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言下之意，法律法规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公民是否将法治内化于心，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要建设法治中国，就离不开对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

    谈到法治，在现实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学，有人负责讲，有人负责信，但是在学的人不讲，在写的人不用，在用的人不信，出现了写、学、讲、信分离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是缺乏法治精神的表现。“法治”与“法制”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根本的不同。法治，是法治精神的培养，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法制，是制度规则的设定，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前者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后者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如果仅仅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有依照法治行事的思维，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学用分离、讲信分离的倾向。

    “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话，其意也是在强调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才能使法治精神真正成为“慢慢诞生的风尚”，成为“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呢？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首先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公共规则意识，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社会基础。所谓公共规则，就是人们为了维护公共生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公共生活准则。公共规则意识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确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人们在处理权责问题时，不感情用事，而是依据所定规则作具体分析。法治是对公共规则的制度化提升，是用法律的手段使人们约定的规则得到权威的确认。只有在全社会具有良好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法治精神。大家都知道“中国式过马路”，不必看红绿灯，只要凑齐一堆儿人就能过去。这是典型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匮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法规吗？不是的。交通法有明文规定：红灯停，绿灯行。所以说，形成法治精神的前提必须是公共规则意识的建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次就是要在全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之所以把法治纳入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表述中，一方面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另一方面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呼唤并能促进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培育法治精神，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完善，还要着力在规则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等方面加以深化，通过多途径、全方位的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孙子兵法》讲“朝气锐、昼气惰”。法治精神的涵养应以青年为主体，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影响力。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群众基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所言，青年之于国家，意味着希望和未来；青年人最具可塑性，其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其思想正处于建构时期，能够较快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法治精神的培育应当以青年为主体。

    培育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选自2014年10月22日《求是》，有删改）

深山来客（有删改）

朱山坡

    有一年夏天，洪水过后，镇上的人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背着一个耷拉着头的女人走进电影院。中年人是撑船从上游的支流鹿江来的。一条简陋的乌篷船，窄小得只能挤得下两个人。蛋河很少行船了，因为湾多水急，十分危险，曾经翻过好几次船，淹死过人，尤其是洪水过后，河道更加凶险莫测。鹿江很长，很窄，满是水草，几乎不为人知，它的尽头是鹿山。蛋镇没几个人去过鹿山，不仅仅是因为偏僻，还险峻，不通公路，是深山野岭，仿佛是世外之地。过去是瑶民住的地方，他们很少出山，现在已经人迹罕至。中年人自称从鹿山来，都把蛋镇人吓了一跳，那得经历多少艰险啊！

    鹿山人背上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她五官长得真好看，是一个美人的模样，很年轻，但身体不好，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主要是腿不好，走不了路，浑身没有力气似的。她得的是严重贫血症，根治不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慢慢地，最后死掉。

    “她哪里也不愿意去。她只喜欢看电影。只要看上一场电影，她就觉得病好了一大半。”鹿山人说。鹿山人把妻子背进电影院，安置好，便出来，决不偷窥一眼银幕。从电影院里出来后，鹿山人的妻子原来苍白的脸竟然变得有些绯红，耷拉着的头也抬了起来，尤其是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变得像野草叶尖上闪亮的露珠。其至，她要尝试着双脚踮地走路。

    这天晌午，鹿山人背着妻子又来到了蛋镇电影院，却在海报墙上看到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台风将至，今天不放电影。妻子难掩失望，立马瘫软在鹿山人的背上，用力扯他的耳朵，责怪他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就不会错过电影。鹿山人不断地解释安慰。他的两只耳朵红彤彤的，都被扯裂了吧。街道上的人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台风正疲于奔命，顾不上他们，只是匆匆跟他们打一声招呼就算了。

    鹿山人背着妻子要走，却被妻子阻止了。“我要看电影！”妻子像孩子撒娇似的说。鹿山人说：“台风要来了，今天电影院不放电影，我们赶紧回家吧。”妻子说：“可是，我们比台风先到呀。”鹿山人说：“台风过后，我们再来。”妻子说：“你害怕台风呀？你害怕回不了家呀？”鹿山人沉默了。谁不害怕台风呀？台风来了，摧枯拉朽，地动山摇。还有暴雨、山洪，猛烈得惊心动魄。

    妻子从鹿山人的背上挣扎下来，扶着墙挪步到电影院正门，伸手摸了摸“蛋镇电影院”的牌子，突然变得莫名的哀伤，竟掩面低泣。鹿山人吃惊地问：“好好的你为什么哭？”妻子说：“我心里的悲苦，像台风，像鹿江，像山洪暴发。”

    鹿山人知道妻子内心的悲苦，但她还是第一次说出来。平时，她从不埋怨，也从不哀叹，心里最难受、最绝望的时候，也只是对鹿山人说：“我想看一场电影。”于是，鹿山人连夜准备，第二天一早便出发。这一次，本应该是昨天或前天出发的，但因为要收割最后的一亩庄稼推迟了。

    鹿山人也黯然神伤，向妻子保证说：“台风过后我们还来看电影，一个月看两场。”妻子说：“我不等了，等不及了……我等不到台风过后了。”

    风似乎越来越紧了，天空中的云朵也变得慌乱起来。鹿山人不知道怎么说服妻子，只是俯下身子，试图让她爬到他的背上，然后回家。可是，她固执地拒绝了。鹿山人尝试性地去背她，被她推开了。鹿山人站起来，要抱她。她躲闪开了，双手抚着电影院的牌子，突然号啕大哭。那哭声就是山洪暴发，悲痛欲绝。后来镇上的人回忆说，这辈子从没有听到过如此撕心裂肺的哭声，像孟姜女哭长城，电影院都快被她哭塌了。路过的人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围过来劝慰她。

    “台风马上要到了，电影院没人上班了，连学生都放假回家了。”“只是少看一场电影嘛，又不是世界末日。只要电影院还在，就还会有电影看。”“台风过后，你可以连看三天电影。住我家里，管吃管穿，要住多久都行。”

    ……

    可是，谁也无法劝止她的哭。不是一个孩子在哭，而是一个内心悲苦的人在宣泄。鹿山人和大伙都束手无策。这样哭下去，对本来就病弱的她会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电影院院长老吴从电影院走出来：“这是哪个龟孙子贴的告示？”一把撕下自己亲手贴上的告示，对鹿山人的妻子说，“今天照常放映！”

    鹿山人妻子的哭声戛然而止，用哀求的眼神将信将疑地盯着老吴。老吴让鹿山人背起妻子跟着他走进电影院。不一会，电影院里便传出片头曲的声音。

    鹿山人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兴奋地告诉大伙，真的放电影了！你们也进去看呀。

    电影院的大门敞开着，没有售票员，守门的卢大耳也不见踪影，但大伙只是侧耳倾听，没有谁趁机混进去。他们都明白，这场电影是老吴专门给鹿山人的妻子放映的。在蛋镇电影院历史上，这是头一次免费给一个人放电影。可是，没有谁说阴阳怪气的话。

    鹿山人在电影院外头蹲着，独自烧着烟叶。他们走过来，心照不宣地摸摸他的头，然后默默走开。不断有女人过来叮嘱他：“电影散场了，你带她到我家吃碗热鸡汤再走。”她们不厌其烦地给他指路，哪条街哪条巷。鹿山人一概答应，反复致谢。女人们发现，鹿山人满脸疲惫，更瘦了，明显苍老了许多，不禁叹息：“他怎么还背得动自己的女人啊！”

    这次，鹿山人始终没有离开电影院一步，一直到电影院结束，传来片尾曲的歌声，才进去把妻子背出来。

    鹿山人的妻子脸上的绯红色更加明显，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亢奋。她在他的背上仍兴致勃勃，热泪盈眶。那是电影带来的泪水。鹿山人觉得今天的电影很好，妻子看开心了，心里感觉特别幸福。

    老吴对鹿山人说，台风过后，欢迎你们再来看电影。

    鹿山人对老吴千恩万谢。他的妻子眼含泪水，频频点头向老吴表达谢意。老吴像一个老父亲，抬手轻轻地替她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你今天特别漂亮！”老吴慈爱地赞美了她。台风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它们攻打着电影院的窗户。上次台风攻陷放映室，砸毁了一台放映机。老吴不敢掉以轻心，转身跑回电影院。

    鹿山人以为妻子同意跟他回家了，可是，她说要去照相馆，“老吴说我今天特别漂亮。”“时候不早了……”鹿山人说。妻子说：“反正每次都要点火把回家的。”“台风来了！”鹿山人伸出一只手去捕捉风，感受到了异样，焦急而不安地说。妻子说：“死都不怕，我还怕台风吗？”鹿山人只好改弦易辙，去往国营照相馆。

    这是蛋镇人最后一次见到鹿山人和他的妻子。这次台风过后，多少次台风过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

    老吴有点想念鹿山人。他断言，鹿山人永远不会再带他妻子来蛋镇看电影了。可是，当别人问“为什么”时，他只是摇头，叹息，不愿意向大伙解释。

    蛋镇人有种种猜测，但就是没有人愿意说出那句话：鹿山人的妻子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

    ……

    有一天，国营照相馆在玻璃橱窗展出了一幅32英寸的大型彩色照片，装了金色的边框。照片里的女人穿着橘红色的旗袍端坐在黑色的椅子上，秀发及肩，脸色绯红，面带微笑，双目炯炯有神。

    国营照相馆的人说，鹿山人说好台风过后来取照片的，但两年多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取。

    朱自清先生的《论雅俗共赏》最早于1948年上半年由观察杂志社出版，书中其收关于文艺的论文十四篇，有三分之一是谈诗歌的，主要是谈朗诵诗。先生对新诗创作有个基本观点，即诗歌语言固然应当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更主要的是新诗必须有节奏。盖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节奏”是从音乐来的；尽管新诗与音乐已没有直接关系，却也不能没有节奏。既称为诗，总要读来朗朗上口，因此节奏是不能缺少的。这本书中谈诗歌的文章大抵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并论证这个观点。

    书中力作当推《论雅俗共赏》和《论逼真与如画》。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论雅俗共赏》。先生撰写论文，经常结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谈问题，此文自不例外。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有倾向性的，即以古今的名著名篇为例，要求今后的作者能照顾到广大读者层面。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能只供文化程度高的读者阅读，而应该争取多数人（即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能欣赏，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永久。这就是我对先生论“雅俗其赏”的粗浅理解。其实我以为，雅与俗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矛盾对立面，其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先秦文学中，《诗》三百篇应该是最古老也最典雅的作品了，但其中“国风”和“小雅”两大类，有不少作品最初也应该是比较通俗的，且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经过上层文化人进行加工，才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楚辞》中的《九歌》也是这样。其后的汉魏乐府、五七言诗以及词、曲，散体文中的话本等，其发展过程亦大抵如是，不妨说都是由俗变雅，或先俗后雅的。清末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当时不过是流行一时供人消遣的“闲书”，现在则成为近代文学史中必须予以评价的古典名著。可见“雅”与“俗”只是相对而言，不宜划分得太刻板、太绝对。

    如果从读者这方面说，则从俗到雅，实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主要还是希望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鉴赏能力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当前有一种风气，强调属于古典范畴的文艺作品非经过人为的改动不可，即使是已被公认为经典之作，如小说中的《西游记》《红楼梦》或戏剧中的《牡丹亭》《桃花扇》也要对它们妄施斧斤。理由是不“改刀的话就不算“与时俱进”，并认为群众也看不懂。我则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真正的经典作品，不下苦功夫是读不懂的。试问，谁敢擅改屈原的《离骚》《天问》以及鲁迅的《野草》呢？成功的作家和艺术家是有责任提高读者和观众的鉴赏能力和艺术水平的，而不是随意迁就读者和观众的低水平，从而降低作品的质量或擅改传世已久的经典之作。如果拿“雅俗共赏”做挡箭牌，而一味迎合时尚的低级趣味，最终是会葬送我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前途的。

    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果，乃是品位很高的美学境界，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不能由于作者水平低或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不足，写不出或演不出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品和剧目，便以“雅俗其赏”为借口而替自己文过饰非。在当前这种社会浮躁风气下，在文化滑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请读者耐心读一读朱自清先生这本《论雅俗共赏》旧著，窃以为是大有好处的。

（选自吴小如《<论雅俗共赏>前言》，有删减）

智县委

贾大山

他姓智，那时人们不叫他智书记，而是叫他智县委。

夜晚，我和我的伙伴们打戏院门口的电灯泡玩儿，看谁能打中。我正瞄准，忽然有人揪住我脑后的小辫子，伙伴们立即就跑散了。扭头一看，揪我小辫儿的是个生人，中等个儿，白净脸儿，穿一身灰军装，戴一副眼镜，我挣脱他的手，撒腿就跑，他一把又揪住我的小辫儿，揪得好疼。我骂他的娘，他也不理睬，终于把我揪到父亲面前去了。

“这是你的小孩？”生硬的外地口音。

“噢，是我的孩子。”父亲是个买卖人，开着一个杂货铺，一向胆小怕事。一见那人，赶忙捻亮罩子灯，显得很惊慌：

“智县委，请坐……”

我也一惊，他就是智县委！

智县委没有坐，眼睛忽然盯住桌上的一片字纸。那是我写的一篇大楷：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哪个写的？”他问。

“他写的。”父亲指指我说，“瞎画。”

他立刻瞅定我，脸上竟然有了喜色，眼镜也显得明亮了。

“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还留小辫儿？”

父亲赶忙解释：“当地的风俗孩子们留小辫儿，要留到十二岁，成人。”

智县委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哇，那就留着吧！”

智县委夸了一番我的毛笔字，就和父亲说起话来。他问父亲的年龄、籍贯，又问这个小铺值多大资本，生意如何，拿多少税。我站在他的背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眼睛一直注视看他的衣襟下面露出的那块红布——那是一把盒子，真家伙！

他和父亲谈着话，忽然仰着头，望着货架子说：“怎么，连个字号也没有？”

“没有。”父亲笑着说，“小本买卖，还值得立字号？”

“怎么不值得？”智县委好像生气了，脸色红红的，说，“城里买卖家，哪个没字号？‘亨茂号’‘文兴成’‘荣泰昌’‘广顺正’，都有字号嘛！你也赶快立个字号！”

父亲想了一下，说：“叫‘贾家小铺’？”

“不好，小气！”

“叫‘万宝店’？”

“也不好，俗气！”

父亲就笑了：“智县委赏个名儿吧！”

“‘复兴成’，怎么样？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切都要复兴的，你也要复兴嘛！”

父亲说：“好，行，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智县委对买卖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脾气也很暴躁。

他不但要求买卖人做到“秤平斗满，童叟无欺”，而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夏天不搭凉棚不行，门口不设“太平水缸”不行，没有字号也不行……谁家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把掌柜的叫到街上，当众批评一通。买卖人都很怕他，暗地里叫他“智大炮”。

买卖人怕他，心里又很敬重他。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歪戴着帽子的醉人，从周家烟摊上拿了一盒“大婴孩”香烟，说是“赊账”。周掌柜不认识他，刚刚说了一声“不赊账”，醉人口里便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老子打过游击！”

话音刚落，智县委刚好走到这里，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醉人急了，拍着胸脯大叫：“好哇，你敢打……”

认清是智县委，放下香烟，赶紧走了。买卖人哈哈笑着，故意说：“智县委，你们八路军，可是不兴打人呀！”

“这种东西不是人！”

“他喝醉了……”

“我也喝醉了！”他说。

寒假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街上冷清清的，没有人买东西。我正趴在柜台上写大楷，一个青年来买松花，买二十个。父亲看看玻璃缸里，只有十来个松花了，便说：“买那么多？”“有多少要多少吧！”青年笑着说，“前天晚上，智县委来买松花，没有敲开你家的门。今天我想多买几个，给他预备着。”

“你是……”

“我是他的通信员，叫小马。”小马说，“智县委睡觉前爱喝两口酒，最喜欢吃松花。”

我想起来了，正是下雪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灯下“碰账”，外面有人啪啪地敲门，父亲没有理睬。又敲，父亲便一口吹灭了灯……“那是智县委？”父亲吃惊地望着小马。

小马笑着点点头。

“我不信。”父亲摇摇头，也笑了，“半夜里，那么大雪，他来买松花，你干什么？”

小马说：“黑夜里买东西，他总是自己去，从不使唤我们，买到就买，买不到就回去。他怕我们狐假虎威，打扰睡下了的买卖人。”

从那以后，不管天多晚了，只要听到敲门的声音，父亲就赶紧起来去开，但是哪一次也不是智县委——智县委调走了。

他走了，好像是在一个春天，满街古槐吐新芽儿的时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