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之痒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明明很心疼妈妈却总是跟她吵架?”由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发布的这句话，20多字，被转发1万2千多次，评论大多是“举手”“我也是”这般字眼，感同身受之情跃然纸上。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

    因价值观念、思维行为、道德标准等不同而带来的两代人差异，通常被称为代沟，并不稀奇，然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今日中国这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和社会阶段的社会结构并存于当下，生活在不同社会形式下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由于经济、历史、教育等原因，形成了奇特的代际差异——双方既渴望亲密，却只能疏离；疏离之中，亦有无法剪断的现实羁绊，以及从经济到心理的相互依赖。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家庭所具有的‘三口之家’的特征使得走向社会的青年独生子女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突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如此表示。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唯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间，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思想上的鸿沟，大多反映在类似的生活小事上：50后、60后父母们接受到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食物不能倒进厕所，右眼皮跳会有灾，更加会引起争端的，则是关于生活方式上，如：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吃生冷、小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穿……

    父母退休后，操心独生子女和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除了孩子，父母没有别的依靠，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然而，一旦两代人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同住，各种矛盾亦随之而来。有调查显示，与父母分住的青年的亲子关系，明显比与父母同住青年的亲子关系更紧密一些；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虽便于交谈和互动，但也可能形成更多亲子冲突。悲哀的是，许多80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啃老”。他们势单力孤，没有父母支援，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个汹涌变化的社会。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粉丝经济”正在打破着什么

钱好

    日前，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专门请来美国当地舞团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快闪”表演，并包下时代广场11块LED大屏为偶像庆生。“粉丝经济”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追星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实在疯狂到令人无法理解。但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以往一味地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跟在偶像身后“围追堵截”，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了“粉丝经济”正在经历的新变化，今天的粉丝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说：“过去，人们常用‘脑残粉’来形容追星的盲目，但这个词语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粉丝了。”他以“韩粉”举例表示，这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是一个对韩国明星狂热崇拜的群体，但“95后”“00后”的“韩粉”会主动对明星提出要求，对经纪公司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言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任何侵犯。这份理智背后，固然有这一代年轻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作为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些粉丝往往更独立、有主见。

同时，在孙佳山看来，新一代粉丝有着“真实消费”的需求。“以往的粉丝崇拜完美的明星形象，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他们的不理性。所以刘德华结婚的消息公开后，会出现粉丝自杀的极端情况。”但是，完美型明星对今天的粉丝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年轻人更喜欢与自己接近的，有“伴生性”、真实感的明星，诸如鹿晗等新一代人气偶像皆是如此，粉丝一步步见证了他们出道后的成长历程，也乐于看到他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偶像的缺点也会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里约奥运会期间，傅园慧率真可爱的言谈为她赢得数百万粉丝，就是“真实消费”的一个鲜活案例。正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让新一代粉丝远离了“迷信式”的盲目追星，对偶像能有更加理智的平常心。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时代广场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追星，今天“粉丝经济”已然能够替代传统的经纪公司，进行偶像的包装、宣传工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

    面对这股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相比用固有思路一味批判、压制，简单的“堵”和“批”已然不合时宜，如何真正理解、对话背后的群体，并合理运用这股能量，是更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波轰轰烈烈的“粉丝经济”，很大程度上正在推动新旧两种明星制的更迭———在20世纪的传统明星制中，电影、电视是主要的晋升途径，因此，传统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全新明星制，为众多三四线演员、艺坛新秀，乃至“网红”，提供了成为明星的机会。比如鹿晗在成为大众熟知的偶像之前，已经作为演唱团体“EXO”的一员，拥有无数拥趸。换句话说，电影、电视不再是造星的唯一途径，“粉丝经济”为更多普通艺人的成名降低了门槛。

    不得不承认，当下一些依托“粉丝经济”走红的新生代偶像，接替了传统大牌明星的位置，继续享受着“天价薪酬”，资金泡沫也是“粉丝经济”时代文娱行业仍需警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合理利用粉丝的能量，“粉丝经济”将大有可为，很可能成为打破资源垄断等行业困局的契机。

（选自《文汇报》2016年10月16日 有删改）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所谓词外之情即言外之意，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诗的语言的本质。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诗中的言词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的语言的这一特征：“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对好友的回忆。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中国古典诗中有以单个的语词为象征的，例如以松柏象征坚贞；也有以全诗为象征的，例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这就是以丹橘及其经冬不谢的具体形象，象征诗人高洁的品格，从而使读者理解诗人的内心生活。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共同的传统背景，生活于一个古今一体的“共同体”中，所以即使是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使古人张九龄的个体性的东西得到今人的理解和同情。张九龄的《感遇》可以说全诗都是用象征性语言暗示更深远的意境或情意。又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全诗写的是实情实景，然而这些富有象征性和暗喻性的语言却指向个没有说出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让读者能心领神会，恍若身历其境。

    中国古典诗中有不少描写景物注重形似的好诗，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更加崇尚画意与深远的境界相结合的诗，崇尚有神韵的诗，而不是崇尚单纯形似的诗。王维的《终南别业》诗中有画，而又在画的背后隐蔽着一种悠然、空寂的境界。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表面上是一首描写田园山水的单纯写景的诗，但仅仅这样来看待这首诗，则显然未能真正领略其诗意。这几句诗在描写“人境”的现实田园景物时，却隐蔽着语言文字所未说出的超现实的情趣和理想境界，正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摘编自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一个人一生要追求些什么？我认为有三点：必要、需要和重要。“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像生活条件是必要的，非吃饭不可，但是光吃饭不够。。

    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人生的需要是发展潜能，即心智上的潜能，包括三方面：知、情、意。“知” 就是求知。古人读书，书不多，五本就够了，即《诗》、《书》、《礼》、《乐》、《易》。《诗》代表文学， 《书》代表历史， 《礼》代表社会规范， 《乐》代表艺术修养，《易》代表哲学。当时，如果把这五本书都读好的话，就是全方位的学习。所以，“知”的重要性是帮助我们这一生过得充实又快乐。

    “情”就是情感。人的情感要调节，意即“情绪智商”。我们如果处在穷困的境况中，怎么才能快乐呢？调节情绪。情绪调节有很多方法，譬如欣赏音乐或通过休闲生活接触大自然等在这一享受休闲生活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到人我之间微妙而又美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慢慢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一般人的情绪都是利己的，人与人互动很自然都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你培养好的情绪智商，就会慢慢想到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就像《易经》中的“损卦”。很多人听到“损” 字，就觉得是损失。但是《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两卦卦辞是上上大吉，其中一个就是“损卦”，为什么呢？就是“损己利人” 这四个字，与我们平常想的“损人利己” 倒过来。一般人如果做事损人利己，肯定人缘不好，大家都讨厌。如果是损己利人，做任何事都考虑到别人的要求，自己吃亏无所谓，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我以前读《论语》，常常觉得自卑，打开《论语》一看，里面好像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仔细看孔子的描写，发现自己就是小人。因为君子所了解和考虑的是道义，小人则专注于利益。想想看，我们从小一路走来，真的很像小人，没什么长进。是不是这样呢？也不尽然。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 就是小孩子，身体长大了，但是心态还是小孩的阶段，顾自己，只替自己着想，所以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人。君子就是立志的人。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立志者，有志向，让自己每天提升、改善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要把“君子”看成正在进行的状态，君子就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经做到的君子，真要做到君子的境界很难，没多少人能做到。

    “意”就是意志。何谓意志呢？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请问你是被动还是主动？通常我们做选择都会有几分被动，几分主动，而被动成分居多，所以要慢慢修炼。如何修炼？慢慢增加主动的成分。本来是我不太愿意做的，被要求做，慢慢变成是“我觉得我也能够做”，到最后变成“我愿意做”。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把自己的责任都当做是自己愿意做的，心情就不同了。上班的时候很开心，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如此一来，作为部属，上司对你很满意；作为学生，老师对你也很满意。

    快乐人生的秘诀无它，关键就在“化被动为主动”，古今中外都相同。不能做到这一步，什么快乐都是假的。

（摘编自傅佩荣的《人生追求无私无欲的快乐层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