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经济”正在打破着什么

钱好

    日前，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专门请来美国当地舞团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快闪”表演，并包下时代广场11块LED大屏为偶像庆生。“粉丝经济”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追星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实在疯狂到令人无法理解。但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以往一味地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跟在偶像身后“围追堵截”，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了“粉丝经济”正在经历的新变化，今天的粉丝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说：“过去，人们常用‘脑残粉’来形容追星的盲目，但这个词语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粉丝了。”他以“韩粉”举例表示，这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是一个对韩国明星狂热崇拜的群体，但“95后”“00后”的“韩粉”会主动对明星提出要求，对经纪公司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言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任何侵犯。这份理智背后，固然有这一代年轻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作为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些粉丝往往更独立、有主见。

    同时，在孙佳山看来，新一代粉丝有着“真实消费”的需求。“以往的粉丝崇拜完美的明星形象，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他们的不理性。所以刘德华结婚的消息公开后，会出现粉丝自杀的极端情况。”但是，完美型明星对今天的粉丝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年轻人更喜欢与自己接近的，有“伴生性”、真实感的明星，诸如鹿晗等新一代人气偶像皆是如此，粉丝一步步见证了他们出道后的成长历程，也乐于看到他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偶像的缺点也会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里约奥运会期间，傅园慧率真可爱的言谈为她赢得数百万粉丝，就是“真实消费”的一个鲜活案例。正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让新一代粉丝远离了“迷信式”的盲目追星，对偶像能有更加理智的平常心。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时代广场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追星，今天“粉丝经济”已然能够替代传统的经纪公司，进行偶像的包装、宣传工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

    面对这股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相比用固有思路一味批判、压制，简单的“堵”和“批”已然不合时宜，如何真正理解、对话背后的群体，并合理运用这股能量，是更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波轰轰烈烈的“粉丝经济”，很大程度上正在推动新旧两种明星制的更迭———在20世纪的传统明星制中，电影、电视是主要的晋升途径，因此，传统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全新明星制，为众多三四线演员、艺坛新秀，乃至“网红”，提供了成为明星的机会。比如鹿晗在成为大众熟知的偶像之前，已经作为演唱团体“EXO”的一员，拥有无数拥趸。换句话说，电影、电视不再是造星的唯一途径，“粉丝经济”为更多普通艺人的成名降低了门槛。

    不得不承认，当下一些依托“粉丝经济”走红的新生代偶像，接替了传统大牌明星的位置，继续享受着“天价薪酬”，资金泡沫也是“粉丝经济”时代文娱行业仍需警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合理利用粉丝的能量，“粉丝经济”将大有可为，很可能成为打破资源垄断等行业困局的契机。

（选自《文汇报》2016年10月16日 有删改）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的家长用于训诫、教育子弟后代的文字。它包括家诫、家规、家书、家范、家箴、家语、遗训等形式。

    家训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从周文王的《诏太子发》算起，成文的家训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历代的名人志士、文家学者、文武大臣多以家训的形式训诫子弟、垂饬后代。这些家训有不少一直流传到今天，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很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有些家训收集了不少警世哲语，并将这些警世哲语加以编排、分类，读来朗朗上口，对今人也颇有警策意义。有些家训，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除了教子、治家等内容外，还涉及音乐、风俗等内容，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家教百科全书了。

    一般来说，家训的内容包括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立志、气节、为政等几个方面，其中又以修身、处世、治家为最主要。

    封建士大夫历来重视对子孙后代的人格教育，反映在家训中，就是勉子立志、劝子为学、教子修身的内容。教子为学方面的家训，关于学习方法和治学态度方面的论述所占比例极大，尤其在家书中，更是占绝大部分。其中如“志当存高远”、“有志者当勉学以就业”、“君子忧天下不忧个人”等，足可让人奋发；“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正不可不守”、“清白之家，当以家声为要”等，又足可让人守定气节，义不受辱；反映戒骄戒躁、反躬自省、节欲制怒、淡泊寡欲等思想的力诫之言也举不胜举。

    因为是“家训”，所以“治家”在其中占主要地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盛行宗法制度下的大家族，所以“治家”不仅仅是父慈子孝，耕读传家，而且包括了相当部分的有关宗族礼法、墓域祸堂、田产房屋、奴仆侍役等方面的规定。其中立家以勤俭为本的思想为主，中间还夹杂安贫乐道、耕读传家、教子当早、教子当严、齐家以和、忍让兴家、教子以正等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今天应该加以弘扬的。

    已广为人知的家书，是家训的一种重要形式。家书往往随事而写，有感而发，尽管不很系统，但富有情感，词气真切。在家书中，有的直接点出了教子的主题，如西汉刘向的《诫子歆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

    与家诫的板起面孔的训诫相比，家书中那些妮娓道来的长者之言，更富于感染力，更能启发、教育和鼓舞下一代。如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鼓端淑的“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为者亦难矣”，左宗棠的“志患不立，尤患不坚”等，都是家书中的教育名言。这些名言，今天读来，仍使我们的心大为之震撼。

（选自《华人时刊》，2011年第十期，有删改）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材料一：

    全面屏手机，泛指正面屏占比达到80%以上的手机，一般采用极限超窄边框屏幕，相比普通手机，具备更窄的顶部和尾部区域，边框也更窄。夏普早在2014年就发布过第一款全面屏手机Aquos Crystal，采用5寸显示屏，1280*720分辨率，同时取消受话器而配备了骨传导方案，实现了手机正面开孔的最少化，但当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17年下半年，全面屏手机在市场上全面性爆发，品牌从小米MIX到小米MIX2，从三星Galaxy S8到三星Galaxy Note8，再加上后面包括iPhoneX、华为麦芒6，华为Mate10在内的一系列新机等。

    由于手机的大屏化已面临手掌大小瓶颈，屏幕超过6英寸的机身让使用者无法单手触摸到手机边缘，且容易滑落碎屏，导致体验感下降，而最适合大部分用尸使用的手机尺寸是5—6英寸。全面屏更高的屏占比，意味着在机身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展示更多内容，能够让用户使用更加便利。

    目前主流手机的宽高比是16：8，而全面屏一般是18：9。加大的宽度给人们带来了“分屏浏览”这一全新的使用体验。全面屏让同一屏幕内看电视剧和微信聊天、淘宝购物比价这些新需求成为可能。

    2017上半年开始，手机销量的驱动因素由前几年拍照驱动、外观驱动和芯片性能驱动，逐渐转变为明星代言驱动。外观万面，各大品牌乃至各品牌内的子类都呈现严重的同质化。厂商不得不通过推出多款颜色来吸引眼球，但依然乏善可陈；比如苹果推出红色款Iphone7和7Plus来吸引眼球，但销量不达预期。全面屏带来的科技感、整体感则是外观微创新趋势中的一次大飞跃。全面屏未来将结合曲面技术、AR技术等掀起新一轮外观升级浪潮。

（摘编自《智能手机全面屏研究报告》）

材料二：中国手机市场各尺寸机型占比

全面屏渗透率将迎来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于《2018年中国全面屏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材料三：

    对于未来全面屏手机发展的趋势，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认为，“第一代全面屏”主要带来的是更大的占比外观以及视觉效果方面的提升。

    他预测，不久将迎来“第二代全面屏”，还会迎来更多技术以及交互上的革新，例如：异形全面屏、柔性屏幕以及各种新外观材料将成为打造差异化的重要突破口。由于全面屏导致当前大多数厂商不得不暂时采取指纹后置的解决方案，还会催生出新的生物识别技术革新。无论是今年iphoneX的面部识别，还是未来基于OLED屏幕实现的屏下指纹识别，都是技术发展的方向。

    刘立荣认为，全面屏的到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它解决了目前5G时代到来前手机行业创新疲劳的问题，并相信随着全面屏技术的推广，用户换机频率会重新提高。

（摘编自张娜《手机行业“全面屏”发展势不可挡》）