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云南省昆明市黄冈实验学校2018-2019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材料一:
泛娱乐直播平台,指主要业务为传播泛娱乐直播内容,并提供用户与主播进行实时互动功能的平台。泛娱乐直播起源于秀场社区,自2008年上线后发展至今,在PC端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基础。2016年,移动直播迅速崛起,对PC端的追赶趋势明显,7月后用户流量激增,迅速赶超PC端用户规模,并逐渐拉开差距。艾瑞分析认为,移动直播的兴起除降低了直播的门槛、拓展了传播渠道外,也激发了直播的社交属性,激活了直播的潜在用户。直播的整体用户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PC端固有用户的大量转移,因而PC端的用户基础受移动端影响较小,仍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发展。
伴随着泛娱乐直播的火热,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从2016年9月以来,广电局、网信办、文化部纷纷针对网络直播行为下发系列文件。针对直播平台的监控要求不断提高,内容愈加细化,不仅对表演者提出要求,对用户的互动行为也采取了一定的监管限制,这些监管措施将会推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遏制不良直播内容的传播。
(摘编自搜狐网,有删改)
材料二:2014-2022年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及预测
【注】e: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报告》)
材料三:
仅仅两年的时间,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直播领域,在国内已经出现日渐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泛娱乐直播的细分化,往游戏、综艺、体育等场景下沉;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直播与泛娱乐直播之间的分水岭越来越明朗。据艾媒咨询分析,泛娱乐直播领域正处于瓶颈期。数据显示,相比于2016年,2017年的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主要是因为优质内容匮乏、内容粗糙和严重同质化,导致了用户的加速流失。其次,泛娱乐直播的发展环境在改变。艾媒咨询分析,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由于直播的投资热度冷却,资本趋于理性,资源趋于集中,导致行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不少泛娱乐直播平台开始谋求其他出路。最后,变现模式的固化也让泛娱乐直播平台的成本不断提高。用户打赏、网红抽成的变现模式,导致对网红争夺日益剧烈,泛娱乐直播平台疲于“抢人”,疏于改进用户体验,进一步造成用户流失,本来黏性不强的状况又雪上加霜。
然而一时间,直播答题突然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新风口,仅仅是2017年年底到2018年新年的短短两周时间里,中文互联网上就有超过六款直播答题产品出现。直播答题的引入为过去奉行流量为王的直播平台找到了一条内容为王之道,益智问答以“知识竞赛”的面貌重塑了直播行业的形象,同时也收割了新的流量和用户。时参与的网友而言,直播答题开辟了新的娱乐消遣方式,甚至是益智、娱乐、赚钱三不误。因此,抛开当前出现的奖金透明性质疑、作弊外挂等问题.短期来看,直播问答是少有的负外部性较小的模式创新,非常有益于行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娱乐网《直播行业现状剖析》,有删改)
材料四:
与国内的直播平台不同的是,国外的大直播平台多属于已成型的社交平台,如美国四大直播平台Fucebook Live、Youtube、Snapchat推出的Live Stories,Twitter旗下的Periscope等等,这些平台本身已经是大型流量入口,直播对于它们来说社交工具的属性要更多于流量工具,更直接的目的是用直播带来的社交体验重新激活已经越来越趋向沉默的用户,而不是导流新用户。依靠熟人社交奠定社交地位的Facebook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用户,它需要为日趋沉默的用户寻找新鲜感,让互动形式更为丰富,主打视频直播业务的Facebook Live上线后两个月便被放在了服务栏的明显位置。
目前看来,比较统一的现象是直播更适合作为内容生产工具,而不太具备平台化的条件。国外直播市场Facebook,Youtube,Snapchat和Twitter四大社交巨头激烈角逐,国内直播平台则凭借BAT和资本上层,以及微博等大流量平台的互动来彼此竞争。缺乏稳固的社交和流量基础的国内泛娱乐直播,凭一己之力平台化的道路目前来看非常艰难。
(摘编自百家号《看看国外的直播“四大天王”都是谁》,有删改)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中心城区 面积 (平方公里) |
中心城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
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 (公里) |
私家车 出行 比例 |
上下班 高峰期 交通状况 |
|
北京 |
668 |
17774 |
23% |
631 |
38.7% |
重度拥堵 |
上海 |
664 |
17056 |
25% |
683 |
36% |
重度拥堵 |
首尔 |
605 |
15087 |
69% |
1098 |
20.9% |
轻度拥堵 |
东京 |
627 |
14525 |
62% |
2705 |
14.7% |
轻度拥堵 |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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