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派生物，定性文学应该从人类生活的发生过程，从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注重从精神层面、行为指向和实践意义的结合上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回归文学的原生态、还原文学的原本面目，有利于发现文学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的联系，有利于摆脱原有概念扣理念的束缚，建立基于我们自己感受经验的对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其中，文学的实践意义是我们试图确立的考察和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认识到，文学的各种概念化的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真正富有阐释力的应该是从实践意义上对文学行为目的一种表达，这就是：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在文学中，人们的愿望、渴求、理想、旨趣隐涵，寄予在人物、故事、情节等展开的逻辑之中，生活的肌理、价值、意义和人们的基本诉求也蕴含于文学叙事之中。虽然文学虚构的生活图景并非人的真实生活，虽然文学展现的“生活图景”并不能让人们按图索骥地重复，但文学让人们在“虚构生活”中近乎真实地看到了对象化的自我，并可能从中回味出生活的乐趣和动力。文学叙事高于平凡的生活。甚至是理想化的乌托邦，但在文学的修辞手法、多种表现手段构筑下可能美轮美奂，楚楚动人，引起人们极大的冲动和向往。所以，对于文学而言，不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完全按照文学的描绘生活，而在于能够激起人们多少冲动和向往。因为人类最早创造文学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初衷可能是在疲劳、痛苦、无聊之时玩笑、娱乐、虚化一下自己，甚至是进行一次自我开涮。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叙事就是一种虚幻，就是让人的生活由实向虚的一种转化，而人们在许多情景中常常向往虚幻。当人们的实在生活出现矛盾、困境时，以虚化的图景予以调和、润滑、昭示，困厄也许就细而无声地度过。文学就是要构筑一种“逼真”的“非现实的生活”，而且这种“非现实的生活”还是人们极力憧憬和向往的，是人类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文学虽然不能规划和设计社会生活，却能辅助、引领、指导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充满空灵、清幽、诗意，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渴望，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惬意，展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娴静，产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放，甚至生发出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由此可见，文学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诗意地生活。

    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存在或者文化存在，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文学的作用或者有用性。文学的有用性并非对人们物质生活的实用性，而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有用性。人的精神发展呈现两个路径：一种是理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政治、哲学、宗教等，抽象高深，远离人的生活；二是形象思维（感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文学艺术，直观、形象、生动，相似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种“高于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审美，也就是说，文学给我们提供的“生活”是审蔓的生活。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感受、体验、参悟生活的方式。它让人抛开冗繁，以文学的修辞、形象、故事、意境等对人的生活进行审美性创造，从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在这种“审美性生活”的熏染、启迪、昭示下，树立和坚定生活的信念，开创人的实践意义上的新的美好生活。就此意义而言，文学是人们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选自吴圣刚《文学是一种审美生活方式》，有删改）

幽默权

陈彤

    如果我说幽默和权力是有关系的，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很多人喜欢神化幽默，把幽默说成是一种天生的性格中的东西，而且认为这种东西和智商相关。其实，普通小民百姓像贫嘴张大民那样的不能叫幽默，他们那叫“贫”叫“损”。幽默是什么？幽默的外在表现是风趣，内在实质是优越感。好好想一想，我们听的长工愚弄财主式的故事那不叫幽默而叫笑话，为什么？因为幽默必得是口吐莲花，把人家含含蓄蓄地装进一个套子而自己一点损失没有，类似武侠小说中的高人——杀人不见血，中原一点红。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算好笑，也是笑话，不是幽默。

    为什么我认为幽默和权力是相关的呢？因为在权力社会，你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表现得比上司聪明吗？我手边有一本幽默集锦，发现大部分收录在册的幽默大师除了艺术家（其中包括文学家）就是政治家了。而艺术家的幽默大部分是和调戏妇女有关的，比如萧伯纳在一个舞会上邀请一位大龄妇女跳舞，那位妇女激动万分，以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萧伯纳及时打消了她的“愚蠢想法”，他说：“我请你跳舞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舞会，不是吗？”其实这个级别的幽默还不如贫嘴张大民的，但是因为出自萧伯纳之口，也就成了经典。这至少说明幽默有趋炎附势的特征，从张大民嘴里出来就是“臭贫”，但是从萧伯纳嘴里出来，那就成了“象牙”。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以谈吐不俗名传于世。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有一天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夫人，开口就说：“我不能称您为主教夫人，可是我又羞愧称您为情妇；不过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怎样称呼您才是正确的，我还是要谢谢您的到来。”真是妙语连珠呀！主教夫人能怎么样？在一个权力社会，即使主教夫人有足够的智慧，她也只有被女皇幽默的份，如果她要表现幽默，必须找比自己等级低或者至少是和自己同一个级别的人。

    我手边的这本幽默集锦是我的一个口无遮拦、为人风趣的朋友送给我的。他说自己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希望自己能像书中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样幽默风趣，可是后来一件事情教育了他，让他懂得自己必须要先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才有可能像权力拥有者一样口吐莲花。有一天他的领导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寻他开心，故意问他：“你昨天在哪儿过的夜？”我的朋友要是老老实实回答说“在家”也就算了，可是，他偏偏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于是他说：“难道你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过夜吗？”结果呢，一年过去了，别人该加薪加薪该提升提升，他什么都没有，问来问去终于知道他的问题所在——目无领导。

    知道什么叫幽默等级了吧？领导幽默下属那叫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幽默领导罪过就大了。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

    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陈祖武2014.8.8《人民日报》有改动）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并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集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还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语言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