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这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具体地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现引导性的意义。《国语·齐语》记载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就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的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所有军事装备都是该历史时期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着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进步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的设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等，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运动。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军事史著作。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军事学术思想，用比较规范与传统的概念来表述，就是中国古代兵学。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起源、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兵学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其它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以及唐到清朝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汉中对”“隆中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等，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瑰丽宝库。

（选自黄朴民《军事历史与兵学文化》，有删节）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甲骨卜辞是商周时期人们占卜时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刻写在甲骨背面而产生的。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一些标记性文字，如主人称谓等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完全集中到叙事上。与甲骨卜辞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曰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传遗后世子孙”这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

    铭文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对象，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这段概括基本准确。

（摘编自姚苏杰《叶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2日）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责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候，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①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②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③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④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⑤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①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这阐明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并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透过这些生动丰富的文明形态，抓住交流互鉴这一本质要求，顺应文明发展规律，才能破除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困惑，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②交流互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人类在不同地区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不同文明形态。人们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还要在个体生命活动基础上构建起种族、氏族、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技术条件、交通工具等限制，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这种交流客观存在。

    ③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一方面，它通过内聚力来维系自身的特质，使自身得以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它通过外引力将外部资源转化成自身养分，使自身得以开放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其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只有保持开放，通过交流对话，积极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更好获得外部参照，在互鉴中清楚认知彼此优长、探寻互补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④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寻求合作共赢的必然途径。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不同文明既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有共同的追求。比如，在当今世界，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心愿。我们应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加深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认知，以团结、智慧、勇气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走合作共赢之路。

    ⑤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平等的，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是单一的、单向的。强调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多年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文明共生共存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其他国家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联系起来，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欧阳康《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