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安稳的睡床

秦珍子

他们或许是这城市最先感到天气转冷的一群人。霜降过后的某个中午，在北京城铁知春路站附近的小路边，一对年轻男女对坐于路沿两侧。他们把头深埋进膝盖，乍一看，仿佛刚结束了一场争吵的情侣。

然而当你悄悄走近，你会听到匀净的呼吸和轻微的鼻鼾。她身上，还穿着附近餐馆的白色工作服。他手边，还放着隔壁工地的黄色安全帽。劳作了整个上午，他们在北方深秋一天里最温暖的时刻，疲惫睡去。

与路人偶然见到的这个场景相似，近日，一组由英国路透社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在微博上引起热议。这组照片被命名为“中国睡美人”，发布它们的图片网站的编辑写道：“中国正试图通过辛勤工作来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只是有的时候，他们似乎需要休息一下。”

在这组照片中，你会看到水果贩子睡在堆积如山的柚子里，菜农在冬瓜垒成的“墙”边小憩，铁道工横卧于铁轨之上，而一位养鸭人则直接睡倒在水塘边的空地上——鸭群以他为圆心围成一圈，好像给他“站岗”。

有的人看完了或许会发笑，为那些奇异的卧榻和古怪的睡姿。有的人却泛起一阵心酸，为那些暴露在烈日下、浸透在汗水中的睡眠。更多的人则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尽管照片没有拍下，但加班的文员会在末班地铁里睡着，补课的学生会在最后一堂英语课眼看书上的文字渐渐模糊。

我们正是这些照片里疲惫的人们，乘上一列奔驰的火车，朝着“中国梦”而去，不知停歇。

事实上，早在2002年到2009年，德国人贝尔恩德·哈格曼就曾拍过“睡觉的中国人”。在华工作的7年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速度”。他把镜头对准保安、司机、建筑工人等普通劳动者，为他们“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干劲而激动。

当人们惊叹于中国高速的发展变化时，那些随意发生在街道边、小摊上、板车里的梦境被轻易地遗忘了。它们本该是构成这个国家宏大梦想的一个个具体表达，它们的主人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造梦者”。

然而许多时候，这些人因为疲劳，来不及找个舒服的姿势，就已沉沉睡去。在照片中，建筑工人的卧榻——砖块、水泥、沙子、钢筋，也许马上就要撑起高楼大厦，但其建造者却往往只能是仰望者，而非分享者。象征工人身份的安全帽，只能为他们遮挡阳光，却不足以为他们带来足够的体面和尊严。

或许正因如此，拍摄者从未觉得这种“哪儿都能睡”的行为有什么不体面，即使在公共场合打呼噜，即使睡眠条件再恶劣。在他看来，疲劳的时候就会打瞌睡，人们都一样。他甚至欣赏这一点，认为“处事灵活”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

这当然并不仅仅事关“灵活”。如果睡觉不再是必需品，而仅仅变成是一种消遣，那么试想会有多少中国人放弃睡眠，宁愿夜以继日地奔忙。照片中随意睡着的人们大多不是无家可归、无榻可栖者，而是醒来就要马上投入工作的劳动者。在那些古怪的睡姿和奇异的卧榻背后，是为改变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而付出的全部辛劳。用自己的奋斗努力活着，这充满尊严。

不过，一觉醒来，现实照进梦想，依然凛冽如冬。教育支出不体面，农民工的孩子就还要挤在狭小教室的课桌里午睡。社保制度不体面，拾荒的老人就依然会从垃圾山上醒来。法治不体面，劳动者的梦想就依然会被不正当竞争者轻轻松松地捏碎。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够体面的睡眠过后醒来，看到的依然是浓烟滚滚中奔驰的列车，而列车却从未停下看看他们的脸，等一等他们疲惫的身躯。

这些身躯仅仅需要在这趟列车上拥有一张安静的卧榻——让启程者不必胆怯，让跋涉者得以休憩，让离开太久的漂流者，梦见故乡和未来。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往事(二)①

          冰　心

    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爹爹！”父亲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整年整月地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

    父亲笑着点头。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我勇敢地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地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②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地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地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象，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地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父亲敛容，沉思地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得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地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地要入梦，幻想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竟极奋迅地起了悲哀！

   丝雨蒙蒙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阑，忽然见天幕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有一点星光闪烁——

   船身微微地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地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③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作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平洋舟中。      (选自《冰心散文》，有改动)

本文是冰心《往事(二)》中的第八篇。②中边：内外，表里。③策策：悲戚的样子。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光荣

    孙犁

    饶阳县城北有一个村庄，这村庄紧靠滹沱河，“七七”事变那一年，河滩上的芦草长得很好。那时候，东西北三面都有了炮声，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整天整夜从这条渡口往南逃，还不断搔扰抢劫老百姓。

    这一天，原生在河滩上割满了草筐，忽听得有人叫他。他回头一看，是秀梅，秀梅低声说：“那道边有一个逃兵，拿着一支枪。”原生紧握他那镰刀，拨动苇草往东边去了。秀梅跟在后边，低声说：“去吧，我帮着你。”

    原生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枝，回头就跑。到了村边，两个人才站下来喘喘气，秀梅说：“明天你就去当游击队！”

    原生说；“你听见人家唱了没：男的去当游击队，女的参加妇教会。咱们一块去吧！”

    “我不和你一块去，叫你们小五和你一块去吧！”秀梅笑一笑，就舞动小镰回家去了。

    原生当兵去了。小五是原生的媳妇，常常和婆婆吵架，后来就是长期住娘家，秋收也不来。

    秀梅在村里当了干部，有一天，一群妇女在一家梢门洞里做活，小五刚从娘家回来，站在一边摇着扇子。秀梅笑着坐下，说：“当兵是为了国家的事，是光荣的！”

    “光荣几个钱一两?”小五说，“我看也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

    “是！”秀梅说，“光荣不能当饭吃、当衣穿。这得看是谁说，有的窝窝囊囊吃上顿饱饭，穿上件衣裳就混的下去，有的人还要想到比吃饭穿农更光荣的事！”

    别的妇女也说：“秀梅说的一点也不假，打仗是为了大伙。”

    小五说：“你不是干部吗?我要和他离婚！”

    大伙都一愣，望着秀梅。秀梅说：“你不能离婚，你的男人在前方作战！”

    “有个头没有?”小五说。

    “怎么没头，打败日本就是头。”

    小五回来就又和公婆闹，闹得公婆没法，咬咬牙叫她离婚走了。

    自从小五走了以后，秀梅就常常到原生家里，帮着做活。

    日本投了降，原生回来了。说：“队伍往北开，攻打保定，我请假回家来看看。”新农会的主席手里扬着一张红纸，说：“咱们原生在前方立了大功，活捉了蒋介石的旅长，队伍里选他当特等功臣，全区要开大会庆祝哩！”

    第二天，在村中央的广场上开庆功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换了新衣裳，先围到台下来，台上高挂全区人民的贺匾：“特等功臣。”各村新农会又有各色各样的贺匾说辞，台上台下全是红绸绿锻，金字彩花。

区长讲完了原生立功的经过，他号召全区青壮年向原生学习，踊跃参军，为人民立功。接着就是原生讲话。台下妇女群里喊了一声，欢迎秀梅讲话，全场的人都嚷赞成。秀梅到台上讲了这段话：“原生立了大功，这是咱们全村的光荣。有人问：什么时候打败蒋介石？这问自己就行了。我们要快就快，要慢就慢，我们坚决，我们给前方的战士助劲，胜利就来得快；我们不助劲，光叫前方的战士们自己去打，那胜利就来得慢了。这只要看我们每个人尽的力量和出的心就行了。有的人，说光荣不能当饭吃。不明白，要是没有光荣，谁也不要光荣，也就没有了饭吃；有的人，却把光荣看得比性命还要紧，我们这才有了饭吃。”台下面大声的鼓掌。

    接着就是游行大庆祝。最前边是四杆喜炮，两面红绸大旗；一面写“为功臣贺功”，一面写“向英雄致敬”。后面是大锣大鼓，中间是英雄匾，原生骑在枣红马上，马笼头马颈上挂满了花朵。

    每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得风雨不透，热汗齐流。街上的老头老婆们连声说；“修下这样好儿子，多光荣呀！”

    队伍在平原的田野和村庄通过，带着无比响亮的声音，无比鲜亮的色彩。太阳在天上，花在枝头，声音从有名的大鼓手那里敲打，这是一种震动人心的号召：光荣！光荣！

（有修改）

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选自《中外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