抗战，还有十九路军参加的淞沪抗战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确立“十四年抗战”，无疑有利于全面有效还原我国当年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事实。有助于消除此前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同时更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

    14年抗战史能够最大程度地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烈士，囊括到民族英烈的范畴中来，这更是对民族脊梁、抗战英灵最重要的告慰和尊重。8年抗战不能将为民族而战的大量英烈包含在内，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流血辆牡，“南有杨靖宇，北有赵尚志”，世界闻名，特别是我们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不被算作抗战历史，是极大的不公，东北军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付出应该得到重视，这是对所有为抗目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最大敬畏和尊重。

    这一新的历史界定，也粉碎了一些海外势力扭曲“8年抗战”与“14年抗战”之间有机联系，他独断地抹杀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中流砥柱的不良居心。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着一种历史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严重认识不足。英国历史学家米特在《被遗态的盟友：中国抗日战争》一书中对这种偏见也提出过批评，14年执战史的正名，有助于唤醒国际认知，进一步敦促各界继续接近历史真实，公允面对中国人民做出的重大牺牲。

    同时，14年抗战史的书写，也有助于国内国际抗战史研究领城能够更好地进行对接，譬如日本著名学者江口圭一与家永三郎等，都将中国抗日战争起点定位于1931年。这样的呼应是对日本国内勇于正视历史、反省罪行的有识之士的一种肯定，有助于警醒各国牢记历史、珍惜和平。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2 日09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8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14年抗战则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史”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腾讯网

②中国人民的抵抗从1931年开始就没停止过。东北的抗战不仅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更是中华民族持续不断、不层不挠的抗争，都应该计入抗战的史册。这一时间跨度的增加，是对中国人民连续一贯，脉络清晰的抗战历史的一种恢复和升华，“14年抗战”这个概念更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原则性与现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重南

材料一：

    4月1日，我国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目前，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取得积极进展，新区规划编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材料二：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材料三：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发展环境更优的集中承载地，一方面，将吸引部分功能在集中承载地集聚发展，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促使北京实现“瘦身健体”；另一方面，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可以避免零打碎敲、盲目布局，提升疏解效率。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举措。通过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集聚京津冀乃至全国以及国际创新要素和资源，能够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国内领先的科技新城，培育经济发展新亮点。通过推进简政放权、管放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为全国其他地区作出表率和示范。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主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及与之相配套的部分优质公共服务功能，将进一步强化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打造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优化整合现有城镇体系，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发展差距悬殊，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典型缩影。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通过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升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提升河北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和质量效益，缩小与京津两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在促进三省市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上探索新路子。

材料四：

    雄安新区在全域组织开展“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把与老百姓生产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能够承载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和非物质文化记忆列为普查和保护对象，分门别类建档“存根”。截至目前，共登记不可移动类遗存592处，可移动类遗存345件（套）。

    2018年初，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全域组织开展“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这是一次全方位的乡土文化调查登记和传承活动。老房子、老井、老树、老磨盘、供销社、乡村卫生院、影院、戏台、桥梁、水闸、水塔、雄县佐各庄烈士墓、安新端村惨案遗址、圈头音乐会、鹰爪翻子拳、雄州黑陶制作技艺、郭村狮子会、雁翎大刀、大田庄村苇编字花席等，承载着雄安人民共同历史记忆的遗存陆续被建档“存根”。

    据援助新区工作的河北省文物局调研员刘洁介绍，从调查成果看，三县大部分村庄均有遗存分布，这些遗存是新区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对于雄安新区建设发展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材料一：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顺差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逆差也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数据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2000年以来，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的480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7年的758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一差异占美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8%逐步下降至15%左右，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贸易赤字快速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7260亿美元，其中以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多，达到2016亿美元。

（摘编自2018年08月21日许宪春《统计视角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材料二：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中美贸易飞速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比重持续增加。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对美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为18%；中国从美进口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末达到8.95%。

图表1：中国对美出口情况

图表2：中国从美国进口情况

材料三：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争端逐渐升级。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一直是美国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自胜选以来，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频繁打出“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牌，使得中美贸易战的阴云一直未散，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和德国类似的情境。如今的日德在经济上已有明显起色，两国在应对贸易冲突上有许多经验和总结。那么，中国可以从日德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我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通过提振内需并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还应理性面对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同时，我们还应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扩大推进对外开放程度。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以史为鉴，中国当如何应对可能的中美贸易战》）

    材料一：

    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的生力军。2017年，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第三届军民融合展上，民营企业参展的技术成果占总成果的69%。

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方面，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48.3%的民营企业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51.3%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有产品环保性能。

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捐赠占比超过50%，最高时达64.6%。我国民营企业基金会已有677家，在全部企业基金会占比为78%。在历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最大的比例，超过国企、合资企业、外企等。

助力脱贫攻坚，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亮点。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以来，民营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共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扶贫756万人。

    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国家提出的“走出去”、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脱贫攻坚等，民营企业都积极响应，并主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也促使民营企业创造出了丰富多样、机制灵活的公益模式。

    （节选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

    材料二：

    央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新旧年交替之际，不少企业陆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例如，阿里巴巴披露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通过电商脱贫成为“淘宝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扶贫之路。

    同样通过电商渠道思路进行扶贫的还有苏宁。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落地百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培训超过40万人次。

    为何聚焦扶贫？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经济之声采访时说：“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需要去回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关怀。这几年很多企业会把扶贫放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一个优先的位置。”

    邓国胜认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需要承担与政府不一样的角色。他说：“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是责任主体；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是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协同配合。”

    （摘编自央广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密集发布，扶贫成绩单成关注点》）

    材料三：

    驭道天下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租赁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公司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驭道天下（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西西表示。

    公司通过捐款、捐物、做义工等多种形式，将公益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中，让每位员工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免租金日”的方式，鼓励旗下司机到敬老院、福利院担任义工，将欢乐送到老人与孩子身边。

    在帮扶失业、解决就业方面，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为国企下岗职工举办特招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还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了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班，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求职需求。”吴西西介绍。

    在倡导绿色环保方面，“目前，驭道天下在全国有运营车辆近万台，其中70%左右都是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及推进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进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吴西西说。

（摘编自新华网《驭道天下获得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奖》）

    材料一：

    2018年4月18日，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2017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较2016年的4.65本略有增长。图书阅读率为58.9%，较2016年的58.8%上升了0.1个百分点。超过半数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热衷微信阅读，而这也导致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越来越低。

    （摘编自2018年4月20日《广西日报》）

    材料二：

    （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10年间变化）                     （网民上网从事的活动）

    （摘编自（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材料三：

    数字化阅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对象的数字化，也就是阅读的内容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的；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载体不是平面纸张，而是带屏幕显示的电子仪器。一言蔽之：数字化阅读=浏览，阅读=纸质媒体阅读，而浏览≠阅读。

    如今有些人将实体书店的困境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规律，如果数字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化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排在实体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单，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各类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数字阅读平台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在数字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发挥培养阅读习惯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摘编自张磊《数字阅读是不是纸质阅读的敌人？》）

    材料四：

    在新零售时代来临之前，实体书店经历过图书电商崛起、数字阅读热潮、折扣战比拼等多次危机，曾一度陷入“寒冬期”，民营书店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而当下，实体书店回暖似乎成为一股潮流。在北京，24小时不打烊的三联韬奋书店进驻三里屯。在四川，当地将实体书店纳入公益性文化设施加以建设。2016年6月，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颁布，在政策引导下各大城市书店数量显著增长。

    此外，潮流背后还有商业资本的身影——据央视财经频道调查，各地购物中心给予书店的租金价格普遍为商业业态的50%，有的甚至为10%到20%，购物中心的商业、金融资本让利于实体书店，是看好实体书店的引流效应，目的是共同抗击新零售业态带来的冲击。

    “新零售”和“可持续发展”，正是抓到了互联网时代实体书店行业的痛点。新零售，即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全面、持续、深入拥抱互联网时代，对书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重塑业态结构，是实体书店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如今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追求自我提升的新中产阶级崛起，新零售顺应了大众从价格消费时代向价值消费时代全面转型的消费升级。以书籍为例，相较于价格，他们更在意质量、服务以及相应的附加价值，而这也是实体书店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

（摘编自《新零售时代，实体书店如何探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