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言下之意，法律法规的制定固然重要，公民是否将法治内化于心，更能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要建设法治中国，就离不开对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

    谈到法治，在现实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学，有人负责讲，有人负责信，但是在学的人不讲，在写的人不用，在用的人不信，出现了分离的倾向。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是缺乏法治精神的表现。“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却有根本不同。法治，是法治精神的培养，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法制，是制度规则的设定，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前者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后者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如果仅仅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有依照法治行事的思维，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学用分离、讲信分离的倾向。

    “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话，其意也是在强调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才能使法治精神真正成为“慢慢诞生的风尚”，成为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呢？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首先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公共规则意识，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社会基础。所谓公共规则，就是人们为了维护公共生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公共生活准则。公共规则意识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确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人们在处理权责问题时，不感情用事，而是依据所定规则作具体分析。法治是对公共规则的制度化提升，是用法律的手段使人们约定的规则得到权威的确认。只有在全社会具有良好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法治精神。大家都知道“中国式过马路”，不必看红路灯，只要凑齐一堆儿人就能过去。这是典型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匮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法规吗？不是的，交通法有明文规定：红灯停，绿灯行。所以说，形成法治精神的前提必须是公共规则意识的建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次就是要在全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之所以把法治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表述中，一方面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另一方面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呼唤并能促进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培育法治精神，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完善，还要着力在规则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等方面加以深化，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孙子兵法》讲“朝气锐、昼气惰”。法治精神的涵养应以青年为主体，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影响力。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群众基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所言，青年之于国家，意味着希望和未来；青年人最具朝气，具有感染他人的特殊能量，青年人最具活力，拥有活跃社会氛围的独特魅力；青年人最具可塑性，其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其思想正处于建构时期，能够较快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法治精神的培育应当以青年为主体。

    培育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选自2014年10月22日《求是》，有删改）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学/科网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墨香阅读和指尖浏览，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这个问题不仅关乎阅读方式的选择，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即阅读场景的变革。以前，人们的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克服“阅读危机”，正确的方式不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APP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增加了文化厚度。

    当今时代阅读场景的变快，提示内容制造方必须以更加用心的方式装订内容，给人们提供新的阅读体验和知识服务。今天，制造信息的技术鸿沟已被网络填平，人人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这也是自媒体崛起的背景。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提升“单位面积”内的阅读质量。网络时代的阅读，可以更精彩。

（2016年08月04日是《人民日报》）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19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已成为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最钟爱的主题，以至于它占据了我们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不幸的是，这些作品所描述的人工智能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生命和生活形式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机器人的斗争。同时，过去一百年充斥在科幻文化中的拟人化手法也把人工智能窄化了。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典型形式和一个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不只是它可以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理解人的语言、思维和智能本身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科幻文化对人工智能的窄化还在于，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生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人工智能必须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反应、修正机制，这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个体的假设之上。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个体，还有无数他者，如何以算法应对无数社会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充满非理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这才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难点所在。心灵没有方程式，社会性的心灵更加无法用算法解决，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机会。

    然而，人的社会性在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受到了新的挑战。近20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技术在明显加速，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技术对生活的“重置”。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也在强迫着我们跟随，不断跟它一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追求时尚，而强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在更新，我们只能跟着更新，否则等待你的是脱离网络、去社会化。这种加速度，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成性，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保持艺术创造的欲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场景中，淘宝、京东设置了众多的“推荐”和“方便”，这些 “方便”不但是引导消费的诱饵，更是对我们自身的诱导和窄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我们的偏好被强化。据说阿里巴巴对每一个淘宝用户的定义，可以拓展到几千个标签。这意味着，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欲望、需求、目的、冲动。然而，这只是你的数码存在，这不过是由概率算法导出的一种“显示性偏好”。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群做了无穷细分，但同时人文学者们又总是在抱怨技术把人同质化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否弄清楚，新科技究竟是把社会变丰富了还是变单一了？ 我个人这些年的感觉是，在表征意义上人的确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但是在深层意义上，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能力却被极大地削弱了。

    人们思考问题时，如果缺乏辩证思维，会偏向一极而无暇顾及另一极。面对技术把人同质化的趋势，如何找到反向的动力并将之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摘编自《当科幻窄化了人工智能，艺术的新命题出现了》)

材料一：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受疫情影响，湖北很多优质农副产品面临销售困境，这将直接影响湖北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的就业生计。自4月1日起，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各大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联手淘宝、京东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启动了“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倡议广大网友通过购买湖北生鲜、农副产品，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温暖力量。4月6日晚，由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带货达人李佳琦组成的“小朱配琦”组合同框搭档火了一把。他们主持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引起广大网友为湖北“拼单”的极大热情——这场公益直播共吸引1091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1.22 亿人次，直播间点赞数达1.6亿人次，两个小时直播累计销售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兴高效的网络经济形式。只要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规范有序，能够为消费者减少销售环节，节约时间成本，确保商品质量，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购物效率，提供完善服务，就应该大力支持。而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方式开展公益活动，更是使直播带货拥有了一颗关爱社会、随手公益的公益心，更应该大力支持。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带来更多温暖的力量》，央广网2020年4月8日）

材料二：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同时，一些公众人物“直播带货"的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除了营销技巧之外，“直播带货”的流行也有着深层次原因。直播经济蓄力已久，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再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足不出户推动“宅经济”发展，线下客源稀少促进企业商家转向电子商务谋生存。从直播助农到直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可谓顺势而成。

“直播带货”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这启示直播电商，不讲诚信可能一时走得快，但绝对走不远。解决诚信问题、涵养行业生态才是制胜之道。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进行投诉。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市场监管者需尽早完善制度，畅通维权渠道，更好地呵护直播经济的良好生态。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2日）

材料三：

直播带货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这说明网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北京青年报》2020年04月26日）

（图片来源：前瞻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