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汤一介

2014年9月9日晚上8点56分，87岁的汤一介先生与世长辞。尽管没能见到自己主持的《儒藏》①全部出齐，也没能见到新版的《汤用彤全集》面世，但没有人会对汤一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有任何疑问。

仅在2014年他就出席了三套大书发布会——10卷本《汤一介集》发布会、《中华佛教史》发布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发布《儒藏》“精华编”第一批100册出版首发式。此外，由他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也于7月份出版，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汤一介的祖父汤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一介1927年在天津出生后，父亲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这一点，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做到了。

少年时代的汤一介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成年后开始独立思考人生、社会等问题。考大学时，汤一介选择了北大哲学系。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71年夏，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回到北京，担任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②写作班子。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此时的汤一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教学资格，重新走上他离开了多年的讲台。不久，他在北大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并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对于此书，学者傅伟勋认为其经历了“文革”严冬后，在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己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征服欲望愈来愈强，自然与社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尤为重要。

此外，汤一介还于1984年12月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其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学者为导师，并多次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早在1989年的秋天，汤一介就提出了编纂《儒藏》的问题。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儒藏》编纂的队伍中。

在80岁寿辰的时候，汤一介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

(有删改)

【注】 ①《儒藏》收录编辑历代儒家典籍，工程浩大。明清两代，就有学者提出编纂此书，但终未实现。在教育部立项、由北京大学牵头的《儒藏》工程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②“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为“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已成为全体城市人的骄傲和“城市梦”的理由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实际上来自古希腊最博学的学者亚里士多德。

村声

老向

    没有声响，不足以表现寂静；没有寂静，也不足以显示声响。这种情理，在居住乡下的人们很容易悟出来。

    从太阳没有了说起吧：爱吵爱叫的孩子们，都像小麻雀似的各自回家去了。所有的街巷，一齐入了睡眠状态。完全黑夜自不待言，就是有月光的日子，那路旁的树影儿，也不会把孩子们喊出来再玩玩不是？偶尔，纯乎是偶尔，有个小贩在晚餐以后会来的喝一声“老豆腐开锅！”那声调又高又颤，好像一只带伤的秋雁，飞到东西，飞到南北，终于又飞回来；因为四周都让寂静给塞满了，没有它的去路。

    “雄鸡司晨”，仿佛是鸡祖宗留下的老例。然而定县的雄鸡，很有一些“祖宗不足法”的创造精神，它爱几时叫了就几时叫。它的鸣声很草率，大概它并不指望着震动天下，也不管那些“打夜作”的人们听了发生什么感想。它仿佛是对于这黑夜的寂静有些胆怯了，所以要试着叫一叫。

    俗谚说：“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夜猫，俗名叫做秃枭。许多人家都把秃枭当作凶鸟，很厌恶它在深夜间大呼小叫的。本来夜里静得就有点死气，它的啸声仿佛使死气颤动起来，自然不免有些鬼气森森，无怪乎人们听了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我个人并不怎样讨嫌它；绕在我的住室前后的古树上，时常有一两只枭鸟夜鸣。在这无边寂静的秋夜，它的一声高啸，到底把寂静画了一个轮摩。

    在这并不“夜不闭户”的年头，夜间有比枭鸣更足以使人提心吊胆的声音，那便是群狗狂吠。自然，狗有时也会“咬空儿”，所谓为了要叫而叫的；但是据说大部分是“有所见而叫”，人们怎么能不惊心？在有许多村狗向着一个目标叫成了一片的时候，留心门户的人们，会爬到房上，相应的有一两声表示他有戒备的假咳漱。

    夜间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刻起便宣告结束。黎明，首先进村街的是一面“蓬蓬蓬”的破皮鼓。敲鼓，在北平是卖零碎木炭的唤头，在此间却成了卖豆腐的了。无论多么困倦的人，听了这破鼓晨声，若还赖在炕上，那便是村中加料的懒人，便会失掉许多街坊的同情。像我们这些按照钟点作息的人们，有时感到这面破鼓惊扰睡梦，心里很不高兴。可是既而一想，这只能怪自己起得太晚，怪不着别人。而且这面破鼓，不论冬夏，也不论风雨，比鸡叫还靠得住，天天准是黎明即到，默默之中有着报时钟的作用。

    晨鼓之外，这一个整天儿还有一种经常的声音，就是卖烧饼麻糖的那面小铜锣。乡下人们，要不是去瞧病人或是哄孩子，谁能那么不知物力艰难，随便拿起个烧饼来吃吃？好，这样儿，一时售不完，那卖烧饼的可有活儿干了。他好像一人吃着双工钱的更夫，由早到晚，由东铛铛到西，由南铛铛到北。最初我们觉得他简直是发疯，以为敲一两下，大家都听见就得了，何必

那么不怕麻烦连续着敲？后来明白这道理了：说他深怕锣声一住，这个村庄便真个静得死过去，也许靠不住；说他自己忍不住这寂静，八成没有错儿。

    在寻常的日子，村子里再没有别的声音了。遇上城里大集的日子，有个把卖鸭梨的小贩，剩下了货底，在归途上路过这个村庄，也许顺便摆在街上吆喝两声。这时，许多人们不论买与不买，总要跑出街门来，看看，但是十集八集，这类小贩也未必来一回。

    村妇骂街，也不失为冲破沉寂的声音，可惜是也不常有。

    另外，在白天，碰巧了有“钱买杂皮”或是“猫皮狗皮换鞭梢”的小贩到了，村里的狗们一定会总动员去欢迎他，远远的向他狂吠致敬，也还有相当的热闹。

    晚饭以后，我们时常翻阅“皇历”，挑拣“诸事皆宜”的好日子，猜想会有谁家“娶儿嫁女”，会有一班吹鼓手来大闹一阵。及至到了那一天，并无此事，心里仿佛失掉些什么似的。

    有时觉得下雨也好，下雨可以听到檐前的滴水浙沥；刮风也好，刮风可以听到屋后的白杨萧萧。恰巧在这“春秋多佳曰”的季节，又少风无雨。

深山古寺里的和尚，不肯蒲团静坐，养性修真，偏要去听听鸟叫，听听泉鸣；早晚还要轻叩木鱼，低诵经文；有了这一切还嫌不够，不时的还要笙管箫笛铙钹钟鼓的大吹大擂。以前我不懂这是什么出家人的道理，现在，我明白了。街上一个小孩子随便大嚷一声，不是都能把我叫出去么？

献给艾青的红玫瑰

曹积三

    ①十多年过去了，那束红玫瑰，依稀仍在眼前灿灿地绽放着。按说，送仙逝者驾鹤西去，应献白色或黄色的菊花，可我觉得，艾青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世俗的反叛者，他一生追逐太阳，为光明战斗，为光明歌唱，献一束充盈着太阳颜色的红玫瑰更为合适。于是，那天，我捧着一束如火的红玫瑰，赶到东四十三条97号艾老的府上送他远行。高瑛大姐欣喜地对我说：“艾青喜欢红玫瑰。”我感到一阵宽慰。后来得知，艾老走后，赶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所献之花，满满地拉了两卡车，还没有运完。

    ②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因读到《大堰河》，而晓得了艾青。岂料这位可敬的诗人命途多舛。他的诗集一度被图书馆“禁借”，为此，我曾备感困惑和惆怅，但不管有人怎么往他身上泼污水，那些美丽的诗行仍令我的心头发烫。值得庆幸的是，波诡云谲里，虽经七灾八难，他终于挺了过来，如同涅槃的凤凰。然而，直到1988年的初秋，我才得以见到心仪多年的诗人。

    ③那是一个下午，北影有个剧组开机，约我去写点什么。并告诉我说，拍摄地点在东城丰收胡同21号四合院。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艾青的家。处于京华一隅的这个小院，像是远离尘嚣，别有一番天地，它静谧、安适，特别是那斑红灿烂的花木和葡萄架上缀满的果实，更平添了几分温馨。拍戏，是个扰人的活儿，把原本整洁的院子弄得很凌乱。艾老的夫人高瑛大姐古道热肠，对此毫不介意，还替剧组找东拿西，不停地张罗着……小憩时，她从葡萄架上，剪下葡萄，请大家尝鲜。就在这时，我望见艾老透过书房的窗子，正笑吟吟地望着我们。我急忙去向他问好。

    ④那天，艾老身著中山装，笑容可掬，热诚得如同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聊起了电影，他告诉我，他很喜欢电影，在延安的时候，放的是几部苏联的原版影片，一边放，一边由萧三翻译，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如今，我们国家的电影进步很大，可惜，他眼力不济了。他说：“银幕，是神奇的王国，可以充分展示才情。艺术家描画人物，表现命运，可以呈现一种诗境和画境，让人羡慕。”我说：“艾老的许多诗，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有画境，就像一幅幅电影的定格镜头，让人遐想，充满魅力。”他笑了。

    ⑤艾老夫妇对电影的喜爱与支持，让人心里暖暖的。1990年春天，我编罢《中国影人诗选》，想到这是历史上首部电影人的诗选，序请阳翰笙阳老写就，封面题字非艾老莫属。我便把想法告诉了高瑛大姐，大姐爽快地说：“我去说，艾青肯定会答应的！”艾老果然满足了我的心愿。谁能料想，就在艾老为《中国影人诗选》题签后的第三天，1990年3月21日，他去中纪委招待所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时，跌倒在洗手间里，右臂不幸骨折。最后，时年八秩高龄的艾老，不得不切除了右肱骨头，装上了人造的假体。此后，再也无法自由运笔，挥毫题字了。《中国影人诗选》竟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题签！

    ⑥当我再去拜望艾老时，艾老满面春风，没有因为装了金属假肢而沮丧，尽管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坚强、坦然、幽默依然。高瑛大姐告诉我，艾老曾与探望他的诗人邹荻帆有过一番苦涩的趣谈，说道：“我这个人真奇怪，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老是在右边出毛病。1959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割麦子时，镰刀把右腿膝盖割了个大口子，一个多月不能治，也不能走，更不能打弯，受了很多罪。‘文革’期间，在连队阴暗的地窝子里住了五年多，里面没有电灯，在煤油灯下读‘圣书’，还要写这个写那个，又缺少营养，瞎了右眼。1988年在自己家小院里跌了一跤，右眼眶起了个大包，引起脑血肿。这一次又摔断了右胳膊，真是太巧了，都是发生在右边。”说罢，朗然一笑……

    ⑦艾老笑谈天灾人祸，风雨淡定，真乃豁达人生！

    ⑧诗坛的巨人走了，已经13年了，但悠长的岁月抹不去对他的敬重和怀念。这敬重和怀念，就是我们献给他永不凋零的红玫瑰。

癖

叶志平

    住在紫来桥边上的陶先生，出门总是干净的长衫，黑色礼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架在鼻梁上的一副金丝眼镜。

    起初，小城人对陶先生这身装扮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陶先生留过洋，在东门街开了这家西医诊所，名号曰“济仁堂”。

    陶先生医术如何高明，知道的人并不多。但陶先生有洁癖，却是人人皆知。

    他家的碗筷，隔几天就得用开水煮一遍；被褥呢，也得隔三差五就在烈日下暴晒；给人看病，嘴上也总是蒙块白布片儿。

    有年冬天，大家都聚在街上的“龙眠茶馆”喝茶聊天。却听见有人一声连着一声咳嗽，一路捂着心头，往“济仁堂”走去。却见那陶先生早已立在堂外，嘴上蒙着块白布片儿，手上还举着一个，一言不发向那人走去，就要把白布片儿往那人嘴上蒙。那人骇了一跳，更加猛烈地咳嗽起来，边摆手边往后退：“陶，陶，陶医生，咳咳，你想，咳，干啥？”陶先生从白布片儿里传来低沉的声音：“这是口罩，快戴上！”那人一看身后，喝茶的全出来看稀奇了，觉得当众受了奚落，急了：“陶医生，你这，咳咳，啥意思？我不就是，咳咳，咳嗽吗？我，我，咳咳，不看了！”人们又看到陶先生的怪模样，不由一片哄笑。

    从此，小城里的人都觉得陶先生行为怪异，不好接近。紫来桥边上的中医刘先生那里，却是人来人往，谈笑风生。

    这几天，东门街上来了个老头，头发蓬乱，衣衫全破成了布条条，老远就闻到了臭味。老头倒也安静，就靠在街边的一堵破墙边，面前放一破碗。偶尔有人经过，就“咣啷”一声丢下个铜子儿。 ……这天，老头突然“轰”地一声，倒在街面上，张着大嘴，双目无神，呼吸不得！周围有不少人，却都是干着急没办法！

    恰好，陶先生穿着长衫，戴着新礼帽，匆匆路过。一抬眼，陶先生快步上前，分开人群，蹲下身子，伸出白净净的手，用拇指指甲在老头人中穴上用力掐下去。接着又张开左手，按住老人心口，右手握拳，敲打左手背，如此敲了几十下，老人仍无好转。

    人们都屏息紧张地看着，陶先生白净的脸上也冒起了热汗。突然，陶先生左手捏住老人的鼻子，右手掰开老人的嘴，接着一弯腰，嘴对着老人露出黄牙的嘴，送了一口气。看见这一幕，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看病都让人戴布片儿的陶先生，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有洁癖么？

    如此几下送气吸气，老人渐渐呼吸顺畅，两眼也回了神。陶先生往人群里瞄了一眼，对“龙眠茶馆”的吴掌柜道：“吴老板，麻烦送碗茶来！”吴掌柜一拍脑袋，“哎！”待吴掌柜亲自端来一碗“桐城小花”，喂老人喝下时，陶先生已走远了，只留下一堆人议论纷纷。

    这天晚上，吴掌柜提了一纸包上等的“桐城小花”茶叶，敲响了陶先生的门。陶先生打开门，淡淡一笑：“吴掌柜，稀客啊！”吴掌柜一摸脑袋，不好意思道：“陶先生好，大家平时都忙，也很少走动。”

    陶先生顺手接过茶叶：“吴掌柜请坐，有话请讲。”吴掌柜又一笑：“我这人好奇心重，有点事弄不明白，我觉都睡不好。”“今天的事？”“对，对……”

    陶先生打开雕花木窗，看着天边的那轮明月：“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我有洁癖。其实，有些疾病具有传染性，像上次的肺结核病人，我观色听声，知他病得不轻。如果不戴口罩，极有可能传染他人。”

    “那，今天，您就不怕那老人有病会传染于您？”

    “哈哈，你只知医者有洁癖，却不知医者更有救人癖啊！”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