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画家”廖冰兄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生作品达上万幅，其漫画尖锐活泼，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被称作“浓缩的百年中国史”。其中，尤以“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悲愤漫画”最为出名。“悲愤漫画”成为廖冰兄代千万人发声的最好工具。

    廖冰兄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读中学时即开始作漫画。20世纪30年代初期，17岁的廖冰兄开始发表漫画。此时发表在上海《时代漫画》等刊物上的作品，虽然以趣味为主，但其中有些作品却是以幽默含蓄的笔调来批判人世的冷酷、虚伪和不公平，甚至试图穷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根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冰兄画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漫画，然后带到广州、武汉展出。1938年秋，廖冰兄又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200多张作品立意新颖，题材广泛，刻画入木三分。这些作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它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惨遭八年战乱中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此时，廖冰兄用了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漫画，以总题为《猫国春秋》，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展出，这组画抒发了人民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暴虐与腐败的积愤，以人形的猫鼠来隐喻反动派中的各种分子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丑态，喷发着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愤。其中《染血求知》为代表作，当时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经费，使当时在校学生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在蚊虫肆虐、夜无明灯的环境下学习。这是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寒士图”。作品展出时人海如潮，不少学生、农民、工人竞相携带铺盖，披星戴月徒步赶到展区，露宿街头，通宵达旦排队购买入场券。作品对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如此广泛的画展是前所未见的。

    1947年，内战已经打响。廖冰兄移居香港。到香港后，廖冰兄加入了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人间画会”。在廖冰兄的倡议下，“人间画会”举办了“风雨中华”大型漫画联展，反映了中国“遍地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的现状。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政治漫画展。

    建国初期，为配合形势，廖冰兄创作了不少时政漫画，其中《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者诸公》为代表作。这组画对“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需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1957年，廖冰兄也因此画被打成右派，自此停笔长达22年。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廖冰兄被“活埋了二十年”的漫画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廖冰兄晚年的作品中，以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的组画《噩梦录》（1979年）和《残梦纪奇篇》（1994年）的影响最大，令人警省。其中《蝇的株连》记录了“极左”路线制造的历次政治运动——“用重磅的炮弹对付一只小小的苍蝇”，而炸弹之下是无数无辜的良民。画面触目惊心。《自嘲》描绘了自己长期封闭在瓮中，身心扭曲，痛苦不堪；在瓮破之后，仍然不敢动弹的状态。表面上，这幅画描绘“文革”留下的精神创伤，反映的是个体的悲剧，实质上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人的悲剧。作品于夸张之中满含辛酸，于感慨之中多有庆幸，于鞭挞之中蕴含警醒，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不可磨灭的符号。

    “漫画不是玩笑，不是点缀，漫画是一种责任。”这正是廖冰兄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相关链接：①中外古今的漫画大师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②廖冰兄有火一样的性格。他生性刚烈，从来不怕得罪人，历经多个时代而尖刻批判的“硬汉”精神不改。画如其人。他的画中有蔑视王法僧规、锄强扶弱的鲁智深；有憨直、纯真、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  ——著名漫画家方唐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钢的琴

申平

    我们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有被列入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一点也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对人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上有老母，下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找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会上，我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文件，接着重点讲了扶贫工作要全覆盖、一户都不能少的道理，最后我把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咦！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他啥也不问，只是冲我们笑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就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吴更里点了一下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呀，是有啊！”

    “能让我们看看吗？”

    吴更里又点点头，带我们来到一间上了锁的房间，打开门，说：“各位请吧。”

    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同凡响的钢琴。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更里走过去，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话语也同样轻轻地说：“各位领导别见怪，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是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赚了钱，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郎朗一样的人。可是，唉……”他停住不说了，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先到乡下来教我。等条件成熟了，就把全家搬进城去，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可是那年，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还死了人，他赔光了一切，最后……他跳了楼。那年我才8岁。”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就不得不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仿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把握。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政府也能名正言顺帮助你。将来有钱再买嘛……”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吴更里，就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扶贫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

阿来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高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

    我驾驶着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蜿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工作时，去一个一百来公里的地方，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三天时间。后来，我坐着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此次青藏之行前，我正在我的小说中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不只是这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些事物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在另一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一座小水电站的出现：“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一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落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错，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于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回到青藏线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虽然我知道，某一天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但一路往南，拉萨在望，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我们的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有删改）

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刷刷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要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着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互助组：指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

最后的微笑

    华老师已经是胃癌晚期，通过两次大手术和六期化疗，她的身心经受了极大地创伤，她自知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

    她是省师范大学的教授，几十年来，从她手中毕业的学生成千上万，有的成了相当级别的领导，有的当上了上市公司的老总，有的移居国外发展。她的许多学生在得知她重病在身的消息后，从全国各地和国外回来看她，见到这么多学生，知道他们都很记挂她，她也着实感动过。

    但说过、哭过之后，没学生在场的时候，她脸上时常显露出些许的失望。这一点没有逃过女儿小倩的眼睛。小倩轻轻凑近妈妈的耳边说：“妈妈，您有什么心事，说给女儿好不好？只要能办到的，再难我也会努力去完成妈妈的心愿。妈妈，我可是您的亲生女儿。”小倩看着妈妈有些憔悴的脸庞，话没说完，眼睛里已经有泪溢出。

    傻丫头，妈妈这一辈子知足了，有你爸爸的爱，有你这个懂事的女儿疼我，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我，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妈妈努力抬起一只手，去给女儿擦眼泪。小倩双手抓住妈妈那只抬起的有些苍白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攥着……

    有一天，妈妈打着吊针，轻声长叹了一口气。小倩赶紧握住妈妈另一只没打针的手说：

    “妈妈，您心里有话，还是说出来吧。”

    妈妈示意小倩把床摇起来了些，小倩重新握紧了妈妈的手。

    “我心里老是想，我教了这几十年书，带了这么多学生，虽然事业都发展得不错，可仔细想想，没一个还在干教育专业的，包括你在内。想起这事，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是我的人生观有问题，还是你们学生的人生观出了问题，我教书育人，教育我的学生也教书育人，应该是没有错呀。可我带了这么多学教育的学生，没一个干我这行的，我怀疑，这是不是我的一种失败。”

    “妈妈，您想多了，不管您的学生现在在干什么，当官也好，做事业也好，只要有出息，只要没人进监狱，就算您的成功。”

    “妈妈，既然您这样说，我想好了，我辞职不在机关干了，我去考教师资格证，我要去教书，干您的老本行。”

    “你真的这么想？”妈妈好像一下子有了精神，声调也提高了不少。

    小倩使劲点了下头，妈妈脸上浮现出了笑容，母女俩的目光对视着，继而都笑了。小倩心里想，好久没有看到过妈妈的笑容了。

    小倩忙向校友群和同学群里发了个微信，说明了妈妈的情况，让大家帮忙寻找有没有还在教育系统里的妈妈的学生。可几天后，有人提供的几个线索都被否决了。她从网络上搜索，什么情况也没搜索到，看着妈妈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小倩不免有些失望。

    大概是半个月后的一天，有人敲病房的门。小倩去开门，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站在门口，胆怯地小声问：“华老师是住在这个病房里吗？”

    “你是？”

    “我是她的学生张小柱，我现在的名字叫张育仁。”

    “张小柱？你是贵州安顺的那个同学张小柱？”

    “华老师，是我，您还记得我？”那中年男人进来一下子跪在了病床前。

    “怎么不记得？你的普通话说的不好，同学们都笑话你。虽然你在班上学习不是最好的，但你学习刻苦，从来没有旷过课，挂过科。小柱，快，快起来。”华老师努力想坐起来，但一直没有成功。

    小倩说：“妈，您身体太虚弱了，还是躺着吧。”

    小柱起来，坐在病房边拉着华老师的手说：“华老师，我可能是您的学生中，最没出息的一个。”

    “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生活上有问题吗？”

    “老师，我毕业后就回了老家的大山里教书，我现在是我们家乡一所希望中学的校长。”

    “真的？太好了。”

    华老师眼睛里闪出了光芒，她示意女儿，自己要坐起来说话。

    “华老师，得知您得了重病，我想我一定要来看看您。我上学时向您借过两次钱，我一定要亲手还给您。”

    “那点钱，不值得一提了。”

    “华老师，我给您带来了两个礼物，这是我的全国优秀老师证书，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写下的《教学心得》，想请您指点后出版。”

    “太好了，小柱，不，育仁，我为有你这么一个好学生，感到高兴和自豪。我答应你，你的书稿我会认真看的。”

    这一刻，华老师像打了强心剂，声调高了，说话也有了底气。最重要的是，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最后的这段日子，华老师过的很舒心，她身心的痛苦好像一下子减轻了许多，嘴里有时还哼上了歌曲。

    一个月后，华老师安详地走了，身边放着她给张育仁精心编辑和核对过的那部书稿。

（选自《山东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