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都是原装。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

    叶三五十岁整生日，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陶民送去。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陶民坟上供一供。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加玛苏鲁

李娟

    十九岁的加玛，一米七的个子，颀长苗条，行动轻盈。肤色很白，眉毛很淡。眼珠则是灰绿色的，镶着一圈清晰的黑边。脸颊上有漂亮的红晕。头发柔顺又明亮，和睫毛一样泛着漂亮的淡金色。

    有一次我称加玛为“加玛苏鲁”——“加玛美人”。她不好意思地否认，并叫我“李娟苏鲁”。我是近视眼，总是抱怨：“我的眼睛不行。”当我第二次再喊她“加玛苏鲁”时，她迅速回应：“你的眼睛不行。”

    加玛初一时辍学，已经放了五年的羊。虽然五年过去了，她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年的汉语课文：“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雨沙沙地下……小草绿了……”她还会做广播体操，总是就着《黑走马》的音乐做。还喜欢让我压着腿做仰卧起坐，做俯卧撑，立定跳远，三级跳远……温习一切学校里才有的花样。

    提到学校，加玛的话就多了。我由衷地说：“加玛是个好学生，爱学习，又爱运动。”她听了便有些悲伤。

    她说：“我放了五年羊，姐姐画了五年画。”

    加玛十四岁那年，十六岁的姐姐乔里潘想去伊犁的师范学校画画。大家实在不想中止姐姐的梦想。但当时家里唯一的男孩扎达未满十岁，妹妹也还小，再没有合适的劳力了。于是加玛就辍了学，开始跟着爸爸居麻放羊。

    对此，加玛的确有些伤心，但毫无怨言。她很爱自己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一提到他们，就滔滔不绝地历数每人的优点——姐姐画画儿好，妹妹莎拉古丽歌唱得好，弟弟最聪明，摩托车都会修……最后黯然道：就自己什么也不好，所以只能放羊……

    其实加玛远比一般的同龄姑娘聪慧。如果能一直上学的话，也会非常优秀。

    加玛还告诉我，在阿克哈拉的“黑走马”宴会厅，年轻人聚会时，每人都会轮流在麦克风前唱歌。其实那时她也非常想唱，却怎么也不敢，无论大家怎么鼓励都不敢。想想看，一年到头，这个姑娘能够在人多的阿克哈拉停留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其他的日子全是沙漠戈壁，森林草野，青春只与牛羊为伴……

    加玛手很巧，很多姑娘的“灵巧”都源于经验上的熟练，可加玛不是，许多初学的事情，一上手立刻心领神会。

    总之，加玛苏鲁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可偏就没有男朋友！如果和她聊起这个话题，会让她小受惊吓，“豁切”个不停。

    背雪途中休息，加玛翻起身上的衣服念叨起来：上衣捡弟弟的，毛衣借妈妈的，棉裤是爸爸的，牛仔裤是姐姐穿剩下的，袜子是奶奶的……算来算去，只有手套和鞋子属于自己。

    我说：“没关系，快结婚了嘛。等结了婚，啥都是自己的，对象也是自己的。”①加玛捏一把雪洒了过来。

    那天晚上我们顶着寒流在星空下赶羊，各走在羊群一端。不知怎么了，一路上加玛止不住低声唱着歌。虽然歌声是平静的，但我猜她一定沉浸在激动之中。果然，快走到沙丘下时她才告诉我，前两天来找骆驼的牧人带来了沙阿家的卡西帕去阿勒泰上学的消息。她非常羡慕，也想去上学……

    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加玛才一直努力地向我学习汉语。她借用我的哈语自学材料，抄写后面的汉哈单词、词组对照表，还一一注音，学得像模像样。但内容却一点也不实用，什么“礼尚往来不可缺”，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却是无限的”……

    我也会向加玛讨教一二。她却总是一教就是一大堆，我说：“行啦，够啦，这么多，得一个礼拜才记住！”她微笑着说：“要是我的话，一天就记住了。”

    果然，头一天晚上学的单词，第二天早上听写，几乎全能写对！过好几天再抽查，还是能写对！

    我天天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一些内容。加玛问我写了什么，我说：“写加玛的事。”她说：“豁切，有那么多的事？”

    时间久了，大约她也有所触动，也决定写些什么。有一次出去放羊之前，她找我借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等晚上赶羊回来，纸上就写满了漂亮的阿拉伯文字。晚饭时，她认真地念给大家听。她爸妈放下茶碗，听得津津有味，听完都说“好”。还把那张纸要去默读了一遍又一遍。我问：“写的什么啊？”居麻说：“给李娟的信。”我一听急了，硬让他给翻译。结果这家伙只翻译了一句：“李娟在我们家的工作情况。”

    我们在这片荒野上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月，今年就要回到乌伦古河畔的春秋定居点了。因为奶奶病了，得住院，家里的奶牛和山羊没人照料。于是地窝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想想都觉得寂寞啊。但加玛却显得非常高兴，大约定居点有她念念不忘的“黑走马”宴会厅吧？——有年轻人的世界，有可能前来的爱情，有打工的机遇，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不知这个冬天，②我们已经成为大姑娘的加玛苏鲁是否能积攒到足够的勇气，站出去为大家唱歌？

    加玛走后我们都倍感寂寞。一月初，她托兽医捎来一封信。这回居麻认真翻译给我听了，开头第一句是：________________ ， 只这一句，就让人想要流泪。

（节选自《冬牧场》，有删改）

派克钢笔

孙春平

    我家附近有片小花园，傍晚时常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佝偻着瘦弱的腰身，绕着甬道一圈又一圈地蹒跚。有一天，我看老伯嘟嘟哝哝地又在绕圈子，便想凑上去陪他说说话，他女儿林慧从亭子里闪出来，对我悄声说，别打扰他，老爷子说散步时脑子好，他正构思写东西呢。我问，是不是写回忆录？ 林慧摇头说，好像是写诗歌。管他写什么呢，只要他高兴。

    林慧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毕业后我下乡，地去了工厂。记得她说过，林老伯跨过江扛过枪，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以前只知他离休前在工厂当领导，没想到了慕年，又想搞创作，这种生命的激情，着实让人钦敬啊！

    万没料到，有一天，林老伯会让女儿陪着，我到我家来。林慧说，我爸听说我的老同学是作家，非要拜访你。林老伯立刻从怀里拿出一沓文稿，嚷着说，我写了点东西，作家帮我看看，行吧？ 林慧忙指耳朵示意，老人耳聋，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二人离去，我打开稿子，总题叫《新少年三字经》，子题目也有二十多个，仿着古时《三字经》的写法，爱国旗，爱劳动，爱父母，爱粮食，每章二三十句。平心而论，立意虽都不错，但质量平平，遣词用字也不甚准确，有些地方还没押上韵脚。但这出自八旬老人之笔呀，共和国功臣对祖国花朵的殷切希望，岂能用庸常的文学水准去衡量？ 老人写出这些，还不是想在这喧嚣的世界里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我想了想，便给报社的编辑打去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还给他读了其中的两节。编辑果然很兴奋，说你选出五六节，修润后抓紧发来，同时发来老人的简介和照片，我争取在六一专版加编者按隆重推出。

    六一后的傍晚，我拿着报纸和稿酬等在花园里。其实，此前林慧已将报纸带回家，但见了那二百元钱，林老伯仍是很激动，颤巍巍地接钱在手，还大声说，我接着写，写一百首。我小声逗林慧，叫老爷子请客。林慧抿嘴一笑，说一分钱也别想。

    年底的时候，林老伯由保姆扶着，再次踏雪来到我家。我问林慧在忙什么，保姆说，慧姐不肯来。老伯又展开了他的文稿，是更厚的一沓，说请作家帮我改改，再写篇序，行吧？ 我吃了一惊，问，要出书呀？ 那可得由出版社审定。老伯摆手说，不用出版社，我有个战友的儿子，在印刷厂当厂长，他说你给写篇序，他免费给我印，不多印，就五千本。我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再问，印这么多可怎么处理呀？ 老伯又说，当年厂里没少往学校派工宣队，人托人，都答应下来了，两块一本，不贵卖。

    林慧不肯出面，表明了一个态度。但老同学越是这样，我越不好拂老人的面子。那本薄薄的小书我见到了，是春节前林慧特意送来的。我问，听说离休干部的退休金一月好几千，医疗国家全保，你们几兄妹是不是还要啃点老呀？ 林慧笑说，每月工资一到，老爷子只取两千，一千付保姆工钱，另一千是他和保姆一月的伙食费，剩下的都送银行，谁也动不得。要不是我每月另偷偷塞给保姆几百元，人家早辞了。见我听得发怔，林慧又说，那我就再给你交个底，这本书，其实我只让印了二十本，我从印刷厂取回后，跟我老爸说，其余的全让学校取走了。后来学校送到家里的书款，都是我拿钱请人送去的。不管老爷子怎么喜欢钱，咱也不能违背有关法规不是。要不是书里有你写的序，也不会想起送你。林慧还说，我老爸还在家写呢，这回说要写千字文，也写一百篇，再出书就能厚一点了。我说，转告老伯，慢慢写，别累着，慢工出细活。

    没想，我再没见到林老伯。老伯仙逝，终年八十六岁。安放骨灰那天，墓地上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位律师，两位公证员。律师当众宣读老伯的遗嘱，说去世后捐出一百万元，在山村建一座养老院，但不可用他或子女的名字命名。若积蓄不足，就变卖房产，再加丧葬费，结余部分统由二子一女再加保姆平均分配。遗嘱中还特别强调，他留有一支源克钢笔，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赠与林慧的作家同学，以表感谢，也是希望。三个子女当即表态，执行遗嘱，不折不和，敬请老父安息。

    我心中震撼，手握派克钢笔，眼望高天流云，久久说不出话来。老人家的希望是什么，

    苍天大地都知道，还需我赘言吗？

（选自《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垫底的人

陈大超

    终于调到一个局机关，吃上朝思暮想的“财政饭”，徐芳高兴得一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等她醒过神来，她就发现在这个既讲级别也讲资历同时也讲能力的机关里，她原来是个垫底的人，谁都可以指派她，谁都可以指责她，谁都可以对她垮下脸来。人到中年、在原来的单位里大小是个头儿的徐芳，心里的高兴劲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没过多久，局里又来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基本上就是个只能拖拖地夹夹报纸冲冲厕所的傻瓜。虽然傻瓜来头不小，但徐芳仍然可以把他当作垫底的人，只要她受了谁的窝囊气，她立刻就找到傻瓜，或者说“把地再拖一遍！”或者说“把报纸都好好夹起来！”或者说“帮我捶捶背！”傻瓜简直像个一摁按钮就立刻动作起来的机器人，不论你的脸色多难看，不论你对他的指使多么不合情理，他都是一点反应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个名叫闵天飞的傻瓜，考大学时离读清华的分数仅仅只差一分，一阵狂笑就变成了一个痴不痴呆不呆的傻瓜了。徐芳也挺同情他的，但她一旦受了谁的气，仍然要把他当作出气筒，恶言恶语地把他使唤一通，让自己产生某种虚幻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在这个机关里，对她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局长科长们，而是这个傻瓜——没有这个傻瓜给她垫底，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过下去。

    这天上班，她居然没见到天飞，楼上楼下各个科室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一问，原来是他家里人领着他到上海治病去了。她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接下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的。她就总是下意识地跟人家讨论：“你说天飞的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你说天飞的病治好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还假惺惺地说：“要是真能治好那就太好了啊！”其实她潜意识中非常害怕他真的给治好了。

    一个星期后天飞出现在局里的时候，仍然是那副呆不呆傻不傻的样子。徐芳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她也仍然常常在背后整他、吼他，拿他垫底、出气。后来她竟然发展到敢用鸡毛掸子打他了。也就有一次，她一失手，竟然将鸡毛掸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打得他当时猛地一激灵，全身仿佛触了电似的一抽搐。谁也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使天飞的智力因此而恢复了。

    天飞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再到局里上班的时候，脸上就再无半点呆气傻气了，局长也不让他再做那些杂事了，而是要他在秘书科“适应适应”。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天飞就给人一种英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感觉了。自然，在这个局里，徐芳又成了一个垫底的人了。她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自己竟然用鸡毛掸子去打他——这一打，又把自己打入了度日如年的冰窟里。

    她常常幻想在天飞独自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后面，用一个暗中准备好的小木棒，对着他的后脑勺乒乒乓乓地从各个角度猛敲一气——再把他脑子里的那个开关敲关上……

（原载《金山》2003年第2期）

断桥

蒋寒

    接连两场暴雨，上百年的古桥，被山洪毁了。

    洪水将山寨与外界天隔一方，孩子们上学，大人们赶集，只能靠树杆、木梯、竹竿慢慢爬过去了。

    村民们找到郭支书，请他拿主意。

    郭支书住在山寨对岸的郭家坨，郭家坨地势高，再大的洪水也奈何不了它。郭支书听了村民的反映，吧嗒着旱烟，思忖着，不急。乡亲们急啊，挤了他家满满一屋子，支书娘子忙着为大家沏茶添水。

    山寨丙成代表大伙说：“就那样断着，不是个事啊！大人进进出出好办，娃娃们上学呢？你不是常说，一切为了下一代嘛！”

    郭支书伸出两指捻了捻火星闪动的旱烟，吧嗒着，不吭声。

    有人小声说：“我们知道，你肯定还在生大伙的气。入夏以来，见你没少往古桥下跑，东瞅瞅，西敲敲，大伙说你是盼着古桥垮了，好向上面申请救济款，以便从中捞……”

    声音小得没人听得见。

    屋外的大狼狗汪汪地叫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了，近期还将有持续暴雨，省、市、县层层拉响了防汛警报。村委会也早作了安排，这会儿，马主任正带着工作队现场走访……

    丙成说：“郭书记，你大人大量，快替大家拿个主意吧。上面要不拨款，我们各家凑也行。”

    郭支书翻大伙一眼，说：“钱，我来想办法，力，大家得出。”

    “要得要得！”大伙就兴高采烈地散了。

    有人见，第二天一早，郭支书拎着包朝镇上去了。几天后回村，他就给望眼欲穿的乡亲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修桥款弄到了，钢筋水泥什么的都联系好了，接着就送来，天晴就动工……

    时不我待，趁着阳光天气，两台吊车就轰轰隆隆开进断桥现场，洪水也下降了许多，山寨老少能动的都出来了，大伙说说笑笑，干得热火朝天……

    郭支书和马主任在现场指挥。马主任抹了抹烟嘴，递给郭支书，白烟就从郭支书的鼻孔里冒出来，一脸欣慰。

    马主任感慨道：“老伙计啊，真是难为你了，镇上县上一毛不拔，得亏你家老大开明啊，从自己公司支持50万。”

    郭支书笑：“我们养育下一代图啥，不就是为我们修桥修路修康庄大道嘛。”

    马主任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半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大桥就牢牢地架在了天河上，连接着山寨与外面的世界。

    可是随后，村里传出了关于郭支书的风言风语，说是郭支书这回准是贪了不少上面的修桥款，有人甚至闹着要找郭支书讨工钱。

    风言风语被马主任苦口婆心压了下去，大伙听说是郭支书的大儿子公司出的钱，又有话说了，不仗着他老爹是个支书，他能开公司吗？再说，50万啊，没有好处的事情，傻子才干！

    马主任听了，哭笑不得。

    坐在断桥的残垣上，凝视着旁边雄伟的新桥，郭支书缓缓地吐着烟，对身旁的马主任喃喃道：“汛期过后，我就辞职了，但愿这座桥能管一百年，一万年！”

    倏地，山洪从马主任的眼眶奔涌而出。

（选自《金山》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