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 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所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么？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 ——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作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拇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选自冯骥才《文化可以打造么？》）

密林深处

陈德鸿

    枪声是下半夜突然响起的，爆豆般一阵紧似一阵。六爷急忙跑出窝棚，紧张地向响枪的砬嘴岭方向张望。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渐渐弱了下去。六爷叹口气，牛大完了。

    牛大是砬嘴岭胡子的头儿，手下有胡二等六十多个弟兄。六爷想把牛大这伙人拉过来，但牛大对六爷说，你给杨司令捎个话，请他放心，我们肯定不祸害老百姓，但也绝不会投了小日本。

    六爷回窝棚里抽了袋烟，刚想躺下，远处突然又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断断续续的，竟然朝着六爷的住处飘来。

    六爷心里“咯噔”一下，刚冲出门，影影绰绰地便见七八个人向这里跑来。

    谁？六爷大声问。是我，六爷，我是胡二。话音未落，一群人已经奔到了近前。

    六爷看着气喘吁吁、满脸汗水的胡二，忙问，出事了？小鬼子……小鬼子偷袭了砬嘴岭，大当家的他们都没了。胡二喘了一会儿，流着泪说，统共就跑出我们几个。胡二擦了把脸说，按眼下这情况，我们只有投抗联了。这个？六爷刚想说什么，随着一阵枪响，有子弹落在了附近。几个人立刻散开，开始还击。

    胡二把六爷拽到一棵大树后面，颤声说，六爷，我知道你和杨司令有联系，快带我们走吧，鬼子跟屁股就上来了呀！

    六爷来不及细想，使劲拍了拍胡二的肩膀说，马上跟我走。六爷带着八个人在山里七拐八拐，快天黑时，终于摆脱了鬼子的追击，进到了一处抗联的密营——一处窝棚。

    胡二和几个人好奇地打量着空荡荡的密营，脸上满是失望。六爷说，这个密营是安置伤员用的，战士们不在这里。哦。胡二点点头，跑了一天，我们的肚子早瘪了，有没有啥吃的？六爷笼着火，不长时间，便把二十多个土豆烧熟了，又找出两个大碗，倒上了酒。看六爷熟练地操持这一切，几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个人忍不住问，这里面生火，外面不会看到烟？

    看到还行？六爷愣了一下，你这口音可挺怪的，不是这边人吧？胡二忙接过话来，对，对，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是山东的。

    是山东哪儿的？六爷问。是山东，山东沧州人。胡二说。

    对，是山东沧州，那儿练武的人多。那个人忙接过话来。好，好。六爷笑了，不管哪儿人，打鬼子的就是好人。

    没想到，吃饭时，不论六爷如何劝，这几个人就是不喝酒。

    六爷说，咱晚上就睡这木炕上，连个盖的都没有，冻出病明天还咋赶路？胡二问，六爷，咱啥时能找到杨司令啊？快了，再翻几座山就到了。六爷说，要是你们中有一个病了啥的，耽误了时间，杨司令他们兴许就转移到别处了。那个沧州人朝胡二点点头，胡二说，既然六爷这么说，那咱们就喝点儿，好好睡一觉。

    快半夜时，六爷迷迷糊糊刚睡着，突然被一阵叽里咕噜的梦话惊醒了，他的心猛地哆嗦了一下，再想细听，那个山东沧州人却使劲地咳嗽了几声，爬起来，在墙角哗哗地撒起尿来。

    六爷再也没有了睡意。

    天刚亮，六爷便带着几个人上路了。正是初冬时节，光秃秃的树林了无生机，快中午时，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

    胡二看了看阴沉的天空，有些急了，问六爷，还有多远啊？快了。六爷指着山下一片望不到边的荒草甸子说，咱们穿过这个大甸子，再翻两座山就到了。

    胡二向山下看了看，脸白了，我知道那甸子，那是片沼泽地，往里陷人，好像没人走过啊！

    没人走过？六爷撇撇嘴，我找杨司令就经常走，里面有条密道。胡二看了那个沧州人一眼，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六爷说，不走甸子也行。眼见着这雪越下越大，等咱们赶到了杨司令的驻地，怕是他又走了，可就不好找了。这……这。胡二的脑门上冒出汗来，他焦急地看着那个沧州人，沧州人瞪了他一下，指了指山下。胡二忙点点头，对六爷说，那就走大甸子吧，我们也想早点见到杨司令。六爷长舒了一口气，带着八个人，向山下千百年来从没人走过的大甸子走去……日本关东军史载：昭和十二年11月，关东军小野暗杀队执行任务时，在大黑山一带失踪。当地县志载：抗联交通员郑大力同志于1937年初冬失踪；郑大力，男，河北沧州人……

    ①陇右指中国陇山以西，大致包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陇右文化便是在这一特定地域孕育生成和演化发展的。

    ②陇右灿烂的史前文化曾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船。周、秦崛起秦陇之间，为中华古文化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两汉以降，内地汉族居民的大量迁入进一步加速了陇右民族融合的进程，加之作为“丝路”主干道，中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荟萃于此的特点，更形成陇右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这是汉唐开发陇右的文明之果，其影响远及封建社会的后期。

    ③自汉至唐，陇右人文之盛，蔚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汉至唐正史列传中的陇籍人士就有400多人。他们或是身系社稷安危，或是笔关文场之变，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④陇右自古多名将。汉唐千年，仅正史有传的陇籍将领即达百余人之多。从“汉之飞将军”李广到一代英主李世民，陇右诸多名将都曾在中国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篇章。在“志士每多登陇首，诗家端爱唱边声”的唐代，他们的功业更成了世人追慕的高标，诗家吟咏的主题，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诸多千古名句。

    ⑤中国文学瑰丽宏伟的殿堂中，陇籍文人也是济济于列。东汉政论散文不朽杰构的王符“潜夫”之论，开汉魏抒情赋新局面的赵壹“刺世”之篇，均属一代文苑的典范之作。魏晋以降，王子年的《拾遗记》称誉志怪之林，皇甫谧高士、逸士、列女诸传传诵千古。有唐之世，陇籍文士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李白、李益之彪炳诗坛，梁肃、李翱之享誉翰苑，李朝威、李公佐传奇创作堪称一流，牛峤于词之发展功不可没。从我们大致的统计数字看，《全唐诗》中陇籍诗人多达百人，几占《全唐诗》作者人数的二十分之一，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全唐文》所录诸帝、诸王及其他陇籍文人亦达百余人之数。

    ⑥中国学术史上，晋末十六国时期的“五凉”学者多是闻名遐迩的硕学宿儒。《晋书》中的杨轲、宋纤等，《魏书》中的张湛、阴仲达等，也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博通经籍，著述繁富，教授门生，动以千数。从中亦不难窥见陇右教育之发达，文化之繁盛，以至有“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之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时代陇右之文化学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繁荣起来的。

（摘编自达浚、韶蓉《汉唐丝绸之路与陇右的开发》）

我们失去了和自然交流的语言

刘亮程

    不久前我在鄯善迪坎儿村，见一大棵梭梭树长在路旁。我从小认识梭梭，见了亲切得很，就像看见一个亲人站在那儿。我对这个村庄也一下有了兴趣。一棵本来只能当烧柴的梭梭，在村里枝条完好地长了这么多年，一直长到老，谁在护着它呢？迪坎儿村紧挨沙漠，走进一户人家，门前一渠沟水流，葡萄藤蔓覆盖了整个院落。转到屋后，发现后墙已经被流沙淹埋掉大半，沙漠从这户人家的后墙根，一望无际地远去，没有一点绿色。

    我生活的新疆地域辽阔，大块地存有一些自然风光，除了几个国家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相对疏松的村镇之间，连绵的农田间隙，还有幸能看到荒野草原、沙漠戈壁，这些暂时没被人侵占的地方，长野草野树，或寸草不生，任风沙吹刮。不像内地中原，城市村庄紧凑相连，农田密布，整个大地住满人长满人吃的粮食，没有一块闲地供野草生长，更别说有野生动物了。自然退居到偏远边疆和那些不易人居的荒芜山岭。城市的野生动物只剩下苍蝇和老鼠，乡下也差不多。

    美好的自然景观离人们远了，迫近的却是自然灾害：地震、泥石流、旱涝、反常气候。这是自然的另一面。其实自然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无论身居都市还是乡村，我们一样在自然的大怀抱中。包括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所有的城市、政权、宗教、文化文明，都建立在一个最大的自然——大地之上，苍天之下。它动一动身，这一切便都不存在。但它厚爱着我们，不会轻易动身。我们却常常忘记承载我们的大地，护佑我们的苍天。

    古人云：厚德载物。宽厚的大地承载江河山岳，也承载毛虫小草；承载秀水江南，也承载荒漠西域。它的德是公正。而说出厚德载物的人，则听懂了大地语言。庄子懂得自然的语言，那些古代优秀的文学家都懂，他们通过草木虫鸟、云霞水土跟自然交流，心灵在天地万物中神游，获得启迪和智慧。

    《诗经》中上百种动植物，个个有名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只叫雎鸠的鸟，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诗经》的开篇，这是古代诗人给一只鸟的待遇，有声音有名字，有尊严有位置。如果在现代诗人笔下，很可能就写成“一只鸟在河边叫”了。至于是只什么鸟，大概没多少人在意。

    现在大地上所有动植物都有名字，我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用名字去称呼它们，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多是对动植物的称呼，把地上长的都叫草，天上飞的都叫鸟，不懂得去单个地叫出一棵草、一只鸟的名字。一方面是不认识，另一方面在意识中或许没有对所书写对象的敬重。

    有一颗能跟自然交流的心灵，懂得尊重自然，敬畏人之外的生命，才可能听懂自然，知道一棵草一朵云在说什么，漫天星星在说什么。自然跟我们交流的唯一渠道是心灵。现代人也有心，但是不灵了。小时候，夜晚躺在草垛上，看见身边的狗在看星星，也跟着看，我从来不认为狗看不懂星星，狗大概也不这样认为我。看星星其实再简单不过，抬抬头，就可以看见那些遥远的星星，你能感到它们一直在注视着你，你也在注视着它们。

    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一个土疙瘩，也一直这样注视着我们。只是我们的心不灵了，感觉不到一个土疙瘩的注视。自然不跟我们交流了，我们也早已失去和自然交流的语言。

    鄯善迪坎儿村的人们还在自然中，他们从来就懂得怎么和沙漠荒芜一起生活，怎样和仅有的一点水源、一架葡萄还有一棵梭梭树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懂得怎样贫穷地生活。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