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 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在西域读李白

夏立君

①公元762年秋，病骨支离的李白什么都不需要了，唯要酒，酒。他一生醉得太多了，但这最后一次。他举杯邀月，却发现月在水中，他悠悠忽忽扑进水中，抱月而眠。依照古礼，溺死不祥，何况是醉酒落水。他的亲朋对此讳莫如深。可这实在是最诗人的死法。谁像他这样认真又天真一生？连死都是一首诗。他那天籁似的诗文，他那横空出世的才华，萌芽于何方？他与我们为何如此不同？

②李白的生命是由西域移植到大唐的。这个漂泊的家庭在地广人稀的西域，在以游牧者为主体的人民中间，顽强生存上百年，完全拒绝异族血液是不可能的——李白至少是半个胡儿吧？这仅仅是我的猜想。

③这个漂泊的家族终于孕育了一位伟大的漂泊者。历史在此与一个伟大的天才相遇。

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光彩的时代，开朗雍容的气势在整个封建社会空前绝后。只有大唐的江山才能安措天才李白那放达的脚步。历史的伟大契机在此生成。没有那个开放的时代，这个饱含异质的天才会被扼杀；没有这个天才的加入，那个时代也会减却许多光辉。

⑤异国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的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宇宙——天地间只有逆旅和过客。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作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没有第二人的。

⑥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传说中他曾手刃数人。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净，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有这份超乎功利之上的痴情，就是一位真正的游侠了。即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些无赖的游侠脾气也是不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待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⑦在喀什、阿勒泰、伊犁这些昔日西域城市之间跋涉，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都给我有力的震撼。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游牧后裔的单纯与猛烈。昆仓山、天山、阿勒泰山，像横亘中亚细亚的三架竖琴，将咚咚的马蹄声传递到最遥远的地方。骑士们贲张的血脉不理会任何荒凉。成吉思汗的马队从塔尔马哈台从伊犁河从阿勒泰山掠向中原，将浩瀚的里海变成内陆湖。多么凶蛮单纯而强烈的节奏啊！李白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了，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化为他精神的马队。他不在意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大笔横扫，狂飙突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粹，令所有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一下子飞扬起来。

⑧游侠李白飒沓而来，他的双脚和诗笔生动了大唐的山水。

（选自《散文》2003年第12期，有删节）

文化节目收视下滑：期待建设性互动

    《百家讲坛》收视率已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舆论普遍不太乐观，认为这个影响很大的节目进入了“衰退期”。

    ①记者：《百家讲坛》的起落是不是说明：学术通俗娱乐化可能行不通的?

    梁永安 (文化学专家)：我觉得现在下这种判断还为时尚早。一档节目起起落落很正常，社会的焦点总是在不断转移，比如当前的股市楼市、金融风暴等问题，一时之间，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所减弱也算正常。

    何况《百家讲坛》原来的定位就不是学术，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通俗化。准确来说，它应该属于文化传播平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专业空间。最明显的特征是：演讲者并不提供自己独特的材料发现或者体系构建。比如于丹就很聪明，声明自己是在学术的“墙外”讲《论语》，与真正的经学研究区隔开来，阐发自己的感受。舆论以为她对学术话语有所威胁，其实完全没有，学术自有学术的一套研究体系、学理化的表达方式。

    ②那么您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永安：我想它可能面临困顿期的内容资源的转型。《百家讲坛》的听众，主要是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对三国、《论语》等历史本来就很感兴趣，而新一代人却未必买帐，且不说新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仅仅是新一代的彷徨迷茫和生存焦虑，目前就很少有主流文化节目能够切中。所以《百家讲坛》能否在当代全球景观下，开掘新的内容资源，在年轻人的心灵引起共鸣，是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③记者：或许文化传播类节目本就不用追求轰动效应，默默把“高端路线”坚持下去，才是常态？

    梁永安：那倒未必。国外的文化节目，持续走红几十年的不在少数。比如美国的脱口秀、BBC的历史专题等。这些节目也经历过低谷，只是当观众耳熟能详到自己都能掰的时候，节目完成了自我升级，让人重新获得惊喜，也就重新赢得了观众。《百家讲坛》中即使被称为“心灵鸡汤”的于丹说《论语》，往往也是采取简化问题的方式讲解，似乎如此一来，生活的困顿一下子就很容易想通，其实这并不顶用。只有首先将事件的复杂本相清晰地传达给观众，观众才能从历史中相互对照，吸取智慧，让历史焕发出高度的启示性，这样的讲述，才能切中当代青年人真实的生命状态，才会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④记者：换句话说，您不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是社会的理性回归，反而是一种遗憾？

    梁永安：是的。类似的文化栏目很有必要。我们对传统的重新体会和表达做得太少，《百家讲坛》仅仅是个起步。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方面太需要有人寻找新的资源和角度重述。《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样式刚刚萌芽，有待成长。与其批评，不如抱着建设性的态度。

    ⑤记者：其实不只是对《百家讲坛》，只要对一种文化现象不满，抱怨远甚于建设，已经成为舆论的习惯心态。

    梁永安：世界知名栏目之所以能几十年办下来，是因为它们的受众不是简单的受众，会主动介入，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节目不断调整完善。而我们一些受众并不主动参与，只被动等待，一旦不满，也不抱着建设心态让它更受欢迎，反而是诉诸抱怨来获得心理满足。

眼下，各种文化观点几乎都能找到依据，其实也就是找不到绝对的依据，只能做出自己的相对判断。人们已经习惯拿有用有效去判断，而不是生命所依附的价值去理解，所以很多文化产品带有消费特性，一旦不合口味，人们马上就会抛弃。就算它本身有珍贵的潜力可挖掘，也不觉得珍贵。这其实并不理性。如果受众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任何文化都将失去内在更新的能力。将失去内在更新的动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1）联系

阿芳

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吧。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乌，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秽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一一乒一一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两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份。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的回答。

    “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 。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词的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

【注】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有私，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一些吃食，回到祖居的乡村老屋。站在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小院里，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小的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间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南窗前丁香的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回到屋里，架在大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沏上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利的寒风里，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我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提。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萝筛两边分流了。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们就像是社会大坐标的两极，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转眼间五月来了，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连一块巴掌大的裸露土地都看不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柳树，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得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屡圣洁的温柔，我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直到某一天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丝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见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我在读到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苛的龌龊惹烦了，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当然，每有一篇小说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是我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