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代，儒、墨学说并称“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较墨家更大。秦始皇采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秦朝“二世而亡”。汉初尊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虽然嵇康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的圣人。隋唐时代，佛学昌盛，儒、释、道三教并尊，但政治法度仍是儒家的一套。宋代理学兴起，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直到五四运动，儒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儒学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还是应该承认的历史事实。

    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应如何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与西欧相比，确实是落后了；在古代，中国与西欧相比，应如何看待呢？近来出现一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对人的设计的传统中，缺乏人格的概念”“在民族传统中个人的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算不得文化。这个问题涉及民族的价值和尊严，不可以不辩！究竟是中国传统中缺乏个人的人格概念，还是某些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呢？

    中国传统中“人”的观念的问题可以说是关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问题。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提高人的自觉的。以孔孟为例，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显然把人与鸟兽区别开来了。孟子宣扬“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以说是对于个人的肯定。儒家的学说确实不是主张“自我中心”，而是主张从自我出发，由己推人。这种由己推人，可以说是人我并重，人我兼顾。

    儒家学说虽然不主张“个人本位”，但也肯定个人的人格价值；虽然不主张“自我中心”，但也肯定自我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承认人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越来越严酷，明清时期，专制君权日益加强，扼杀了自由思想的生机，但是不应把专制君权的罪过都归咎于儒学。

    儒学的内容与近代世界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但是在历史上，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儒学表示赞佩，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儒家学说标志着“人的自觉”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儒家的理想主义可以与西方古代的理想主义媲美。我们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应对儒学有较深的理解。

    儒学的严重缺点是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自然界的研究。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矫正儒学的偏失，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传统，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

（有删改）

物联网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

    物联网将是下一个推动世界高速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是继通信网之后的另一个万亿级市场。业内专家认为，物联网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大大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技术动力。美国、欧盟等都在投入巨资深入研究探索物联网。我国也正在高度关注、重视物联网的研究。物联网的推广将会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驱动器，为产业开拓了又一个潜力无穷的发展机会。按照对物联网的需求，需要按亿计的传感器和电子标签，这将大大推进信息技术元件的生产，同时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

    和传统的互联网相比，物联网有其鲜明的特征。物联网是各种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物联网上部署了海量的多种类型传感器，每个传感器都是一个信息源，不同类别的传感器所捕获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格式不同。感器获得的数据具有实时性，按一定的频率周期性的采集环境信息，不断更新数据。物联网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物联网技术的重要基础和核心仍旧是互联网，通过各种有线和无线网络与互联网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在物联网上的传感器定时采集的信息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由于其数量极其庞大，形成了海量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为了保障数据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必须适应各种异构网络和协议。物联网不仅仅提供了传感器的连接，其本身也具有智能处理的能力，能够对物体实施智能控制。物联网将传感器和智能处理相结合，利用云计算、模式识别等各种智能技术，扩充其应用领域。从传感器获得的海量信息中分析、加工和处理出有意义的数据，以适应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发现新的应用领域和应用模式。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这些新石器文化核心区衰落，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中原中心趋势形成，这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改变的历程。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显然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了作用。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产业仅为补充，未起到多大的作用。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

    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

    以专营农牧两侧的中间商贸为经济基础的半月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兴起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得益于其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衰落，半月带的功能从欧亚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在中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总体上起到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东西双方只是透过半月带即她所谓的“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中原透过半月带这一“保护膜”向西方输出的恐怕主要也只有丝绸和粟了。

    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夏商周三代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政治策略，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核心“秘密武器”而被禁止西传，比如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以及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等，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反的是，中原许多政治发明和技术，却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开放，影响极为深远。显然，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视为自己安全的腹地和大后方，而将欧亚草原高地视为外方。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的这种亲疏观念，使得以旧大陆西部为策源地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并主要将青铜、牛羊、小麦引入“祀与戎”领域，这不仅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还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摘编自何驽《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与青铜时代全球化》）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