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再次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摘自360百科《精准扶贫》）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又是如何探索习近平提出的“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呢？十八洞村第一支书施金通向记者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十八洞村有225户993人，通过“户主申请，群众投票识别，三级会审，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记”，从全村甄别出136户、542位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5年的3580元，增长115%，减贫61户269人。这些贫困人口已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学生义务教育、家庭基本医疗和住房全部得到保障，学生入学率100%，家庭人口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率100%，住房全部达到安全标准。

（摘自腾讯《习近平牵挂的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如何精准扶贫》〉

材料二：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鱼儿山镇头道沟村的精准扶贫工程——“帮扶认养”良种杜泊羊。该工程让这个贫困村找到一条致富新路子。

    头道沟村地处坝上，是丰宁县的深度贫困村，有258户贫困户，帮扶项目重点锁定在养殖引进杜泊羊上。杜泊羊产自南非，肉质高端，被称为“钻石级”羊肉，价格高、市场大，且这种羊生长周期短，适合坝上高寒环境。据测算，从购买羊羔到养成出栏，每头杜泊羊需投入500元，出栏销售可收入1100元，扣除成本每只可获利300元。

帮扶工作组人员与贫困户“一帮一”结对扶贫，在自愿基础上每人投入500元认养一只羊羔。河北省志愿者团体“道德90后”共同募集2.5万元认养50只羔羊。大家的扶贫爱心带动社会各界一举认养1000多只羊，筹集资金53万多元。与此同时，驻村帮扶组又组织建起了杜泊羊销售平台，吸引社会各界参与认养，上线仅一周即认养300只羊，筹资15万元。

    到11月底，合作社已在线出售杜泊羊肉720份，回笼资金80余万元，实现净利润21万元。预计到2018年底，头道沟村仅养羊一项人均收入增加1600元。

    头道沟村这种“政府+社会+市场”三合一的扶贫模式，特点是政府帮扶主导，社会资金参与，市场化机制为依托，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精准扶贫之道。

（摘编自2017年12月15日新华《河北一村庄认养“杜泊羊”拓展精准扶贫新路子》）

材料三：

    近年来，中兴镇立足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据了解，中兴镇为解决贫困群众长久脱贫问题，使“输血”变“造血”。成立夹江县龙井沟果业专合社，以“支部+专合社+贫困户”为模式，成功引进春见耙耙柑，打造万亩柑橘现代园。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该专合社，流转土地，发展脆李、柑橘等80余亩，每年可为集体经济实现增收100万元。流转土地100亩，建立中兴镇扶贫基地，他们把这100亩平均分给每一户贫困户，每户一亩，由专合社统一管理经营，受益归贫困户，预计每户可增收1万余元，实现了长期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他们在园区设立“一库五名单”台账，吸纳贫困户就近就业80余人，每人可通过园区就业实现增收13000元以上。

（摘编自2017年11月20日搜狐：《精准扶贫开良方  脱贫致富拔穷根》）

材料四：

    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必须形成严密的政策与法律实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特别指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要做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大法治保障力度。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要求。扶贫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归功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良好政策导向。扶贫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监督环节，应主动适应精准扶贫政策要求和破解实践难题的需要。

（光明日报《加强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2017年11月21日08：51）

    材料一：

打热水一个APP，发学分一个APP，跑步一个APP，连接无线网络一个APP，刷网课一个APP……据报道，在一些高校，一些打着“智能便捷”“强制使用”“学分挂钩”旗号的手机APP逐渐编织成一张网，将许多大学生裹挟其中：有的粗制滥造，存在不少漏洞，还有的投放各类奇葩广告。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无论是自行研发还是与商家合作研发校园生活服务类APP，这本身并无不可，但其初衷应当是方便师生的校园生活，提高为师生服务的效率，而不是给师生的校园生活添堵、带来麻烦，这是高校应当坚持的底线原则。

    但是，在实际管理和运营中，一些校园生活服务类APP却出现了过度倾向，处于一种泛滥成灾的状态，给师生的校园生活带来了明显不便，让这些APP严重变味，成了学生的负担。同时，一些校园生活服务类APP包含大量商业性内容，很多商业广告夹杂其中，很容易导致使用者个人隐私信息泄露。

    （摘编自张立美《莫让校园APP成学生负担》）

    材料二：

    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18年7月17日至8月13日组织开展了“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问卷调查。据中消协商品服务监督部主任皮小林介绍，在回收的5458份有效问卷中，85.2%的受访者表示遭遇过APP个人信息泄露，没有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占比仅为14.8%。遭遇信息泄露的近九成受访者表示曾接到过推销电话或短信骚扰。

    根据2016年颁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APP运营者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意。但是，在实际运营中，AP运营者基本都是根据各自的意愿要求用户信息对自己“不设防”。

    个人信息如何使用、怎么保护，用户与手机APP经营者之间其实是有约定的，即注册时需签订用户协议、隐私政策。不过，很多用户在注册时只是一路操作“下一步”，很少留意那些蚂蚁般大的小字。

    为什么会这样？是用户不在意自己的隐私吗？调查显示，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奈——在占比26.2%从不阅读应用权限和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的受访者中，61.2%的人坦诚自己从不阅读主要是因为不授权就没法用，只能被迫接受。

    即便认真阅读了协议的用户，面对APP运营者也是弱势群体。调查表明，个人信息泄露后，部分受访者会采取多种措施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向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等，也有受访者会选择与服务商协商和解，向有关行业组织反馈，但最终还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

    那些无力自保的用户只好采取一些保守措施，聊以自慰。例如，67.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使用APP时主要通过只填写一部分个人信息来保护个人信息安全，18%的用户注册时使用部分虚假信息，安装相关防护软件的用户占24.6%，对注册后可以关闭的服务，有32.7%的用户选择关闭。

    “一方面，用户与手机APP服务提供商之间往往处于不对等地位，只能同意或被迫同意格式条款和信息获取权限；另一方面，消费者虽有自我保护意识，但不知如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往往难以有效应对。”皮小林表示，手机APP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呈现普遍趋势，用户存在诸多担忧，但往往缺乏足够有效的应对手段，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和隐私工作亟待加强。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三：

    互联网安全关涉每个人的切身权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市场化运营的手机APP已多达1700万个，如果乱了规矩、野蛮生长，不仅用户信息安全无法保障，也会给网络安全埋下巨大隐患。故此，相关部门亟须引起重视，出台硬举措，持续净化APP市场；应用商店也须履行平台审核责任，不能只当旁观者。

    对用户而言，也应掌握“自保秘笈”。比如，此次中消协就呼吁，不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点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不安装来历不明的APP，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信息泄露，要留存相关证据，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依法主动维权。用户的辨识能力、隐私保护能力、依法维权能力增强了，一些违规的APP才不敢肆意妄为

    （摘编自李雪《泄露隐私的APP，何以一直野蛮生长》）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现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

植物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提供食物和住所，还能调节气候，给地球带来生机和活力。但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地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植物也不例外。据统计，从1753年至2018年，全球范围内已经有571种种子植物在野外灭绝。一种植物的消失，对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是单一物种的消亡，也将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地球上的生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植物的灭亡可能会导致几十种伴生物种的消失，植物的大量灭绝将会动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塔基。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由于遗传基础狭窄而引起的粮食安全事件。拥有相同基因的植物，一旦遭受疾病侵袭，很容易“全军覆没”。有专家认为，从野生植物的基因中或许能找到解决办法。如籼稻是由野生稻驯化而来的，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籼稻获得了人们所期望的性状，但也失去了部分野生稻特有的基因，其中包括抗病虫、抗逆、高蛋白含量等优良基因。因此，对于育种专家而言，不适合食用的野生稻可以为改良栽培稻储备丰富的基因源，对解决粮食安全、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为了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科学家想出了建造植物“诺亚方舟”的方法，将野生植物的种子提前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种子库。而坐落于云南昆明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种质资源是指有活力、有生命力、可以传递给后代的遗传资源，如植物的种子。种子大约出现在3.6亿年前，是陆地植物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出的高度复杂而精妙的结构，包含植物的全部遗传信息。通常，成熟的种子会在适宜的条件下开始萌发。但有时，种子也会因进入休眠状态而无法萌发。造成种子休眠的原因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种子自身的原因，如胚胎还需要继续发育或被种皮密封而未能获得足够的水分和空气；另一种则是外部原因，种子已充分成熟，只因环境不具备萌发所必须的条件而被迫处于暂时停顿状态。这两种因素既可以单独作用，也可以复合作用，使种子进入不同深浅程度的休眠状态。种子的休眠特性是一种植物特有的生存策略，可以让植物适应环境，在最适宜的条件下萌发生长。正是因为这一特性，才使建立种子库、通过保存种子来保护植物多样性的方案成为可能。

为了保证种子能长久保存，首先要尽量采集成熟度较好且饱满度较高的健康种子。种子采集通常从容易采集的区域入手，逐渐延伸到更偏远的地区。种子被采集回来后，还要对其“验明正身”，核查种子与标本、数据表、DNA材料、照片等是否一一匹配，并初查种子的质量状况。其次，要创造适宜的条件将种子保存起来，尽可能使它们“延年益寿”，以便日后需要的时候再次利用。对于大多数种子而言，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速其萌发过程，促进种子的呼吸作用，加速物质代谢，也会导致出现霉变等问题。相比之下，种子更喜欢干燥低温的贮藏环境。大量实践数据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种子的含水量每降低1%或储藏温度每降低5℃，种子的储藏寿命可延长一倍。实际操作中，种子会被放置在空气相对湿度为15%的干燥间进行脱水，这样做是为了让种子的含水量下降到安全范围之内。如果种子的含水量超过安全范围，过多的水分就可能成了种子的“心腹之患”，在低温下形成大冰晶，破坏细胞膜结构，导致种子失去活性。

保存种子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重新使用，也就是把“沉睡”的种子“唤醒”，使原本处于休眠期的种子正常萌发。为此，要周期性地给种子做萌发实验。一般情况下，在种子送入冷库一周后，就可进行初次萌发实验，萌发率在75%以上即视为合格。接下来，每隔5-10年，就要从冷库中取出一部分种子进行萌发实验，监测种子的活力情况。

理论上，对于冷库中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只要打破休眠条件，就能刺激种子萌发。但实际上，经过干燥、低温保存后的种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别的反应。比如一种叫白楸的植物，它的种子冷藏后便不能萌发。遇到这种情况，研究人员会先利用能将活细胞代谢产物染色的化学试剂进行染色实验，判断种子是否还具有活力。染色结果显示，白楸种子并没有失活。切片观察后发现，原来白楸种子的含油量特别高。冷藏之后，种子细胞内的油脂发生凝固，而在进行萌发实验的25℃的条件下，凝固的油脂没有熔化。当把环境温度升高至45℃时，种子细胞内的油脂仍处于凝固状态。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种子才逐渐萌发。简单地说，这类种子被冻僵了，需要给它“泡热水澡”，才能够苏醒过来。

另外，还要充分考虑植物原始的生长环境。比如，青藏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所以要把来自这一地区的种子放在培养箱里面，模拟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低的环境，通过变换温度，让它们能够萌发。

总之，我们希望种子能在种子库中一直“沉睡”，又希望它们在需要的时候能被轻松“唤醒”。这一点无论对种子还是对现有的保存技术而言，都充满挑战。直到现在，种子库中还有某些种子处于“一睡不醒”的状态，试过多种办法仍不能使其萌发。但这也正是物种保护工作的乐趣之一——通过工作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进一步了解自己要保护的对象，窥探大自然的秘密。

（摘编自谭治刚、蔡杰《种子库：植物的“诺亚方舟”》）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①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②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③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④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