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濒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人家会聚在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桠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境界，自然会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借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支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木头的信仰

刘云芳

    ①他用细长的钢挫在小叶紫檀上打磨，这块木头是他近得的。紫红色的粉沫纷纷落进透明的杯子里，这些微小的鱼太沉，迅速沉了底。他在检验这块木头的真伪，探究它真正的身份。这个过程中，他比木头还安静。目光却像猫，在杯底捕捉着木屑的表情。

    ②检验一块木头的真伪还需要闻它的气味。他轻易就能察觉它们在气味上的差别。有的木头在人的手里传来传去，汗味让它自身的气味变淡，甚至完全改变。这时需要稍稍打磨一下，将外层褪掉，它的气味就会重新回来。木头跟人一样，在人群里呆得太久，就把自己的味道藏在了身体里。他也让我闻香木，后来，我真的从小叶紫檀里嗅到了一种带着甜味的果香那是木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修练的结果。同样一种木头，有的是果香，有的是奶油味，有的却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这些信息记录了一棵树的出身、籍贯、生长环境以及它所经历的种种的遭遇。再出身高贵的木头，也需要修行，在阳光雨露里丰满自己的年轮。

    ③他——我的丈夫是一棵人形的树。很多时候，他是沉默寡言的。他在背包里装满了钢挫、刻刀，作为年轻的男性，他没有把目光放到实用的事务上，无意于职位高低，沉湎于当下的安逸，难免让亲友们跟着着急。他只能看见木头的心事。那些被人视为无用的边角料的木头，身体的大部分已经成为某个家具，现在，它被弃之的部分，要么是多余，要么是因为不合规则。

    ④规则是人验示自己的同类或者其他事物的标准。从幼儿园起，小小的人类就被迫割掉异于常人的部分。唱歌时，身体要跟别人一样摇摆；一律把太阳画成金色的圆圈；房子前一律有小草和一个长着发丝一样细腿的小人……得让他们明白：拥有不整齐的部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需要忘记自己真正的内心，那个与他人不一样的部分。依照这个规则，一些木块被流放，它们在小摊上辗转，像一个插草标的民女，等着有人来怜悯、相认。一些看似平庸的木头，也可能有着奇特的内心。它紧紧搂住这隐秘的部分，等待一个用目光来透视、用硬物来开门的人。

    ⑤我的“人形树”丈夫心里有一块能照见木头内心的镜子，在遇到它们之前或者之后，一块木头的内心就活在他脑海里。他那样小心地唤醒沉睡的木头，用三角刀、斜刀、平刀等等几十把不同型号的刻刀为它的骨骼定形、定位。2000号或者3000号沙纸能让它们光滑如真正的婴儿。而小叶紫檀这样的木头也不辜负人的辛苦，闪出金星，这迷人的眼神。这个过程中，他像个接生婆，任何事情带来的欣喜，都不及一截木头的重生多。

    ⑥上班时，他不是人形树，是螺丝。从早上起床，挤公交车开始，到天黑前挤公交车回来结束。这枚没有野心的螺丝，在单位让其他人觉得安全而舒适。但到了饭桌上就会受人嘲笑。他不喝酒，也不拍马屁，这就很没意思。无论怎样劝解，他都坚持自己的选择，长时间与木头交往，让他已经拥有了木头般的定力。这一点跟旁边那位黑脸男人不同。那个原来跟他一样有着沉郁个性的男人已经改变，他学着李白的样子潇洒地喝酒，也用播音腔吟诵着关于赞颂的诗歌，这种语言的按摩，让他在别人陶醉之前先醉了，开始语无伦次。他想变成人群里的雕刻者，而非木头。他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把真正的自己封存起来，等着有一天拥有雕刻他人权力的时候，再将之释放。那是一个小芽，在一个金闪闪的螺丝的体内，它伸出触角敲打螺丝的心墙，让人不免纠结和烦躁。更多的时候，它们胎死腹中。主人一遍遍扼杀它们，却要等真正强大之后，以各种形式，假装那个小芽还在，假装它们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⑦丈夫这棵“人形树”像很多人一样，每天急匆匆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心里却思索着某块木头的形态。也像一块木头一样，被雕刻的同时，雕刻着别的东西。被破坏的同时也破坏着别的什么东西。雕刻与破坏是天然的邻居。

    ⑧某个夜晚，他兴奋地走过来，让我看一块新打磨过的木头，“是赞比亚血檀，不是小叶紫檀。”为了验证这句话，他端来两杯水，再把两种木屑像药沫一样同时撒入水里。左边杯里的木屑已经干脆地沉入水底，右边杯里的木屑却显出一丝犹豫。它们的表面那么相近，遇到同一种事物却有着两副表情。他说，这好比机器能雕刻出精致的属相、坠饰和佛相，却雕不出一块木头内心的信仰。

    ⑨我相信，这是真的。

（选自《散文》2016年7月）

奖状

杜秋平

    到西部贫困的山区后，我的脾气变得越发的坏了。其实早先我已经意识到这里条件的恶劣了，但未曾想到竟是如此之差。要不是来西部支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有许多优惠政策，我想我是不会来的。

    总算熬过了多半年的时间，再没多久就可以回去了，离开这里的艰难与困苦。寒风吹着四面透风的破旧教室，我的心冰凉冰凉的；但是看到学生们天真的小脸、单薄的衣衫、带着冻疮的手指，我的心突然有些愧疚。我是有些对不起他们的，他们是多么希望我能多呆些时间，甚至希望我能长久地留下来。可我呢，却一直想着回到大城市去。我鼻子酸酸的。我想起夏日里学生们给我带来家里舍不得吃的瓜果，他们真诚地捧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老师，你吃你吃嘛。我想起冬日里他们还用带着冻疮的小手捧起我的大手给我往手上哈暖气，把温暖一直送到我的心里。

    可我终究没有太高的觉悟，我还是盼着回去。我强打着精神，继续一日日给孩子们上课，心里却在盘算着回去的日程。

    学生们都很听话，特别是那些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事实上这里多半是贫困的学生。学生们成绩还不错，他们也很上进，每每考试，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奖状。是的，奖状，他们拿回家后会得到父母的夸奖，把奖状小心翼翼地、庄重地贴在墙上，这就是全家的荣誉啊。虽然学校连奖品都买不起，但小小的、单薄的一张奖状就足以让他们感觉无上的光荣。小强子得到过奖状，他高兴地跳过；小霞也得到过，她高兴得连流出的鼻涕也忘了擦。小娜得到的最多，她有一双天真而智慧的眼睛，不怎么爱说话，笑得也很少，但领到奖状的那刻她总是微笑着的，冲着我微笑。

    我组织完考试，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学生们提前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都显得闷闷不乐，他们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轻轻牵着我的衣角嘟囔着小嘴舍不得离开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我认真注视着每个学生，希望能记住他们每张可爱的面孔。可是我却发现小娜没有来。我一下子心里怪怪的，紧接着是焦虑和担忧，莫不是山路艰难出什么事了？今天连学校的领导都在教室里，村民也拥挤在窗子外面。他们都不希望我离开，但今天他们又是诚心来为我送行的。我的脸开始有些涨红，应该是羞愧。你看，连小娜都不愿意来给我送行了。

    我正疑惑间，校长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手里捧着一张很大的鲜红的奖状：“杜老师，你看，你要走。我们也没什么好送的，这张奖状是我们送给您的。感谢您给我们山区做出的贡献！”老校长面带皱纹的脸上写满真诚。

    我深深向他们鞠了一躬，眼里止不住落下泪来。我手捧奖状，看着上面“支教模范”的字样，又一阵愧疚之情涌上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于是问校长，小娜为啥没来啊？校长居然说小娜可能以后不来上学了。是她父母不想让她再念下去了。

    我的心被重重地一击——这么刻苦、学习又很好的学生怎么能不上学呢！

    我必须在我离开前去趟小娜家，劝说她的父母，再穷也得让孩子上学呀。我望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决意要去看看小娜。

    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才赶到小娜家。真难以想象，她每天那么早就可以赶到学校。我擦擦脸上的汗，刚要敲门，里面的吵闹声早已传出来，小娜哭喊的声音也传出来。父母一定在打她。

    我急忙推开门，她母亲正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拉着小娜。我急忙跑过去夺过木棒，把小娜揽在怀里。“别打了，小娜学习很用功，为什么不让她上学，还要打她！”我气愤地瞪着她母亲。

    “是杜老师啊，你不知道，她这娃以前学习还用功，可这回一定是在学校没好好学习。你看，你看，”小娜母亲用手指指墙壁——那上面满是鲜红的奖状，“以前回回都得奖状，可这次呢，居然没得奖状！我们大人辛苦供孩子上学容易吗！”

    我的心一颤，一股更大的痛苦涌上来，我似乎感觉天昏地暗。事实上这次是怪我啊。我只顾早点回家，居然，居然忘记了评三好学生，忘记了给孩子们发奖状。小娜是应该得奖状的！

    我流着眼泪对她们说：“都怪我，是我的错……”

    第二天，我把买好的火车票退了，我决定在这里多呆一年。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

    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这些给我的 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

    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里地上铺上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他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化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 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有删改）

种芦粟，吃芦粟

高明昌

①最小的妹妹打电话给我，说：“哥，芦粟好吃了，你们回家来拿吧！”

②其实，我对芦粟的期待，比起妹妹的电话，要早好几个月。我想大概在母亲播插芦粟秧苗的时候，我就开始期盼了。

③四十多年前，海边村的几十户农家，不管是西高家，还是东高家，没有不种芦粟的。勤谨的人家一般都在五月的开头就开始下种落籽——先用铁鎝翻转土地，过了几天，那块地被太阳晒得熟了，再敲碎泥块——要敲到泥块像沙土般细碎为止，然后开始匀匀地落籽。落籽的那天，如果不下雨，还要用粪桶浇上一些河水，有的甚至还在上面放上一层薄薄的稻柴，这过程叫作培育秧苗。过了二十来天，秧苗长到半尺高了，就拔出秧苗，开始插种。宅前宅后凡是有空隙的地方，包括田头田埂之类的角角落落，还有什边地上，都要种的。种得最多的，是河浜的斜边坡地。

④与任何一种作物一样，芦粟下种以后的管理也是重要的。落籽后的那块地，母亲时不时走过去看看，有时还会蹲下身，翻开稻柴看。种田人都知道，往往该长出来的苗儿还没有出现，这杂草倒先长出来了。母亲经常去拔草，而且这草要连根拔掉，不让土里的营养给草吃光了。拔了草还要浇水——五月天气温差大，太阳有时会成毒日头的。所以，母亲有时会掀掉盖在土上的稻柴，有时又会盖上稻柴，像小时候给我穿衣脱衣一样，全看天气的脸色。待秧苗露芽、露头以后，母亲去看地的次数更加多了，待秧苗长到了四五公分长，就会叮嘱父亲施肥去。那时施的肥就是粪坑里人出恭留下的东西。母亲叮嘱父亲，一要捣碎，二要加水。母亲担心浓了会营养过剩，秧苗会只长叶，不长根，所以要父亲慢慢地加大浓度与次数。待到秧苗长到半尺高，第二天要拔苗的时候，当晚父亲还要去浇一点水。这水是用来松软土地的，因为明天要起秧头了，不蓬松土地，秧苗要拔断的。这些做法，看上去很杂碎，其实是一环连着一环的，都是依据了芦粟的生长规律来的。

⑤移种拔苗的手法也很有讲究。母亲左手轻轻荡开秧苗，右手的三根手指头捏住植株离地最近的地方，这样拔就不易弄断，或者少断。插播是在另一块地里，不是力气活，但也要用心。母亲先用插刀插入地里，握住插柄左右摇晃几下，扩大洞口，洞内的土蓬松了，再将一棵秧苗放入、扶好，泥土往根部送去，用掌心压，劲儿不重也不轻。一棵种好了，离这棵半尺左右的地方再来一株。这半尺是距离，更是道理。待所有的秧苗插光了，母亲会用粪桶在每一棵秧苗的根上浇一点点的水，再带着笑意离开，像是看到了秧苗的成长。

⑥其实，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能如人所愿的。芦粟苗从此地移种到那地，是真正的连根拔起，再人性的拔也是伤筋动骨，所以插种后的开头几天，叶苗总是耷拉着叶片，一副恹恹的情状。如果叶片焦黄、打卷，最后垂落到根部，这秧苗就死了，就需要补种。所以母亲在移种的开头几天，早上总要去看看望望。补种也是移种，也是一样的繁琐。不过补种的苗儿成活率很高，因为原地的土松了，移种时受的影响小。而一旦成活，苗儿们的生长速度也是惊人的，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分分钟在成长。母亲也还会去看一看，在秧苗的下面除除草，除好草后再请父亲浇点粪。那时母亲最担心的是芦粟是否生虫，如果看见青虫就捉掉，如果是蚜虫，就要用药水喷了——蚜虫是一团一团的，像涂在叶片上的污泥一样，掰也掰不清爽，必须喷药才见效。一般喷一次就够了，喷过以后的芦粟像清水清洗过的一样，叶片儿绿得哑静，茎是根根绿里带白，且笔直，直抵天空。

⑦半月不见，它可以长得和你一般高了，一月不见，它比你高出一头了。那时的芦粟不是吃的，而是用来看的。那矗立在路边、岸头的一两排芦粟，就像竖插了一面面绿色彩旗，在风势的鼓动下，飒飒招展，叶片儿随风摇动，击碰的声音清脆又响亮，像在奏一部田间的交响曲。河斜边上的最好看，排排对对，对对串串，风吹过顺势此起彼伏，像一波波的绿浪，再倒映在河里，就像镶嵌了一大块碧玉，灿烂至极。到了这个时候，各个人家就被芦粟包围了，耳听的是芦粟的声响，鼻闻的是芦粟的清香。乡下说，只要农家的宅前宅后种满了芦粟，人就不生毛病了。到了这样的地方，糊涂的人会变清爽，清爽的人更爽朗。这个话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倒是想问：这芦粟与人的毛病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看了芦粟还是吃了芦粟才清爽的呢？还是说看了与吃了都重要？

⑧看归看，芦粟毕竟是拿来吃的，到了七月份，芦粟就熟了，可以一直陆陆续续吃到十一月。判断芦粟好吃不好吃要看穗头和节秆。熟透了的芦粟，穗头已经由青色、淡红色转为黑色了，而且黑得发亮，秸秆也已经长到三十来公分的长短了。剥开秆皮，会看到一层厚厚的白色黏粉，手一撸，粉就会脱落。这些都是成熟的表征。其实，芦粟熟不熟还可以通过闻香来知道——如果闻着有幽幽的甜香味道，这芦粟肯定很甜了。

⑨我们管芦粟熟了叫甜了。芦粟甜了，就要去攀芦粟。这个“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镰刀直接割起芦粟的根，还有一种是用手拔，先将芦粟的头抓到手心，整体弯起来，在顺势朝外推出去的时候一个向里摁，一摁一“啪嗒”，芦粟就连根拔起了，就可以扛到屋里来，或者成捆地放在场地上。先用手剥掉秆上的皮，再用菜刀按节切断。

⑩吃芦粟的“吃”和吃别的不一样，吃别的都是吃下去，吃芦粟呢就是咀嚼——用牙齿把芦粟的秆皮咬掉后，一段一段吃掉节秆，把甜水吸干，再把渣吐出来。这个过程是动牙的过程，牙齿很辛苦，嘴巴却很甜。

⑪母亲也年迈了，却还年年种着芦粟。我觉得这劳作对她像是一种活血化瘀的疗程一样。芦粟甜了的时候，妹妹也就有理由打电话喊我回家看看。就算不再像当年那样，那么多高家人聚在一起集体吃芦粟，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团圆的机会——芦粟给我们的机会。

（节选自2018年11月28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